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要識時務，做人要適可而止

做事要識時務，做人要適可而止

　　老子口中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大意是說，一個人太過貪得無厭，倒不如適可而止，因為太貪的人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沒有了；而“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意思是說我們做人做事要懂得識時務，太過精明算計和鋒芒畢露很有可能給自己招致災禍。老子的這句話用現(xiàn)代語言來總結就是：“做事要識時務，做人要適可而止。”

　　南懷瑾先生對老子這句話的理解是：“這是形容一個人對聰明、權勢、財富等，都要知時知量，自保自持。如果已有聰慧而不知謙虛涵容，已有權勢而不知隱遁退讓，已有財富而不知適可而止，最后終歸不能長保而自取毀滅。”南先生還認為，“持而盈之”和“揣而銳之”是人類心理的通病，從古至今有很多人都犯過這種毛病。所以人們要想“富貴久且長”，就要看開世事無常，懂得“功成身退”的天之道。

　　劉秉忠，字仲晦，少時出家為僧，后成為元世祖忽必烈最器重的股肱重臣，而且他還是第一個被信用的漢儒。劉秉忠生來就風骨秀美，素有志向，為人豪爽不羈。自幼聰明伶俐，據說他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并對《易經》等經史、地理、天文、律歷以及卜算、遁甲等都深有研究。劉秉忠的父親是金的地方官，按照當時的制度，凡是在蒙古貴族領地為官的漢人，都要把自己的兒子作為人質，所以劉秉忠在13歲的時候就于都元帥府做人質，并在那里初步學到了一些從政的方略。

　　17歲時，劉秉忠在邢臺節(jié)度使府當了令史，主要負責一些文字工作，但素有大志的他不甘于此，投筆擲案感嘆道：“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所以他毅然辭官，跑到武安山中隱居了。

　　后來，劉秉忠的才華獲得了天寧寺虛照禪師的賞識，于是“遣徒招致為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后來，劉秉忠游歷云中時，留居在了南堂寺。

　　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為樂積極接納中原文士和儒釋道三教名流，就特意邀請了海云禪師。禪師在經過云中的時候，聽說劉秉忠很有才華，就“邀與俱行”。后來見了忽必烈之后，劉秉忠很受賞識，而且他“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所以等到海云禪師返回的時候，劉秉忠被留了下來。

　　從此，劉秉忠?guī)资�年一直跟隨著忽必烈，參與他創(chuàng)建元朝的各種大計方針的決策，為輔佐忽必烈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竭盡了全部精力。他上書諫言說：“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于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shù)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于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

　　劉秉忠還告訴忽必烈說：“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所以劉秉忠接著提出了要改正蒙古國官制混亂的缺陷，他上疏建議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污濫者無以降�？杀雀焦爬�，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于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

　　國家要強大，最基礎的就是保民安民，所以劉秉忠又提出要減輕百姓負擔，他說：“天子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國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為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yè)，辟田野，亦為資國用也。”不但如此，他還積極改革考試制度，主張尊師祭祀，開科舉士，為忽必烈選拔有用人才。

　　劉秉忠的大部分建議都得到了忽必烈的采用和實施，為其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來劉秉忠還俗之后，官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同時，忽必烈又下詔以翰林學士竇默之女嫁給他為妻，賜給了他一座大宅子，成家立業(yè)。

　　還俗之后的劉秉忠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卻依然過著齋居素食、心如止水的簡樸生活。有一次，元世祖要賞賜他千兩黃金，他拒絕說：“臣山野鄙人，僥幸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后來他去世之后，忽必烈悲痛地對群臣說道：“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縝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shù)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

　　劉秉忠以一個漢人的身份在金朝內部做著重要的職位，這一方面和他自己的才華、修養(yǎng)、品行以及元世祖的重用有關，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他很會為人處世，是一個識時務、懂得適可而止的人，所以在金朝的幾十年來他一直備受敬重和愛戴，成為令人敬仰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