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漢傳佛教？

　　漢傳佛教，又稱漢語經(jīng)典系佛教或漢地佛教，是指在中國漢地用漢語傳教的佛教體系，漢傳佛教屬于大乘佛教。公元1世紀，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在隨后的十多個世紀中，佛教克服了中印兩國語言、文化的差異，消弭了中國本土宗教的排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派系，漢傳佛教的發(fā)展歷程了四個階段。

　　初傳時期

　　關(guān)于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歷來說法不一。據(jù)《魏書·釋老志》記載： “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今巾亞南部）王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 意思是說，漢哀帝年間，秦景憲在大月氏時，蒙國王伊存親授《浮屠經(jīng)》，有人認為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但更多的人則傾向于佛教于東漢年問傳入的說法。據(jù)《后漢書》記載：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漢明帝做夢夢見了一個金光閃閃的人在殿前飛翔，第二天，漢明帝詢問群臣，太史傅毅告訴漢明帝：我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神，號稱佛，能夠飛身于虛空中，全身環(huán)繞著日光，您夢見的大概就是佛吧！漢明帝對傅毅的話很感興趣，于是便派羽林郎中秦景、蔡情、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出使西域。三年后，使團從西域請來了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僧人，并帶回了佛像和經(jīng)書，漢明帝隨即在洛陽建立了白馬寺，將佛像、經(jīng)書放置寺中，這是中國第一座寺廟的由來。此后，攝摩騰和竺法蘭又將他們帶來的佛教經(jīng)書翻譯為漢文，中國第一部佛經(jīng)《四十二章經(jīng)》就此成書。當時，人們大多認為佛教屬于神仙方術(shù)，佛教主要傳播的地區(qū)只局限在長安、洛陽、徐州一帶。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時期，天竺、安息（今伊朗的呼羅珊地區(qū)）、康居（今巴爾喀什湖和咸海之間）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后來到洛陽，從事譯經(jīng)工作。月氏后裔支謙和康居人康僧會前往建業(yè)（今江蘇南京）弘法。當時的譯經(jīng)和佛教教義的宣傳工作，為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fā)展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

　　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更多人開始在宗教中尋找精神安慰。在統(tǒng)治階級的推動下，佛教逐漸傳播到了中國各地。尤其在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自稱“三寶奴”，不僅建立了大批寺廟，親自講經(jīng)說法，舉行盛大齋會，還曾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北朝雖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fā)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對佛教還是比較扶植的。比如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孝文帝營造了龍門石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以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比較著名。此時，中國也有一批佛教信徒去印度游學，如法顯、智猛、宋云、惠生都曾去北印度巡禮，帶回了大批佛經(jīng)，并進行翻譯，許多重要的佛教著述先后問世，研究佛教的風氣成為一時之盛。

　　隋唐時期

　　隋文帝統(tǒng)一南北朝后，改變了北周武帝滅佛的政策，下令修復(fù)了在北周禁佛時期被破壞的寺院，允許百姓出家，并在首都長安選聘著名學者從事佛學研究與宣講。隋煬帝即位之前，就在揚州建立了慧日、法云二佛寺和玉清、金洞二道觀四大道場。他即位后，又在全國廣建佛寺，并在洛陽上林苑設(shè)立譯經(jīng)館，從事佛經(jīng)的翻譯工作。

　　唐代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求法回國，朝廷為他設(shè)立了大型譯場，讓他主持進行譯經(jīng)、宣化工作，培養(yǎng)出了大批高僧、學者。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反唐，百姓多逃至寺院避難，寺院也趁機擴張勢力，逐漸形成了獨立的寺院經(jīng)濟。直至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的禁佛運動，給佛教以很大打擊。

　　隋唐兩代，譯經(jīng)工作大多由國家主持，譯經(jīng)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都遠超前代。不僅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jīng)事業(yè)，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凈前往印度游學。這一時期，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的闡發(fā)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以往，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都已經(jīng)傳入中國，這為建立中國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八個佛教宗派先后建立，分別是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凈土宗、禪宗、律宗、密宗，后人稱之為“八大宗派”，它們的建立標志著中國佛教理論日益成熟，已經(jīng)脫胎于印度佛教而自成一體。隨著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中國佛教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在宗教、文化上的聯(lián)系。

　　除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隋唐的佛教藝術(shù)更是繁榮昌盛。佛教在建筑、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成就，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shù)的寶庫。

　　宋代以后

　　北宋初期，改變了五代后周排斥佛教的態(tài)度，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這時，西域、印度僧人攜經(jīng)赴華者絡(luò)繹不絕，譯經(jīng)規(guī)模超過了唐代，但成就稍遜。在佛教宗派中，以禪宗中的臨濟、云門兩派最盛。宋徽宗時（公元1101～1125年），由于他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使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時期，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的限制，佛教除禪宗、凈土宗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由于禪宗提倡不立文字，不重經(jīng)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而凈土宗強調(diào)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故能綿延相續(xù)，長遠流傳。

　　佛教中國本土化在隋唐時期已初步完成，而儒、釋、道三教的合流則在兩宋時期。宋代中葉，一些儒家學者以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觀念為武器，紛紛著書立說對佛教進行評判，歐陽修的《本論》、石介的《怪說》、孫復(fù)的《儒辱》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對儒家學者的排斥，佛教則主張三教合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契嵩，他在著作《輔教篇》中指出儒、佛二道都是教人為善，并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而且，佛教不只在理論接近儒家，在僧人的修養(yǎng)和生活中對儒學也有所借鑒。此時，經(jīng)過幾次滅佛的打擊，中國佛教僧人為了生存與復(fù)興，逐漸拋棄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烙印，而開始向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靠攏，竭力變出世為入世，努力向朝廷與帝王示好，在生活作風上則開始學習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與作風，以求儒家學者的接納。經(jīng)過僧眾的諸多努力，儒家學者加深了對佛教的接觸與理解，并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學——程朱理學。

　　元代的統(tǒng)治者崇尚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則加以排擠，漢傳佛教各大宗派的發(fā)展因而受到限制，各宗派在元代繼續(xù)融合，逐漸走向世俗。

　　明朝建立后，廢除了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的特權(quán)，致力于對漢傳佛教的整肅工作。明太祖時期，制定了嚴密的僧官、考試等制度，主要內(nèi)容是將僧官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大系統(tǒng)，并將全國的僧尼編錄成“周知板冊”，借此來凈化僧尼隊伍。對于僧尼管理，朝廷則每三年舉行一次考試，成績合格者才能被授予僧人資格。明代末年，社會動蕩，大量難民流往寺院，佛教開始出現(xiàn)復(fù)興的氣象。這時，禪宗臨濟宗的云棲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天臺宗的藕益智旭四僧，進一步融合各宗思想，主張三教合一，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平民的信仰，號稱為“明末四大高僧”。

　　清代初年，政府為了籠絡(luò)蒙古和西藏，頗為尊崇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則沿襲明代制度進行管理，對僧人和寺廟的管理更為嚴格，佛教日益衰敗。尤其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國力衰微，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近代以后，佛教在家弟子的勢力逐漸崛起，居士佛教逐漸成為佛教的主力。如彭紹聲、楊文會等人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chuàng)辦了刻經(jīng)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新的方向。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開始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chǎn)生了新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