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佛教產(chǎn)生于古印度，卻成為了中國宗教？

　　對于中國來說，佛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來宗教，但如今人們提起佛教，似乎都會自然地聯(lián)想到中國。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中國一樣具足漢語、藏語、巴利語系佛教，兼顧大小乘、顯密法，不僅是從中國佛教的殊勝，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觀。

　　為什么佛教在印度文明史上曇花一現(xiàn)，卻在中華文明的土地上落地生根？這或許是歷史的際遇，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佛教在中國落地生根，本土的儒道文化功不可沒，在儒為體、道為輔的中國文化的滋養(yǎng)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中，與他們融合，自身也生機勃勃。

　　佛教初到中國時，與漢代神仙方術相結合，成為漢代道術的一種，漢桓帝“立黃老浮屠之祠”，與當時流行的祠祀同樣看待。而隨著中國歷史上的血統(tǒng)和文化融合，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互斗爭、相互借鑒，逐步成為了中國宗教。

　　佛教在中國的傳教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歷時五百年，自漢起到南北朝終，主要是印度僧人和西域僧人對佛教典籍的翻譯和佛教教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佛教的介紹階段。在此階段，佛教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般若性空的問題，一個是涅盤佛性的問題。前者后來發(fā)展成為“般若學”，后者發(fā)展成為“涅盤學”。此后《十地經(jīng)論》、《攝大乘論》、《起信論》與《涅盤經(jīng)》、《維摩經(jīng)》相表里，引發(fā)了討論佛性問題的熱潮。后來引申出人性污染而佛性清凈如何發(fā)生關系，對后世佛學發(fā)展和儒學轉向影響深遠。

玄奘取經(jīng)影響著中國人對佛教的情感

　　中國佛教的第二個階段是隋唐時期，主要是佛教在中國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階段，這個歷史時期的主角主要是中國本土僧人，佛教的重心也從印度轉向了中國，中國僧人的譯經(jīng)工作也比重也大為增加，其中諸如我們所知的玄奘法師就是這一階段的翹楚。中國佛教高僧在這個時期開始了佛教中國化的工作，中國佛教中許多宗派開創(chuàng)人的著作就在此時問世。智、慧能、法藏、宗密、湛然等人的著作，以注釋或講解佛典的方式，以述為作，直抒胸臆，重在闡述自己的理論體系。了解中國文化的人都知道，“以述為作”是中國儒家文人慣用的傳統(tǒng)，孔子的“述而不作”，荀門弟子作“十翼”托古闡述儒家思想等都是實際上都是“以述為作”。隋唐時期的僧人明顯受到儒人影響，在治學方法上已經(jīng)開始借鑒儒家。

玄奘遠赴印度讀經(jīng)路線圖

　　中國佛教的第三個時期就是北宋至1840年以前，這段時間是中國儒釋道三教真正的融合時期。佛教的宗教精神與儒教傳統(tǒng)文化進一步融合，佛教的心性之學最終被植入到理學之中，使得儒人也“反求諸己”，注重心性之學。

　　唐朝后期，三教人士也由相互攻擊變成了相互包容。隋朝李士謙曾說：“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到唐朝后期宗密說：“孔、老、釋迦皆是至圣”。五代時的延壽法師說：“儒道仙家皆是菩薩，示助揚化，贊同佛乘”。宋代高僧孤山智圓自謂“宗儒述孟軻，好道注陰符，虛堂踞高臺，往往談浮屠。”明僧人智旭說“儒以孝為百行之本，佛以孝為至道之宗”，“以真釋心行，作真儒事業(yè)”。

心學大師王陽明引佛補儒

　　宋明理學大師無不“出入于佛老”。周敦頤《太極圖》來自道教的“先天圖”，而后朱熹近道，陸九淵、王陽明近禪。相傳王陽明捉到一個賊，他跟賊講良知的道理，那賊大笑說：“你說說我的良知在哪里？”當時是熱天，王陽明說：“天太熱，你把衣服脫了吧。”那賊脫了上衣。王陽明接著說：“還是熱，把褲子也脫了吧。”賊說：“這，不太好吧？”王陽明說：“這就是你的良知。”王陽明的這種方式，實際上就是禪宗教人覺悟的方式。自唐僧師儒人治學后，儒人也法僧人教人覺悟，這是儒佛二教的美談。

北京白云觀文昌殿供奉著儒家至圣孔子和宋儒朱熹

　　事實上，古代的三教合一在今天依然有跡可循。北京雍和宮就供奉著“關公”，而北京八大處靈光寺也供奉“龍王”，北京白云觀就供奉著“孔子”和“朱熹”。三教合一的遺跡似乎也預示著中國儒釋道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借鑒。也正是中華文化的包容，佛教雖產(chǎn)生于古印度（地理位置位于今尼泊爾），但卻成為了中國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