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期的禪宗研究

　　20世紀中國禪宗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曲折與耐人尋味的。它既有過平靜的時代,又有過沉悶的時期,更有過高潮�？梢哉f,中國的禪宗研究是緊扣著世界佛學研究的形勢,同時又與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背景相聯(lián)系的,是諸種因素的綜合結果。按照禪宗研究史的情況,20世紀中國禪宗的歷史可以分為這樣三個時期,即前期、中期、后期,每個時期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情況,且研究的重心也不一樣。

　　20世紀中國對禪宗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說來自國內外兩方面的影響而致。從國內的影響來講,主要是一些傳統(tǒng)的學問家出于對佛教的愛好而自發(fā)地對禪宗進行了研究,例如像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梅光羲,國學大師錢穆,北京的周叔迦居士等人,他們在從事佛學研究時都曾涉及了禪宗。從國外的影響而言,主要是受到歐美和日本等國學術風氣的影響,例如像陳寅恪、胡適等人即比較典型。此外,還有像陳銘樞、黃懺華、羅福成、朱自清、任繼愈等人,也發(fā)表了不少心得。胡適則是國內較早在這方面取得成果、影響較大之人。在僧界中則有法舫、東初、圓瑛、太虛等人,出版了不少經解注疏,但這一部分成果僅在教內流通,進入學界的不多。

　　平心而論,20世紀初的中國佛教的禪宗研究并不是十分熱烈,據(jù)袁賓《禪宗辭典》附錄《禪宗研究論文及著作目錄》,1950年之前,發(fā)表禪宗研究論文60篇,著作2本【實際上數(shù)目比這要多�！俊＿@與現(xiàn)在每年發(fā)表數(shù)百篇禪宗論文與著作相比,真是太少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現(xiàn)在來看,應該有這樣幾個重要的因素:

　　一、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原有的封建清王朝徹底覆滅,"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西方的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廣泛宣傳,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日益高漲,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難宗教的思想一時成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務之一,于是在當時大多數(shù)人看來與封建思想和落后宗教相聯(lián)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沖擊,很多人都指責佛教愚昧與落后,將佛教斥為"死人的宗教"與"鬼的宗教"。在這種文化啟蒙思潮下,佛教為了生存,不得不將主要的精力對付外來的批評和致力于內部的整理及改革。這在一部分僧人如釋太虛等人的身上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

　　二、是西方思潮的侵入、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國社會的衰落,使一部分國內的傳統(tǒng)治學學者感到彷徨,于是他們將國家的振興寄托于佛教,認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與西方的思潮可以找到共同點,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但是他們所說的佛教,并不是講的禪宗,因為在他們看來禪宗是一種實踐的宗教,他們所說的佛教是屬于學理性特點較為明顯的唯識宗與華嚴宗等,希望用這些宗派的思想來振衰起弊,最后達到救國的目的。這在一些士大夫,如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三、是中國佛教自明以后,只有禪宗與凈土宗兩支尚存。天下寺院"七分臨濟,三分曹洞",禪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甚至代表了中國佛教。然而由于佛門內部弊病較多,積重難返,法門秋晚,人才難覓,故佛教界內部,特別是一些居士對這些現(xiàn)象深痛扼腕,他們自發(fā)讀經看論,撰寫著述,組成團體,與佛教僧伽并立。這些人主要以推崇教理性的知識佛教為主,旨在提高知識,專研教理,尤其注重唯識宗的教學,或者追求凈土一宗。這在一些居士,如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等人身上表現(xiàn)明顯。

　　四、是當時國外的佛教學正處在一個文獻學研究的高潮,不管是歐美還是日本,學者們注意的是梵文與巴利文經典的注疏和翻譯工作,在佛教史方面則注意印度與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對漢文佛典的研究,因受到語言的制約開展不多。雖然一些日本學者對此下了功夫,但是其重點是在與日本佛教有關的一些中國佛教的問題上,例如對中國隋唐以前的佛教,尤其是對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研究取得了相當?shù)某晒�。而對自宋以后成為主流佛教的禪宗,確實還無暇顧及,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成果,從現(xiàn)在來看,屬于一些資料整理性的著作,但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世紀初敦煌佛教的資料被發(fā)現(xiàn),無疑給學術界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但是由于敦煌資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所征的有關歷史性文獻不足,加之人才匱乏,準備時間不夠等等,還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這決定了對禪宗的研究還得有一個過渡的階段。

　　五、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大多數(shù)時期一直出于動蕩的時期,軍閥混戰(zhàn)之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后,又進入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所有這些,對做學問的學者而言,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因此對相對于與現(xiàn)世比較遠的學問--佛學來講,是不可能有一個很好的研究環(huán)境的。

　　由于以上幾個原因,使得中國的佛教研究對禪宗的投入不夠,就現(xiàn)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成果而言,主要有這么一些特點。一是對禪宗進行批評或予以判教,這主要反映在內學院的一些人身上,如歐陽竟無和王恩洋等人都在著作中對禪宗作過一些評論【值得注意的是,歐陽竟無與王恩洋等人都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禪宗的文章或著作,他們僅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論及了這一部分內容。參黃夏年《王恩洋與禪宗四題》,載《禪學研究》,2001年刊�！�,認為禪宗"禪屬般若,凈附真言,攝論、地論瑜伽之支隅,俱舍、成實小宗之余緒,皆非能別創(chuàng)義趣者也"【《唯識通論》,南京支那內學院本,5頁�！�。"余聞瑜伽聲聞地、世出世間資糧、加行作意現(xiàn)觀之道,而后知宋明儒者,禪凈諸宗,乃至一切外道之修持,皆缺而不全,偏而不中,偏而不賅,一曲之學也?quot; 【《人生學·解脫道論》,1934年,上海佛學書局,157～158頁�！慷�是對某一部禪經的個案研究,以陳寅恪為代表。他對《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一)此偈之譬喻不適當。(二)此偈之意義不明確。"【參《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4～18頁�！筷愒�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華書局,1964年。】研究也屬于個案,但是他的研究重在歷史時代的考察,對西南地區(qū)的禪宗史實作了詳盡的梳理,材料豐富,觀點鮮明,立論公允,此書至今還沒有人從整體上能夠超過。雖然近年來有人已從國外找到一些新的資料,但是這也只是作一些補充而已,并不能推翻他的研究。至少目前研究明清佛教的人,還必須參考這本著述。三是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例如大虛大師對禪宗就有過評論,指出"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他撰寫的《唐代禪宗與現(xiàn)代思潮》,將禪宗的精神概括為:反信教的學術思想、反玄學的實用精神、 反理論的直覺精神、反因襲的創(chuàng)化精神、全體融美的精神、自性尊圓的精神、虛無主義的精神、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德莫克拉西主義的精神等幾種特點【參《太虛大師全書》第13編�！�。四是胡適的實證主宓難芯糠椒ā?0世紀上半葉,胡適的禪宗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正是他的獨特研究方法?quot;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并用,提出了"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創(chuàng)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大的功勛,永久的影響 "【黃夏年主編:《近現(xiàn)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7頁�！�。這個驚世駭俗的觀點,無疑對教界和學界是一個極富刺激的挑戰(zhàn)。他的許多觀點直到今天也不盡為人同意,但他的許多研究與精神仍為中外學者所稱道欽佩。正如張曼濤所說:"鼓動禪宗研究的,則仍以胡適為一時俊彥。盡管他的研究,為佛教徒或真正禪宗學者所反對,可是由他的鼓動,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引起廣泛的重視,影響甚深,則是不可否認之事實?quot;【《現(xiàn)代佛教學術叢刊·唯識學概論》之《編輯旨趣》,臺灣大乘出版社,1978年。】此外,受日本佛學研究風氣的影響,中國學者也曾經譯介過日本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像忽滑谷快天的《禪學思想史》之片斷,曾經由蘇晉仁先生譯出刊于《微妙聲》上。但就研究的重點而言,這一時期主要還是集中在《壇經》與慧能和神會的身上,這又與當時國際的佛教研究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對后來的禪宗研究產生了至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