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入

　　佛教的傳入

　　傳入路線

　　水陸兩路

　　根據(jù)文獻的記載，佛教是經(jīng)由水陸路傳入中國的。陸路經(jīng)由中亞細亞及新疆到達中國，從漢武帝經(jīng)營西域以來，這條陸路成為東西交通的要道，后來僧侶往返中印之間走陸路的比海路多，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等。至于海路則經(jīng)由錫蘭、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到達中國南部的交趾、廣州。如求那跋陀羅、真諦等高僧，就是由這條路線來華的。

　　經(jīng)營西域

　　張騫出使

　　這條陸路的交通早于西漢時期，漢武帝為了對抗北方匈奴的威脅，曾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與西域諸國聯(lián)絡(luò)對抗匈奴，后經(jīng)多次遣使與用兵，終于確立漢朝的勢力，打開了西域的交通，此后東西的貿(mào)易逐漸頻繁。

　　佛教西來

　　當時，在中亞細亞等地，因曾有阿育王派遣傳道使者傳揚佛教，故佛教漸流行于西域。一般認為佛教傳入中國，是由那些信仰了佛教的商人為媒介。此時的西域諸國，有流行大乘佛教的，也有流行小乘佛教的。但流行于西域各處的佛教，并非一如原來印度的佛教，而是多少滲入了西域文化的色彩，故早期傳入中國的佛教，并非純粹的印度佛教，而是帶有西域的特色的。

　　傳入異說

　　商旅傳來

　　佛教傳到西域的國家后，由商隊從絲綢之路傳來中國。但確實的年代則無法肯定，歷來不同的傳說很多，有些可信性很低，有些則出于偽造的典籍，其間時代的差距有數(shù)百年之多，令后人無所適從。

　　偽說成因

　　探究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佛教傳入中亞細亞后，由于中亞細亞與中國彼此交涉、往還，因而又漸次傳播到中國，故此要尋找出一個肯定的年代是極其困難的。二、魏晉時期佛教的勢力逐漸建立，刺激了道教教團的形成。在兩派勢力均等的情況下，二教優(yōu)劣的論爭，也就自然形成。在此情況下，佛教為了保持其權(quán)威性，便須要將傳入的年代說得古遠一些。因此，佛教傳入的各種異說，便在不同的偽書或史冊中出現(xiàn)。

　　異說內(nèi)容

　　秦代之前

　　『列子?仲尼篇』中載說︰『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圣…』。此西方圣人被指為佛陀，亦即是說佛教在先秦時代已經(jīng)傳到中國。這當然是假托之說，而且毫無根據(jù)，因為『列子』是一本偽書，故此說不能成立。另外，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中說，秦始王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門釋利防等十八個賢人帶來了佛經(jīng)，但被秦始王查禁了。此說典故來自『朱士行經(jīng)錄』，此錄乃后人偽作，且『歷代三寶記』的內(nèi)容有許多有待考證的地方，所以不足以為依據(jù)。

　　明帝求法

　　關(guān)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故事中，以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求法之說最著名。記載此事的典籍主要有『后漢紀?孝明皇帝紀』、『后漢書?西域傳』、『牟子理惑論』、『四十二章經(jīng)序』、『高僧傳』等。

　　這些文獻所記述的明帝求法傳說要點，是永平七年〈公元六四年〉明帝夜夢金人，在殿庭上飛行，翌日以此事問群臣，傅毅認為這金人是西方一位名『佛』的神，明帝于是派遣使者張騫、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求所夢的金人。永平十年，張騫等于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以白馬運載經(jīng)卷佛像回到洛陽，明帝建白馬寺。其后二人譯出『四十二章經(jīng)』，這是佛教傳入中國及譯經(jīng)的開始。以上傳說自三國時代即被盛傳，一直當作事實。但在今天大部份的學者均抱懷疑的態(tài)度，并提出許多疑點︰第一，感夢遣使一事充滿神話色彩。第二，所說明帝派到大月氏國去求法的使節(jié)張騫，，是西漢武帝時代的人，且張騫到大月氏國并不是為了求法。第三，求法傳說中所列舉的秦景和王遵等人，在別的文獻中未見出現(xiàn)，歷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個疑問。第四，漢朝尚未正式與西域互遣使節(jié)。故明帝遣使求法的傳說，可推想為佛教中人藉皇帝的求取而增加本身的權(quán)威性。

　　伊存授經(jīng)

　　『三國志?魏書』卷三十裴松之的注，引用魚豢撰的『魏略?西戎傳』是現(xiàn)存有關(guān)佛教東傳較可靠的記載，內(nèi)容大約說，在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佛經(jīng)〉。

　　楚王信佛

　　楚王英是東漢明帝的異母弟，好結(jié)交賓客，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被人誣告意圖謀反。當時明帝下詔命天下，若獻絹則可贖死罪。英獻絹三十匹，明帝以其崇尚黃老、浮屠〈佛〉當無嫌疑，應(yīng)退還所獻的絹，以作供養(yǎng)沙門及優(yōu)婆塞的費用。這件事被公認為東漢上層統(tǒng)治階級信仰儒教、黃老的同時，又信仰佛教的佐證；而且顯示外國僧人不僅已經(jīng)到達長安、洛陽，還遠達楚王英的封地──彭城〈即今江蘇徐州市〉進行傳教活動。

　　綜合考察

　　綜合以上的資料來考察，在西漢末期，即公元前后，中國人已經(jīng)開始接觸佛教。至一世紀時，長安、洛陽，以至彭城，也有佛教的流布。但是應(yīng)當注意，伊存的口授佛經(jīng)，楚王英的奉佛，無論如何也只是根據(jù)殘存的紀錄，實際上中國人最初知有佛教及皈依佛教，究始于何時，則無法確定。但佛教在公元前后傳入中國時，是經(jīng)西域與中國之間的陸路交通，這是毫無疑問的。

　　佛經(jīng)寫定

　　寫定年代

　　佛陀的理法最初是以記憶背誦的方式傳流下來的，但是，由于歲月的累積，教法的內(nèi)容也隨之增多，造成了背誦的困難。同時單靠背誦難免會產(chǎn)生錯誤或異說，引致教團出現(xiàn)混亂。于是，在公元初年，佛教的經(jīng)典就開始以文字抄錄來加以保存。恰巧在這一時期，佛教亦由西域傳入中國。

　　佛典漢譯

　　兩漢情況

　　中國人雖然早于西漢末年已經(jīng)知有佛教，但其基礎(chǔ)的確立，則在東漢末葉，有了漢譯佛經(jīng)開始。在此時期除了流行的『四十二章經(jīng)』不知譯者外，翻譯佛經(jīng)較著名的僧人有安世高及支婁迦讖二人。

　　世高譯業(yè)

　　安世高為安息國王子，父王去世后，他將王位讓給叔父，便立志出家修道，周游列國。及長，學習阿毗曇并通禪經(jīng)。在東漢桓帝初年來到洛陽，其后歷二十余年，專心從事佛經(jīng)的漢譯，共譯出有『安般守意經(jīng)』、『陰持入經(jīng)』、『四諦經(jīng)』、『轉(zhuǎn)*輪經(jīng)』、『八正道經(jīng)』等三十余部，均屬小乘典籍。其譯出毗曇及禪經(jīng)等典籍，對中國佛教的禪觀思想及小乘法相教義的傳入有很大的影響。據(jù)說他后來到達南方逃避漢末的戰(zhàn)亂，圓寂于浙江的會稽。

　　支讖譯業(yè)

　　支婁迦讖是稍后于安世高來到洛陽的譯經(jīng)僧人，他出生于大月氏國，在桓帝末年到達洛陽，于靈帝時期譯出了『道行般若經(jīng)』、『般舟三昧經(jīng)』、『首楞嚴經(jīng)』及『無量清凈平等覺經(jīng)』等，共十三部經(jīng)典。他所譯的都是大乘經(jīng)典，其中『道行般若經(jīng)』是中國『般若經(jīng)』的最早譯本。以上二人，分別譯出大小乘經(jīng)典，將早期的小乘思想和往后經(jīng)過發(fā)展的大乘思想，一起傳到中國來。當時的中國人，把全部經(jīng)典視為佛說，而接受下來，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之一。

　　容受背景

　　方術(shù)流行

　　當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乃建基于漢族的高文化之上。這種全然不同的文化〈指佛教〉要傳入與流布，必先找到與中國人共通的思想和信仰作媒介，方能逐漸被接受。其時，漢代雖盛行儒學，然于儒學以外，尚有一派樂于隱逸生活的，并以老子為宗的道家；在民間也有起源于長生不老及神仙方術(shù)的道教流行。到東漢末年，此種迷信神仙、方術(shù)、圖讖之風非常盛行，將黃帝、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行咒術(shù)而獲得世人的信仰。

　　佛道混同

　　對于熟悉了這種現(xiàn)象的中國人，看見外來的佛教僧人對佛像燒香禮拜，誦持國人聽不懂的經(jīng)文，舉行宗教儀式，也就自然視他們?yōu)榉绞恐�類；那些僧人舍棄世俗的生活方式，與道家的隱士相比也沒有多大的分別。由于這種印象，佛教因而被視為與黃老同類。所以，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的同時，又崇奉佛教。從此一事實分析，佛教最初是被當作與黃老之教近似的信仰，而被漢族社會所容受，并發(fā)展成日后儒、釋、道三教融和的思想。這是了解中國佛教的一個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