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職業(yè)觀

　　近代太虛大師發(fā)起的“人生佛教”運動是在對傳統(tǒng)佛教的改革、批判之基礎上,通過提倡佛教的現實功能和實踐精神,“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并在此基礎上最終歸結到佛教自身的解脫、成佛的“出世”追求上來。就其嘗試“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這一理念來說,我們可以得出,實踐性是太虛“人生佛教”區(qū)別于傳統(tǒng)佛教的重要特色所在,而這種實踐性很重要的表現就是太虛對佛教徒的“職業(yè)”的有關闡述。

　　太虛認為,傳統(tǒng)佛教的衰敗正是因為其遠離社會世間,以念經、坐禪為職業(yè),以隨心任運為其宗教實踐。結果,這種極端之“出世”追求既無益現實社會人生,也因為遠離人世,受到世俗人們的“誤會”而被排斥在主流思想之外,極度地被邊緣化。因此,要復興傳統(tǒng)佛教,太虛認為,必須將佛教安立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職業(yè)的實踐中,在人們從事于自己的“職業(yè)”活動中去實現佛教的成佛理想。

　　具體而言,太虛人生佛教的“職業(yè)”又具有自身獨特的涵義。其“職業(yè)”概念涵括了兩方面的內容:一者職業(yè),一者志業(yè)。在《由職志的種種國際組織造成人世和樂國》一文中,太虛對“職業(yè)”和“志業(yè)”的含義作了具體的闡發(fā),他說:“職業(yè)者何?迫于機械的必然形勢,為應付現前環(huán)境之工作;乃由質力之不足,求補充以保持固成局面之艱苦事也。志業(yè)者何?發(fā)于精神的自由意志,為創(chuàng)造當來運命之活動;乃由質力之有余,謀施用以開辟生化源泉快樂事也。人格之高下,皆由志業(yè)分判,職業(yè)之為何不與焉。然矢人惟恐不傷人,而職業(yè)亦往往能間接影響于人格耳。”簡單來說,在人生佛教看來,所謂的“職業(yè)”就是普通人們?yōu)榫S持生存而從事的最起碼的勞動;而“志業(yè)”則是在人們基本的生存條件維持以外所從事的一項更高的精神追求事業(yè)。所以,“志業(yè)”對人格的影響作用是直接而重大的,且是高于職業(yè)的。當然,在人生佛教看來,“職業(yè)”對人格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太虛的人生佛教又對“職業(yè)”和“志業(yè)”分別作了不同種類的劃分。對“志業(yè)”而言:“志業(yè)之高下可分為五:最高者為宗教;次高者為學理——若玄學、哲學、道學、理學、科學等;其次為藝術……;又其次為游戲……;最下者為俗染……。前四者施之教育,即為德、智、美、體之四育焉。”而“職業(yè)”也可分為兩類:“一者,直接為維持身命所需要者,若衣食住等農、工、商業(yè)是也。二者,間接為維持身命——是維持家及國等之社會力的——所需要者,若政治、法律、軍警、禮教、學校、寺廟等是也。”可見,從以上的劃分我們也可以看出,人生佛教是明顯視“志業(yè)”高于“職業(yè)”的。并且在“志業(yè)”中,又是視宗教為最高的�？梢砸姷�,太虛對“志業(yè)”的不同劃分以及對“宗教”這一“志業(yè)”的突出強調,顯示了太虛人生佛教“職業(yè)”觀的宗教本位。與宗教相比,其他的職業(yè)和志業(yè)都是其次的。太虛說:“大抵高尚志業(yè)中少數之職司者,若宗教家、哲學家等,以能志職一致為最善;否則職在此而志不在此,此之志業(yè)必致頹壞……而間接職業(yè)之政治、教育等,固重志職一致,更以能寄托其精神于高尚志業(yè)為善……故志業(yè)尤要乎職業(yè)。”在另一處,則更有明確之說法。他說:“前明二業(yè),志業(yè)猶精神焉,職業(yè)猶肉體焉,肉體由精神為主動;志業(yè)猶頭目焉,職業(yè)猶肢體焉,肢體由頭目為率導;故二業(yè)之中志業(yè)為先也。志業(yè)中又以宗教為最高上,而今世已成為世界之宗教者,則耶教、佛教或回教而已。”所以,總體上言,“志業(yè)”是高于“職業(yè)”的。但是,這并非是太虛區(qū)分此二業(yè)之優(yōu)劣的最終目的,而是認為:“然職志二業(yè),復有相攝相入之處……以能志職一致為最善。”“職業(yè)”和“志業(yè)”終究有相重合、相交涉處,二者之一致乃是“職業(yè)”的最理想狀態(tài)。

　　因此,就對于佛教徒而言,將“職業(yè)”和“志業(yè)”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將是最為理想的“職業(yè)”狀態(tài)。不過,就具體的實行而言,太虛又認為,只有首先做好了“職業(yè)”,才能夠真正從事于高尚的“志業(yè)”。他說:“佛教徒無論出家僧侶還是在家信徒,首先要能夠盡職業(yè)之責以報答社會;出家者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yè)’;在家人即仕農工商,各操一贍身養(yǎng)家利國益群之業(yè)。然后才能勤于志業(yè),努力追求精神心靈的凈化。”可見,人生佛教是把佛教徒勤力于職業(yè)作為實行志業(yè)的前提條件,只有先做好現世的“職業(yè)”——因為這是盡對社會之責、回報現實社會的表——盡到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才能在志業(yè)上做一個合格的佛教徒。當然,太虛的人生佛教在“職業(yè)”實踐觀上對出家在家佛教徒又有不同之規(guī)定。

　　對于出家佛教徒來說,人生佛教繼承了禪宗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傳統(tǒng)農禪風格,“務人工以安色身”,倡導以“弘法為家務,利生是事業(yè)”的宗教實踐觀。對出家者來說,就是不僅要把弘法作為其分內事, 同樣濟世利生也是一個佛教徒在現時代的責任和義務。出家佛教徒在念經參禪之余,還應積極接近社會人生, 救人救世,利他度眾。這既是佛法的本義,也是復興佛教之必需。這也就是太虛所主張的“一方面勤于志業(yè), 一方面研究佛法”。若不以此為是,“否則,其本身就是社會的‘負債人’,墮落尚且不免,哪里還能談得上成佛的事業(yè)呢?”

　　不惟出家的佛教徒要把“救人救世”、“利他度眾”作為職業(yè)來看待,特別是針對在家居士佛教徒,太虛尤其強調“職業(yè)”對他們學佛的意義和作用。太虛認為,居家學佛者在學佛的同時,不可將世俗之“職業(yè)”完全拋開,因為其現實正當之“職業(yè)”對學佛具有重大之意義。太虛說:“居士學佛,與出家僧眾異:出家僧眾,乃少數人之住持佛教,專務內修外宏者。而居士學佛,則斯以普及乎全人類,風俗因以淳良,社會由之清寧者也;由遵行人倫道理,養(yǎng)成人格而漸修十善。”正因為居士在家學佛,處身于現實社會之中。因此,通過在家居士的職業(yè)活動,把佛法之精神推及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擴大佛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從而可以影響社會的人倫道德。這正是太虛推行人生佛教思想的考量所在。

　　在看待居士學佛與職業(yè)之間的關系上,太虛認為:“居士應把學佛建立在職業(yè)之上,不要因為學佛而放棄其正當職業(yè)……職業(yè)不僅是個人謀生之用,也是一種對社會應負的責任和義務。如果居士放棄正當職業(yè),不盡社會之責,那么,其本身就為社會的‘負債人’,哪里還談得上成就高尚的志業(yè)呢?”因此,在太虛看來,職業(yè)是居士服務社會的理所當然的責任和義務,佛教徒因而應把盡職作為感恩社會的一個重要方式和途徑。至于居士所能從事的職業(yè),在太虛的佛教僧制改革的內容里,其中就有一條講:“在自由的社會里,應從事農礦、農工、醫(yī)藥、教育、藝術,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以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 從事社會職業(yè),利益社群,當為僧自治。”這種明白地將佛教實踐具體化的規(guī)定把傳統(tǒng)佛教的宗教實踐方式和途徑大大地拓寬了,具有真正的“人生”意義和現實實踐色彩。很難想見,在上述職業(yè)規(guī)定之外,除了不正當的職業(yè),世間已經很難有什么職業(yè)不能為僧眾所從事的了。這也正如星云大師所說的:“人生佛教重視當下的凈土,致力于解決人生各種的問題……佛教都對凈化社會人心、維護人倫秩序,乃至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建設,提出貢獻,例如:幫助生產、開發(fā)交通、保護生態(tài)、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yī)療救濟等。”

　　從太虛人生佛教對在家佛教徒和出家佛教徒的不同規(guī)定來看,盡管太虛大師對出家、在家佛教徒的“職業(yè)”有不同之界定,但他都把是否盡到對社會的責任作為評判標準。而要盡到對社會之責,就要看其在社會中是否“盡職”。在太虛看來,“依佛教的精神來完成自己的職業(yè),在職業(yè)中體現出佛教的精神,使職業(yè)與志業(yè)達到一致。”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學佛者所應當力求達到的最高精神追求。惟如此,通過“職志”的統(tǒng)一,完善之人格也才能夠塑造,人生佛教的“成佛”歸趣也才能夠最終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