一個活得最苦的父親

　　上世紀60年代,他是一個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時戴上了一頂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僅僅為了生子。60年代,她經(jīng)過婚姻的失敗,精神走向崩潰的邊緣,偶然的機會,她認識了他。一個是政治上的“疵品”,一個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湊合著過日子。沒有婚紗,也沒有鞭炮;沒有娘家人,也沒有婆家人。在一個廢棄的雞舍里成了一個家。

　　還真靈,他如愿以償,第二年生了一個姑娘,第三年生了一個兒子。

　　孩子的降生,沒有帶來歡樂。妻子總是愁眉不展,想著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別關(guān)注男人與女人的那種事。她緊盯著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兩個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廠的托兒所。冬天,在敞著篷蓋的通勤車上,他用棉大衣裹著兩個凍僵了手的孩子,背著奶瓶、飯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擋住呼嘯而過的寒風。夏日,他帶一塊雨布,為孩子擋烈日遮風雨。在車間里,他既是技術(shù)員又是擋車工,一到哺乳時間,他像孩子媽媽一樣,飛快地走進托兒所,手執(zhí)奶瓶,喂了女兒再喂兒子。他是工廠里惟一的一個哺乳父親,是車間主任頒發(fā)的特別許可證。

　　孩子在長大,進了小學。正是毛澤東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節(jié),也是人性瘋狂的季節(jié)。該是孩子們參加紅小兵的年齡。由于父親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沒有參加紅小兵的資格,他無奈地對女兒說:“是爸爸對不起你們。”愧疚的心情超過女兒委屈的眼淚。女兒天真地說:“爸爸,你不當右派好嗎?同學們也不會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卻碎了。

　　為了孩子有一個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勞動,用汗水沖洗靈魂。甚至想像王杰、歐陽海那樣舍己救人,以明心跡。他常常干了一個八小時,又干一個八小時,還要千方百計搞技術(shù)革新。工人師傅最善良,看到他這樣地改造,評選他為“學習毛選積極分子”。軍代表說:“你們車間沒有人了,評他當積極分子?”他不氣餒。

　　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脫泥坯、蓋煤棚。這是60年代每一個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務事。他來自上海,是一個標準的文弱書生,卻熟練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剛壘起一垛泥墻,被一夜的暴雨沖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脫好的泥坯澆成了泥餅,他哭了,對著還不到5歲的兒子說:“兒子,快快長大吧!爸爸實在太累了。”他的身體難以支撐政治和生活的兩座大山,但心中燃燒著期望的火把,就是:“兒子,快快長大吧!”

　　沒有錢,不算苦,80年代以前,大家都窮,反正憑票買東西。政治的歧視,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屬于敵我矛盾,人人與你劃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過,連夫妻吵架也罵:“你個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經(jīng)常聽到這些捅心窩的罵聲,出自睡一鋪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膽,妻子得了幻覺性精神失常,有時把菜刀壓在枕頭底下,說是為了驅(qū)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當成了鬼。睜著眼睡覺勞心又勞神,他終于成了瘦骨磷峋的小老頭,只有深陷的眼窩里那雙明亮的眼睛,證明他剛剛進入而立之年。

　　工廠的黨委書記出于憐憫,勸他離婚,很同情地對他說:“快離了吧!看把你折騰成那個樣子,我們看不過去。”他搖搖頭,看著幼小的女兒,低聲說:“興許歲數(shù)大了會好一些,待孩子長大了再說吧!”就這樣,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轉(zhuǎn)星移,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了,萬惡的“四人幫”垮了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掀起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1979年2月,錯劃右派通知書和一張遲來的文憑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著女兒,一手拉著兒子,高興地逢人便說:“共產(chǎn)黨好!華主席英明。”這個遲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歷程中,整整晚來了22年。

　　孩子們在長大,女地考進了干部管理學院,兩個星期沒有回家了,杳無音信,那個年代還沒有手機。他乘公共汽車到很遠的市郊,再徒步好幾里到學�？赐�女兒,手里拎著女兒愛吃的咸菜。女兒正趴在床上寫入黨申請,高興地對父親說:“爸爸,你幫我寫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兒的角度,寫出了一份入黨申請,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兒手里,還叮囑:“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寫。”

　　兒子下決心要留學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學習日語。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總是等著,兒子進了家,看著兒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飯,他才安心地躺下。兒子考上了日本國立福井大學,真的要遠走高飛了。那是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兒子背起行李下了樓,車開走了,他卻急速上了樓,摸摸兒子溫熱的被褥,淚水流了下來。不會抽煙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紅塔山”,在煙霧縹繞中麻醉著自己。父親的牽掛永遠和兒子一起飄飛,一年一度的祈禱和著極樂寺悠揚的鐘聲也飛到了東瀛。

　　兒子去了日本,他調(diào)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兒不甘心守著精神不正常的母親,給父親寫了一封長信,表示也要出國留學,信中說:“爸爸,你尚有5年的輝煌,可是,我們還有一輩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親這個包袱甩給我們。”他的眼濕潤了,是妻子的病鬧得女兒心煩意亂,還是預見到她所在公司的衰敗,女兒是鐵了心,非出國不可。他絞盡腦汁把女兒、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當他與女兒揮手告別時,意識到自己的孤獨,在打發(fā)身邊無親人的日子的同時,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態(tài)和死亡。

　　他走馬上任中紡物產(chǎn)集團的總裁,這是中國紡織行業(yè)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著,公司上市A股證券市場,又操持著上市H股證券市場;公司蓋起了一座10層辦公大樓,他看到資產(chǎn)增值的報表,甜在心頭。可是,每當回到空曠的家,一種思念兒女的孤獨襲擊著他的心;一份惦記牽掛妻子的負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鄰也別想安寧。他不得不讓一個殘疾的侄兒陪伴著,度過6年的老總生涯。

　　退休,對他是一種解脫,像駕轅的一匹老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閑適地俯視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邊,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開妻子幻覺連連的心,但他失敗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復醫(yī)院治療,期望醫(yī)生把身上的鬼揭下來。他護送她住進了精神康復中心的病房,買了醫(yī)院食堂的小灶飯卡,又不放心,天天從家里端著菜,裹在大衣里貼在心口上,乘坐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送到醫(yī)院的病房。每當迎著早春的寒風,踏著待融的殘雪走出醫(yī)院的大門時,他幻想著自己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誰來照顧她?又有誰來照顧自己呢?他蹣跚著在車流中穿行,看著男男女女們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標走去,他迷惘地、機械地走著,直到華燈初上、家家團圓晚餐的時刻,還不想回家。其實,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覺,他常常對人說:“什么是家?有溫馨的地方才是家。”這是他渴望中的吶喊。

　　妻子的住院,給女兒帶來了牽掛。女兒問父親:“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媽媽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話刺痛了他的心,他高聲地對女兒說:“是你母親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電話號碼告訴你,你和你媽直接通話嘛。”當大洋彼岸的女兒第二天告訴他,是女兒冤枉了他時,他哽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放下電話,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放聲大哭。他廝守著、期待著,殘酷地閹去一切欲望,竟換來女兒對父親的疑慮。

　　兒子的女兒在美國出生了,皆大歡喜,他逢人便說:“我有了一個美國籍的孫女。”大洋彼岸的兒子也戲謔地張揚:“我是一個大孝子,為我爸爸生了一個女兒,抱回國內(nèi)讓我爸爸媽媽照看,免得他們孤獨。”他像歡迎外賓那樣親自到北京接孫女,他的朋友們列隊在哈爾濱機場上等候,家里早有一班人等著,包括新雇的保姆。他喜悅的心情溢于言表,喝了兩杯啤酒后,踉踉蹌蹌地送走了客人,指望從此歷史翻開新頁,妻子看到隔代人會回心轉(zhuǎn)意,精神上驅(qū)病除鬼,老夫妻守著孫女,過不吵鬧的日子。

　　愿望常常變成失望,孫女剛剛回國4天,保姆堅持要回家,說是晚上老奶奶喊鬼,瘆得她毛骨悚然。孩子的啼哭是正常的運動,他的妻子硬說是得了邪病,要把孩子攆走。他失望到了極點,匆匆忙忙把孫女抱到朋友家。為了避免妻子的無理取鬧,他只好說:“孫女去了姥姥家。”從此,他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一顆心掰成了碎塊。小孫女要照看,精神病老伴的折磨要承受,大洋彼岸兒女的苦和累幾倍地壓在他心上。小孫女感冒發(fā)燒,他情愿不是孫女而是自己;精神病老伴幻覺有鬼,他多么想把自己變成厲鬼為妻子驅(qū)邪除鬼;兒女們在國外睡地鐵、當苦力,他怨恨自己沒有給兒女積攢出國深造的學費。他常想只要兒女們能活得好,哪怕自己去死也行。他明白,做父親的代替不了兒子,兒子的路讓兒子自己去走。這樣一個父親,注定是活得最苦的父親。

　　他明知苦海無邊,卻默默地等待著更苦的日子。

　　到浴池里,他看人家兒子攜扶老爸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洗著,嘴里還喃喃叮嚀,像哄小孩子一樣的溫柔。他想到了自己,羨慕的眼光里滲出渾濁的淚,獨自走向滾燙的水池。

　　他在醫(yī)院的長廊里,看到很多老年人安詳?shù)刈�在那�?望著兒女們?yōu)樗麄兣抨牎�掛號、候診、劃價、交款、取藥,他卻獨自一個人排在長長的隊伍里,排完一處又一處。兩條站得麻酸的腿多么希望有一根拐杖支撐起他疲憊的身心,他在透支著生命。

　　在除夕之夜,家家圍著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除舊迎新,噴香的飯菜,大餡的餃子,蜜一樣的年糕,還有說不盡的祝福,發(fā)不完的壓歲紅包。他只能等候在電話機旁,有話對自己的兒子女兒說,話到嘴邊就哽咽,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祝福,手里捏著發(fā)不出去的壓歲紅包。

　　他漸漸地感到了老的沉重,等待著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他喃喃地告誡自己,下一輩子只當兒子,不做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