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論“心”畫梅參禪

　　畫梅參禪，有詩為證：

　　老梅渾似枯木禪，料是苦修徹骨寒；

　　鐵干數(shù)枝超象外，心香一縷繞筆端。

　　禪是一種內(nèi)心的覺悟，無法用語言表達。迫不得已，釋迦牟尼姑且用一朵鮮花作為象征，將自己的證悟展示給大家，而上首弟子迦葉也正是通過這朵鮮花心領(lǐng)神會，發(fā)出會心的微笑。由此，花和禪似乎也有了某種難以言喻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我畫《百梅圖卷》，也想以畫梅為參禪之階。

　　撇開拈花微笑的動人故事，事實上就中國畫來講，花鳥乃至山水能進入人的審美視野，成為繪畫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對象，著實依賴于玄禪思想的鋪墊，尤其是“道”、“心”本體論的支持。

　　老子說“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莊子認為“道”自本自根，超越于一切之上�！�周易》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認為陰、陽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zhuǎn)化，由此決定著天地萬物的生成、運動與變化。《系辭》分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認為不可見的“道”即存在和表現(xiàn)于可見的天地萬物之中，如清代王夫之所言，“道與器不相離”，“不可象者即在象中”。在藝術(shù)家的眼里，山水花草等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道”的表現(xiàn)形式，并且只有作為“道”的表現(xiàn)形式才能成為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對象，才具有藝術(shù)價值。

　　禪學論“心”，亦大同于玄學論“道”，認為“心”是世界和人生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也是解脫的主體和動因。“心”亦稱作“佛性”，既超言絕相，又與萬相不相分離。僧肇曾言：“佛無定所，應物而現(xiàn)，在凈為凈，在穢為穢。”意思是說，佛無處不在，一花一草都顯現(xiàn)著真如佛性，與主體心靈息息相通。于是，山水花草就不再是原先那種有限個別的世界，不再是冷漠疏遠的純?nèi)煌庠谖�，而是一個充滿了無限意義的存在。在禪家看來，“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蘇東坡也說：“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凈身。”可以說，佛性的光輝使山水花草充滿了情趣和意味，從而成為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對象。

　　由于“道”和“心”既存在于具體的客觀事物之中，同時又不可見，所以中國哲學在認識論上特別強調(diào)一種直觀的領(lǐng)悟，即老子所說的“惚兮恍兮”，亦即禪學主張的直覺頓悟。本著“道”、“心”的這一特點，繪畫藝術(shù)所要表現(xiàn)的自然，絕不是對自然現(xiàn)象的摹仿，而是以“道”和“心”為原則，對自然重新進行組織、加工、提煉，借以顯示生命的和諧結(jié)構(gòu)，以及宇宙生生不息的運動變化。

　　在玄禪思潮的作用下，人們的精神世界逐漸形成主客兩忘、物我一如的認識模式。“物”與“我”不再是對立的、異己的；“物”不再只是“人”的襯托、喻體、背景。由此，自然界的美也就不再依附于“人”，其自身即具有無限的意蘊，成為與人的心靈息息相通的真正獨立的審美對象。在這種時代氛圍中，人們無不親近自然，將孤獨寂寞的心靈寄托在山水林木、花鳥魚蟲之中，從中得到撫愛和慰安。

　　《世說新語》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所謂“會心”就是主、客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通過“會心”，自然萬物在感情上“自來親人”，由此形成一種真正審美化、詩意化的關(guān)系。同書還說：“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大畫家宗炳、大文學家謝靈運都是著名僧人慧遠的弟子，他二人喜歡浪跡山林，澄懷觀道。宗炳年老體衰時還將名山大川“皆圖于壁，坐臥向之”。

　　自然美的最大特點在于不帶任何明顯的社會功利性，這也正是禪的根本精神。禪之所以在對大自然的欣賞中獲得所謂宇宙目的，就在于天地萬物本身是無目的而合目的性的�；ㄩ_草長，鳶飛魚躍，月落星移，它們自身都是無意識、無目的、無計劃、無思慮的。禪學追求“無心合道”，然而就在這“無心”與無目的性之中，卻又似乎可以窺見那個使之所以然的“大心”、大目的性。

　　從自然美走向獨立的審美歷程來看，梅花進入人們的審美視野，成為繪畫乃至文學表現(xiàn)的對象，正是玄禪思潮的使然�；叵氘斈�佛祖拈花示眾，所拈之花雖不見得就是梅花，但梅花既然是花，照樣甚至更能體現(xiàn)禪的精神。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悟道偈就曾這樣寫道：“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云；歸來偶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具體到梅花的創(chuàng)作，我以為可以充分利用枝干的穿插和花頭的疏密來體現(xiàn)易學所講的陰陽。陰陽推而廣之，即枝干與花朵的剛與柔、骨與肉、方與圓、遲與速、橫與直、斜與正、粗與細、收與放、疏與密、虛與實、向與背。通過這些對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來揭示作為普遍法則和規(guī)律的“道”，以及顧盼生姿、顧盼生情的自由心靈。

　　梅花承載著中國人的精神寄托實在是太多太多。隋人趙師雄在羅浮山遇見梅花仙子，情景是那么動人。白居易曾有詩寫道：“三年悶悶在余杭，曾與梅花醉幾場；伍祖廟邊繁似雪，孤山園里麗如妝。”孤山的梅花極負盛名，北宋處士林和靖曾隱居于此，不娶無子而植梅放鶴，稱“梅妻鶴子”，傳為千古佳話。歷代詠梅詩不計其數(shù)，歷代畫梅之作亦不勝枚舉。梅花位居“歲寒三友”之列，名躋“四君子”之首。

　　我喜歡畫梅，特別是枯木逢春、老梅新枝。清人梁紹壬在《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記道：“真州城東十余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干并出，相傳為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干益繁，花時光照一院。”一株老梅枯死四十年而復活，讓我很容易聯(lián)想到禪學中的“枯木禪”，即禪修中的“苦行”。位于熱帶的古印度就曾流行日曬火烤的苦修方法，我想梅花在冰天雪地中傲然獨放，同樣也是一種苦行，一種歷煉。“不經(jīng)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本人以畫梅為參禪，參的是梅花的真精神。唯其如此，方能在筆端流露出無限天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