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堂集》語言研究概述

　　張美蘭

　　內容提要《祖堂集》是研究晚唐五代口語的第一手語料,深受學界關注。本文重點概述語言學界研究《祖堂集》的成果和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祖堂集》所反映的晚唐五代漢語的特征以及它在漢語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就有關問題談談筆者的研究心得。

　　關鍵詞祖堂集語言研究概述

　　《祖堂集》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禪宗史,序寫于南唐保大十年(952)。書中所記主要是福州雪峰義存禪師(822～908)一系在福州、泉州、漳州的歷史,所記錄的其他宗派大多活躍于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浙江一帶。作為重要的禪宗語言資料,成書又比宋《景德傳燈錄》早五十年,并且書中所記錄的禪師大多數(shù)是九世紀的人,所以倍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把它當作研究唐五代時期禪宗史、漢語白話口語、方言、社會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重要資料。

　　語言學界很重視這部書。正如日本漢學家太田辰夫所說,“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此書是系統(tǒng)了解早期白話的唯一資料”。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學者就開始對《祖堂集》的語言進行了研究,其中要數(shù)太田辰夫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國語歷史文法》(江南書院,1957年)運用了很多《祖堂集》的材料,他的《〈祖堂集〉口語語匯索引》(1962年)收集了約2500條詞語。隨后他還編著了《唐宋俗字譜》(《祖堂集》之部,汲古書院,1982年)。他在《漢語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年)中還專章設有“《祖堂集》語法概說”,是在他1956年和1981年開講座課講義的基礎上補寫而成的,第一次較為系統(tǒng)全面地描寫了《祖堂集》語法的現(xiàn)象。中國學者則多是在八十年代初才見到《祖堂集》并開始研究它的語言現(xiàn)象,從發(fā)表的一系列的研究論文及出版的相關論著看,有專題研究《祖堂集》的,有以《祖堂集》為參照材料作共時或歷時研究的。尤為可喜的是方言研究界、現(xiàn)代漢語研究界對《祖堂集》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從地域方言、近代漢語與現(xiàn)代漢語對比溯源等視角來研究《祖堂集》,推動了《祖堂集》語言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限于篇幅,本文側重于對漢語學界研究《祖堂集》方面的論文進行回顧總結。從論文所表現(xiàn)的內容看,有這幾方面的特色:

　　一、 注重對《祖堂集》本體語言的專題研究

　　這組論文可分為兩類:一是專題考釋《祖堂集》的詞語;一是專題闡述《祖堂集》的語法現(xiàn)象。

　　《祖堂集》的詞匯很接近當時的口語,為此出現(xiàn)了一組詞語(包括部分虛詞)考釋的論文。如:蔣紹愚《〈祖堂集〉詞語試釋》【《中國語文》,1985年第2期,142～147頁�！�、袁津琥《〈祖堂集〉釋詞》【《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4期,65頁。】等。另外多零散見于有關近代漢語詞語考釋類論文中。江藍生、曹廣順編著的《唐五代語言詞典》【《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袁賓《禪宗著作詞語匯釋》【《禪宗著作詞語匯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康仍~匯訓釋的專著中也收錄許多《祖堂集》中的口語詞。“這些詞語不但在《祖堂集》中經(jīng)常使用,而且也見于唐代其他反映口語的文獻資料,可見它們是活在唐五代的口語中的。”【見前揭蔣紹愚文�！窟@些口語詞大都在唐五代時期具有新義或特殊含義,不僅對漢語史研究有價值,還可以幫助掃除閱讀唐五代乃至宋代禪宗文獻的語言文字障礙。因為離開語言方面的研究,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禪宗的旨意。

　　研究《祖堂集》語法的論文相對要多一些。詞法方面所涉及的內容有:代詞(疑問代詞、隱名代詞)、助詞(語氣助詞、動態(tài)助詞)、副詞、詞尾(形容詞、副詞)、動量詞。如:孫錫信《〈祖堂集〉中的疑問代詞》【《漢語歷史語法叢稿》,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10～21頁�！�,曹廣順 《〈祖堂集〉中的“底(地)”、“卻(了)”、“著”》【《中國語文》,1986年第3期,192～203頁�！�、《〈祖堂集〉中與語氣助詞有關的幾個助詞》【《語文研究》,1986年第2期,115～122頁。】,常青《〈《祖堂集〉副詞“也”、“亦”的共用現(xiàn)象》【《天津師大學報》,1989年第1期,79～80頁�！�,李崇興《〈祖堂集〉中的助詞“去”》【《中國語文》,1990年第3期,71～74頁�！�,王紹新《〈祖堂集〉中的動量詞》【《課余叢稿》,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140～152頁�！俊�

　　句法方面有:正反問、選擇問、被動句、動補句等。如:伍華《論〈祖堂集〉中以“不、否、無、摩”收尾的問句》【《中山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80～89頁�！�,袁賓《〈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國語文》,1989年第1期,53～63頁�！�,李思明《〈祖堂集〉中“得”字的考察》【《古漢語研究》,1991年第3期。】,劉利《〈祖堂集〉動詞補語管窺》【《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第3期,61～65頁�！�,刁晏斌 《〈祖堂集〉正反問句探析》【《俗語言研究》,1993年創(chuàng)刊號,29～33頁�！�,劉勛寧《〈祖堂集〉反復問句的一項考察》【《現(xiàn)代漢語研究》,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年,150～162頁�！�;張美蘭《〈祖堂集〉選擇問句研究》【香港《中文學刊》,2000年第2期,139～154頁�！�。

　　詞語訓釋方面的論文我們不多介紹了,下面我們重點來看幾篇語法方面的論文:

　　1.孫錫信《〈祖堂集〉中的疑問代詞》

　　文章較為全面地闡述了《祖堂集》中疑問代詞唐五代時的新特點,指出:

　　(1)《祖堂集》中新產(chǎn)生的疑問代詞可分為三類。一是體詞性的:阿那個(問人,“那”作疑問代詞時前面一般要加詞頭“阿”)、什摩(問事物);二是副詞性的:爭(問理由)、作摩(問理由、方式)、為什摩(問原因);三是謂詞性的:作摩生(問方式)、作什摩(問目的)。這些疑問代詞的語域及語法特點各不相同,起了多方面的語法作用,從使用頻率看,遠遠超過了由歷史繼承下來的疑問代詞,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表明唐代的疑問代詞體系已發(fā)展得相當成熟。疑問代詞分工明確,不同用途已分由不同的疑問代詞來完成,這逐漸成為疑問代詞使用的新的規(guī)范。使?jié)h語長期以來一個疑問代詞兼有多種用途的情況發(fā)生了變化。

　　(2)“爭”的出現(xiàn)比“作摩(生)”略早。“作摩”的使用比“爭”自由。“爭”在唐代詩文中運用相當普遍,《祖堂集》中亦多次出現(xiàn),意思為“怎么”,表反詰,要求對方說明某種行為的理由。“爭”產(chǎn)生初期只能用在單音節(jié)動詞之前,中唐以后“爭”使用增多,但也仍用于單音動詞前,也可用于否定詞前,《祖堂集》中“爭”的使用情況是如此,如“爭知、～解、～得、～獲、～奈”等。而“作摩”既可用于單音動詞前,也可用于雙音動詞前。至于“作摩生”在使用上比“作摩”更加自由。因此從語法功能的發(fā)展眼光看來,“作摩”、“作摩生”應比“爭”晚出。又《祖堂集》中“什摩”也寫作“甚摩”�！蹲嫣眉�》中慧能語錄無“作摩”,只在其門徒的語錄中才能見到“作摩”。“作摩”很可能是“爭”出現(xiàn)數(shù)十年后語音變化而產(chǎn)生的新詞。

　　(3)“作摩”常用于反問,也表示詢問方式,可作狀語,可作單獨成句,可用于句末。“作摩生”是“作摩”的變形,專用于詢問行為的方式或事物的狀況。“作摩”加語助成分“生”即成“作摩生”,十分了然。

　　按:李如龍在《閩南方言的代詞》【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263～288頁�！恳晃闹兄赋�:閩南話的指示代詞在口語中常常帶有后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后綴,不同的指代詞也有區(qū)別。如“生”:在潮汕地區(qū)多見,如“只樣生”、“許樣生”, 廈門話“這樣”說“安呢生”。早期閩南話戲文寫為“障生”、“向生”。這個“生”在唐宋間常作為“怎”的詞尾。說明后綴“生”在今閩南話中被保留下來了。

　　(4)“爭”分化出“作摩”是由于方言音變的結果。“爭”“怎”同“作摩”意義相同,語音相通(爭和怎均為莊母,爭屬耕韻,怎屬沁韻,均收鼻音,爭為怎的語源),一般是唐代用“爭”,宋代用“怎”。這是語詞間源流關系的重要依據(jù)。繼“作摩”后還有“則么”、“子么”的形式,說明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同一語詞發(fā)生音變及形變的情況是不足為奇的�；�本反映唐代及其前后時期口語的文獻主要有兩大類:一是敦煌變文,出自石窟,其時代為南北朝至宋初約一千年,反映了當時北方方言的面貌;另一種為禪宗語錄,由于禪宗自慧能后南宗勢盛,傳承很廣,而北禪繼神秀以后數(shù)傳便告衰竭,故禪宗早期主要在南方流行,禪僧的語錄也較多地記錄了當時南方方言的詞匯用語及語法現(xiàn)象。“爭”和“作摩(生)”的運用就反映了此種情況。敦煌變文中“爭”使用62次,但“作摩”和“作摩生”不一見,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維摩詰經(jīng)講經(jīng)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字樣,表明抄寫時間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開始運用(“作摩”最早見于神會語錄[約當713～755年],其形式是“作沒生”、“作勿生)已近兩個世紀了。但在禪宗語錄中則不然,如《祖堂集》中“爭”雖多處運用,而“作摩”、“作摩生” 更是不勝枚舉,這種情況表明了“作摩”和“作摩生”的方言特征。

　　2.曹廣順《〈祖堂集〉中的“底(地)”、“卻(了)”、“著”》

　　(1)文章指出:“《祖堂集》中‘地’只是‘底’字的一個附屬,其分布和功能都被包含在‘底’里。”“如果誠如《祖堂集》所示,早期‘底、地’功能本無對立,‘地’只是‘底’在部分語法位置上的一個變體,那就應當有理由推論,宋代出現(xiàn)的‘底、地’之別,不是來源有異,而只是由于功能不同而產(chǎn)生的分工。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材料尚不充分,結論也難以得出。”

　　按:馮淑儀就此問題提出己見:首先“地”的來源早于“底”。如:《世說新語·方正》:“使君,如馨地寧可斗戰(zhàn)求勝!”而“底”在唐代才開始見到零星的特殊用例,“底”在萌芽階段就表現(xiàn)出與“地”很不一樣的性質,可見兩者來源并不相同。一般學者同意“底”來自“之”或“者”,至于“地”來源不明。其次,“地、底”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分工,但隨著“底”字的迅速發(fā)展,其功能漸漸擴展到“地”上,出現(xiàn)相混現(xiàn)象。根據(jù)祝敏徹(1982)對《朱子語類》 “地、底”的全面考察看兩者的語法差別是很明顯的,界限很清楚。“底”為606例,作判斷句的表語,“地”卻幾千例。用法與《敦煌變文集》很接近。(《敦煌變文集》“底”或寫為“低”只有9例。在句中作定語、主語、賓語。“地”22例都作狀語)朱熹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出生在閩延平(今福建南平市),晚年徙居考亭(今福建建陽縣內)講學。撰寫《朱子語類》底本的門人,絕大部分是福建、安徽、湖南等地的人,按理他和他的門人都會受南方方言的影響,且這種方言應該與《祖堂集》很接近,為什么在“地、底”的使用上,《朱子語類》近于《變文集》而異于《祖堂集》?這類問題還有待通過其他文獻資料來說明。

　　(2)文章指出:助詞“卻”在句中有兩種格式:“V+卻”、“V+卻+賓”。“卻”是《祖堂集》中唯一的完成貌的助詞�，F(xiàn)代漢語完成貌助詞“了”在《祖堂集》中還是表完成的動詞。

　　(3)指出:《祖堂集》已出現(xiàn)表持續(xù)貌的助詞"著"。

　　3.劉勛寧《〈祖堂集〉反復問句的一項考察》

　　文章對《祖堂集》中反復問句作了統(tǒng)計,指出《祖堂集》中反復問句的主要形式是“V+不”(186次)、“V+也無”(276次),相同的動詞、相同的句子內容、相同的句式中均可用這兩個問句,從這些句子的答語中也看不出兩者的差別來。“這兩種形式在語法上是等價的,二者數(shù)量如此之高,根據(jù)語言經(jīng)濟的原則,我們認為它們是一個系統(tǒng)里自然長出的兩個同義格式。唯一的可能就是語言混雜的結果。”“《祖堂集》雖然是和尚口語的記錄,但并不是實況錄音的轉寫。作為一部個人著作,它的語言基礎主要取決于作者的語言和材料的來源�！蹲嫣眉�》所記上自佛祖,下至同代和尚,上下近千年;即使從慧能和尚算起,也有幾百年,書中所敘不可能全是作者親聞親見。所以這部書的語言來源不可能是單純的。”“《祖堂集》的作者是操‘V也無’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V不’方言的。”“《祖堂集》成書的語言基礎是以下四種反復問形式:V不V、V不、V也無、V也未。”

　　劉文通過對反復問兩種同義結構使用情況的調查,探討了《祖堂集》成書的語言基礎,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且角度新穎,讀來很受啟發(fā)。不過,闡述過程中有幾處,我們認為需要加以說明:

　　(1)關于“V也無”與“V無”式,因為《祖堂集》中“V+無”問句只有4例,而與用例多的“V+也無” 在表達方式上沒有什么大區(qū)別,“V+無”無疑是那時反復問的主要形式,因此認為:“相形之下,我們不能不懷疑‘V+無’是刻書時的遺漏所致。也許可以給一個寬容的解釋,當時語氣詞‘也’輕讀,易被連續(xù)的語流吞沒,因而造成書手的遺漏。總之,在沒有充分的理由之前,似乎不便把‘V+無’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句式。”

　　按:從歷史文獻歷時發(fā)展的角度看,漢語反復問句應該是先有“V+無”句,后有“V+也無”句。孫錫信曾對此類句式有過探討。從六朝時起“無”就可用于句末構成反復問。唐代這種用法甚為常見,且用于一般動詞后,如:“庭中犢鼻昔嘗桂,懷里瑯[王+干]今在無?”(李頎詩)“幕下郎君安穩(wěn)無?”(杜甫詩)“不知疏野性,解愛鳳池無?”(白居易詩)

　　用“無”和用“也無”的區(qū)別僅在于:“無”是直接放在一個陳述之后構成反復問,而“也無”則是在一個陳述之后先綴以“也”,表示陳述的終了,然后再綴以“無”構成反復問。“也”和“無”長期連用后,“也無”成了表達反復問語氣的慣用形式了。這正如在五代時“不”用于句末往往也作“已不(以不)”。其中的“已(以)”原也是助成前面文字的陳述語氣,然后再綴以“不”表示反復問語氣,久而久之“已不”、“以不”便成了表達反復問的慣用形式。伍華指出:唐宋詩詞中一般單用“無”,禪宗語錄中則多以“也無”連用,用“無”與不用“也”沒有什么語法差別,主要是口語習慣的問題。類似的形式還有“也摩”,如:“若要求聞微妙法,隨我山中得也摩?”(《妙法蓮華經(jīng)講經(jīng)文》)

　　語言運用是一個相當復雜問題,如:敦煌變文中 “V無”有5例,而“V也無”僅2例。我們能不能說其中的“VP無”也有刻書時的遺漏訛脫問題?所以我們認為不要輕易以某種標準來下結論,既然語言中已存在“V+無”的問句,還是把“V無”句看作問句的一個分支罷了。又如《祖堂集》中“V否”問句,僅4例,劉文認為這是轉文的說法,或者抄自前代典籍。因為拿“否”作反復問的否定部分正是前代佛經(jīng)的特色。但得承認“V否”式是當時的一種問句,在敦煌變文有多達29例“VP否”式問句(“VP以/已否”問句也有31例),同唐詩中的“V+無”問句現(xiàn)象相似;再如《祖堂集》中問句“V以不”(2例)與“V已不”(1例):合起來只有3例,當是同一形式的不同寫法。劉文指出:毫無疑問它們是由異方言滲入的,因為在敦煌變文中這種形式大量使用。敦煌變文中“V不”26例,加“V以不、V已不”共35例。

　　(2)關于反復問句的方言類型:“V不”方言、“V也無”方言。劉文指出:“《祖堂集》所記主要是福建、江西禪宗的歷史,我們很懷疑‘V也無’的句型與這一帶的方言有關。恰好,今天的閩語還是使用‘V也無’的,正與北方的‘V不’不同。這從另一方面向我們證明《祖堂集》是操南方方言的人寫成的,寫作時參考了不少北方話的材料。”“在統(tǒng)計句子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最前面的佛祖當中除了最后一位慧能和尚以外,所用的句型都是‘V不’型。特別是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所出12例全是‘V不’型。關于佛祖的文字與全書迥然不同,顯然是承襲的前代典籍。‘V也無’句大大多于‘V不’句,所以我們說《祖堂集》的作者是操‘V也無’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V不’方言的”。

　　按:劉文觀點可取,《祖堂集》的語言來源層次不一,這是不爭的事實。關于佛祖的文字,顯然是承襲的前代典籍,這在高麗木刻本《祖堂集》的夾注中已注明,如介紹佛祖姓名后常有:“具如傳中、具如《寶林傳》、具如本傳”等語。同時我們要注意,考察每一位和尚的機緣對話,也不能按照該和尚的籍貫,因為相當多的和尚不是在一個地方生活的,他們常云游諸地求經(jīng)訪道,禪師傳教所遇的學生也是來自不同的方言區(qū)的。有的和尚可以從方言區(qū)來考慮,但是大部分和尚的方言問題不容易說清楚。例如卷十六《溈山和尚》只有兩例“VP不”句,兩例為“VP也無?”,但在卷十八《仰山和尚》章“VP不”為23例,“VP也無”為5例。溈山和尚(福建人771～853,在湖南傳教)與仰山和尚(廣東人807～883,長期在閩贛一帶傳教)對話時溈山和尚用的幾乎多是“VP不”式(10例)、“VP也無”(1例);仰山用8例“VP不”,2例“VP也無”,1例“VP也未”。幽州僧用2例“VP不”,趙州和尚(778～897)有11例“VP也無”其中7例是籍貫不明的僧人的問話,有3例為趙州和尚語錄;南泉和尚(748～834)是趙州和尚的老師,河南人,在安徽傳教,用“VP也無”句3例,另11例為籍貫不明的僧人問話時用的問句。報慈和尚是泉州人,用“VP也無”有5例,“VP也未”3例。所以禪僧用當時的通語進行交際、用通語記錄當時的語言應是順理成章的。

　　除了強調方言因素以外,我們認為還應考慮句式產(chǎn)生的時間層次問題。從現(xiàn)有的文獻材料看,反復問 “VP不”的產(chǎn)生時間早于“VP也無”式。在中古尤其在佛經(jīng)中“VP不”就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句型。遇笑容、曹廣順(2000年)指出【《中古漢語中的“VP不”式疑問句》,紀念王力先生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大學�！�:“VP不”是漢語反復問的主要格式,始見于西周中期的五祀衛(wèi)鼎銘文:“正乃訊厲曰:‘汝賈田不?’”中古是“VP不”大量使用、結構關系出現(xiàn)發(fā)展變化的時期。它可分不含副詞(“VP不”/“VP以不”/“VP已不”)和含副詞(AdvVP不)兩類。“AdvVP不”在后漢譯經(jīng)中較多見,本土文獻出現(xiàn)較少。中古漢語中大部分“VP不”中的“不”已經(jīng)虛化了,無法指明其仍有否定義。造成虛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疑問語氣詞“乎、耶”的類化。又如《敦煌變文集》【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康挠美秊�:“VP不”26例,“VP否”29例,“VP無”5例, “VP未”1例,“VP已不”7例,“VP以不”2例,“VP已否”25例,“VP以否”6例,“VP也無”2例。

　　從統(tǒng)計可見“VP不”、“VP否”式是最多的,而“VP無”少。那么“VP不”問句就是北方方言特色的問句呢?還是當時漢語通語底層層面的反復問句呢?我想似乎將它們看作通語底層層面的,而不用“V不方言”、“V也無方言”之類的術語為好。

　　二、探討《祖堂集》所反映的方言和它的語言基礎

　　《祖堂集》是一部在泉州編成、主要記錄雪峰義存一系在福建傳播的禪宗史,因此可以看成是九世紀語言的記錄,而且可能帶有南方方言的色彩。有學者指出“自隋唐以來,泉州一直是州府的所在地,五代時泉州和尚編的禪宗語錄《祖堂集》反映了不少早期泉州話的特點。”(見李如龍文),認為它是“為漢語史、閩方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見張雙慶文)。所以許多學者在論及《祖堂集》時,總自覺不自覺地將它與今閩南方言聯(lián)系起來作比較,探討《祖堂集》所反映的閩南方言特點以及閩南方言用法的歷史線索。這方面的論文有:

　　1.張雙慶的《〈祖堂集〉所見泉州方言詞匯》【《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162～168頁。 】

　　文章指出:今日泉州話和《祖堂集》的詞語間確有關系,這種關系可以概況為兩點:一是《祖堂集》的口語不是方言口語,但帶有泉州方言成分;二是閩語,尤其是泉州話中許多的方言成分是經(jīng)歷了千年的歷史了。由于《祖堂集》有閩語的背景,其中的口語詞和句式有不少可見于今日之閩語,其中一些是現(xiàn)代閩語所共有的,如詞匯中的“共”(同、和)、“解”(會)、“伊”(他)、“盡”(很、都);句式中動詞加“去”表完成等。有些只見于閩東(如“覷”、“晡時”、“橛”等)或莆田(如“勘”、“聽聞”等)。更多見于今閩南話,尤其是泉州話。張雙慶共列舉了五十個詞條:共、報、縛、盡、今、趁、明明、即、解、不著、身命、了/了后、笠子、相共、許(可惜許)、兼、一搭、了然、時節(jié)、祖公、伊、所在、十數(shù)年/人、煎茶、弄師(獅)、出、糞掃堆、性地、相諍、徹、無來去、一個半個、當初時、豬母子、耳重、腳手、作么、汝儂、放尿、索【按:汕頭話、�？谠捯舱f小便為“放尿”,說繩為“索’,見陳鴻邁《�？诜窖栽~匯的特點》,《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214～225頁�！�、未是、火箸、下底、里底、倒、圣、死尸、長長、唱曲、苦切。

　　2.李如龍《泉州方言的“體”》【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年,195～224頁。】

　　文章指出《祖堂集》有早期泉州話的特點:

　　(1)表示動作的完成或事件的結束,普通話通常在動詞之后加“了”。這種句式在泉州話里一部分是用“去”來代替“了”的。例如:那塊破厝倒去嘮。(那座破房子倒了) 鎖匙拿唔著支去。(鑰匙拿錯了) 我拍破去一塊碗。(我摔破了一只碗)“去”用來表示動作的完成,《祖堂集》卷二《僧璨》有“與摩則無圣去。”句;卷四《石頭和尚》:“憶師兄哭太煞,失卻一只眼,下世去。”

　　(2)在連謂句里,兩個謂語一先一后,前一個動詞的完成體在泉州話里用“動詞+嘞”表示,“嘞”在句中的地位,只能放在賓語和補語的后面,不能放在賓語、補語之前,這和“去”的用法不同,和普通話的“V+了+賓語”的句式也不一樣。例如:汝著想好勢嘞則說。(你要想好了才說)我頌一領衫嘞就去。(我穿件衣服就走)這個“嘞”在泉州話都可以替換為“了”,泉州話連謂句中的“了”是“完畢”“后”的意思,應是動詞補語而非完成體標記,不過輕聲的“嘞”也可能是從這個“了”演變而來的�！蹲嫣眉�》里有此類句子,如:卷四《丹霞和尚》師曰:“當時百丈造典座,卻自簡分飯與他供養(yǎng),其僧吃飯了便去。”其中的“了”置于賓語之后和現(xiàn)在泉州話“嘞”的位置相同的。按:梅祖麟、楊秀芳《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一文論述晚唐層次的成分時,也談及《祖堂集》中此類句式,文章指出與閩語語法有關聯(lián)的晚唐層次的成分有:(a) 表示新情況的句末語助詞[.a也]的“VP也”式,如:“自得五陰后,忘卻也。”今閩南話有“VP也”式;(b)“V(O)了也”式,如:“僧問:‘吃飯也未?’對曰:‘吃飯了也。’”“問則問了也。”今閩南話無,只有“(O)V了也”式,疑來源于“VO了也”。(c)“VO了,VP2”。如:“其僧吃飯了便去。”今閩南話不僅有此式,還有“OV了,VP2”式。所以閩南話有兩點與其他方言不同:第一,還保存著[VO了,VP2]句式,以及晚唐[VO了也]“了”作補語的用法,不過賓語已前移為[OV了也]。第二,閩語雖然有連接詞“了后”,也有“洗了”、“食了”、“煮了”等帶“了”字的動補結構,但“了”字沒有變成完成貌詞尾,閩語也沒有其他虛詞用作完成貌詞尾。閩語一直沒有“動詞+狀態(tài)補語+賓語”這樣的結構�？梢婇}語最接近晚唐的語法【《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289～291頁�！�。

　　3.李如龍《閩南方言的代詞》

　　文章在論及閩南方言代詞用法時常追溯聯(lián)系到《祖堂集》,如:

　　(1)“若”:“若”普遍用于謂詞性疑問代詞。在泉州、廈門,問原因的“吶”本字也應是“若”,單用讀陰聲。這種用法與唐代的“若為”大體相當�！蹲嫣眉�》有不少這種用例,如卷三:“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方和尚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這些地方的“若為”就是“如何,為何”。

　　(2)“做乜”--“怎”:粵瓊閩語的“做乜”、“作乜”(為什么)為“怎么”來自“做什么”提供了絕好的論證,而且和唐代口語十分一致,在《祖堂集》寫為“作摩”、“作摩生”;在《景德傳燈錄》寫為“怎生、作么生”。呂叔湘先生說“怎么原來就是作么,作么就是作什么”其中道理確實是“很平淡無奇的”。 “做乜”顯然是早期閩南話的說法,明清戲文中隨處可見,至今在泉州上演《陳三五娘》時說白還得按戲文的寫法道:“三哥唔轉去卜做乜”(三哥不回去干什么)。汕頭話的“做呢”俗寫“做[口+年]”,應是次濁聲母“旁轉”(m-n)而成的。“怎樣”的說法在明清戲文里也可見到,寫為“偁樣”,但不如“做乜”頻繁,可見從“做乜”到“怎么、怎樣”是受近現(xiàn)代普通話影響的結果。

　　(3)在閩南本土,有些疑問指代詞普遍都可以加上前綴“阿”或后綴“仔”。漳州話和廈門話的“按怎”(為什么)其中的“按”就是“阿”的前綴。這個“為什么”、“怎么”在漳泉廈各地還可說“按吶”或“按哪”,這種說法和唐宋間的“阿哪”的說法十分相近:阿那甘心入死門?(《敦煌掇瑣四十一種》) 師云:“阿那是維摩?”(《祖堂集》卷十八)許多疑問代詞之前都可以加上“阿”讀為入聲,如泉州話所說:阿什么儂去恰好勢?(什么人去合適?) 阿底時卜行?(什么時候走?) 阿若久則會來?(多久才會來?)

　　4.梅祖麟《唐代、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xiàn)代方言的語法》【《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247～285頁�！�

　　文中指出《祖堂集》這部在泉州編成、主要記錄雪峰義存一系在福建傳播的禪宗史,語法詞匯和八、九世紀在西北邊陲寫成的敦煌變文大同小異�！蹲嫣眉�》的語法和閩南話確實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是因為唐末北方官話的成分還保存在閩語里,而不是《祖堂集》反映當時閩語獨特的語法。

　　(1)根據(jù)羅杰瑞曾經(jīng)提出辨別南北方言的幾個標準中關于否定詞、第三人稱代詞、規(guī)定詞這三方面的標準,梅祖麟指出:《祖堂集》的方言基礎是早期北方官話而不是閩語。如果《祖堂集》的方言基礎是閩語,第三身人稱代詞應該用“伊”,遠指詞用“許”,方位介詞用“著”。但事實上《祖堂集》第三身人稱代詞主要用“他”,間或用“伊”;遠指代詞用“那”不用“許”;方位介詞主要用“在”,間或用“著”。否定副詞用“不”,規(guī)定詞用“底”;這些現(xiàn)象都說明《祖堂集》主要是用早期官話,偶爾滲入南方話的成分;禪宗南宗各種宗派之間交談爭論用的可能是方言,但寫下來的語錄都是早期官話。

　　(2)在福建寫成的《祖堂集》中有句末“也”、“了也”,《變文集》有“OV了也”。在華北寫成的《山西軍前和議奉使錄》、《老乞大》、《樸通事》也有。陜北清澗話一直到今天還有表示新情況的“也”,也有“了也”。閩南話也有“也”、“了也”。清澗話在西北,閩語在東南,都有句末“也”、“了也”,參照文獻上的分布,也是華南華北都有,可見“也”、“了也”曾經(jīng)是四方之通語。閩南話的“也”、“了也”是唐末從中原傳入的。

　　(3)句末的“了后”、“了手”在《祖堂集》中有,《變文集》中有“了手”。按:梅祖麟的論述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祖堂集》的語言構成過程。我們認為《祖堂集》主要反映的是當時的通語。即使是《祖堂集》的某些語言現(xiàn)象在今天閩南語中仍用,但從歷史層面看有許多是唐五代的通語現(xiàn)象的存留。略舉幾例,如:

　　“作么”。此詞最早見于神會語錄,其形式是“作沒生”、“作勿生”,一般說來學界把《祖堂集》中的“作摩(生)”是有方言特征。因為“作摩”和“作摩生”在同時期的敦煌變文中不一見,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維摩詰經(jīng)講經(jīng)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字樣,表明抄寫時間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開始運用已近兩個世紀了(見前揭孫錫信文)。但并非只有禪宗語錄中獨用,楊建國在《唐詩語漫錄》【《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4期,89～91頁�！恳晃闹袨槲覀兲峁┝艘粋�例證:唐·李咸用《依韻修睦上人山居十首》:“生身便在亂離間,遇柳尋花作么看。”(《全唐詩》7473頁)李咸用為咸通年間詩人,此用例自早于《祖堂集》。

　　“作物”。此詞早見于《北齊書·方伎傳》皇甫玉傳:“大將軍不作物。”“不作物”即“不怎么”。這一用例為呂叔湘先生“作勿”是由“何物”與“作”結合而成提供了實例,那年代或許提早到唐以前。

　　我們在討論方言特點時,也不能以今天方言的特點來類推唐五代時的《祖堂集》中的用法。如:《祖堂集》卷十一《睡龍和尚》:“我今齊舉唱,方便示汝濃(儂)。相傳佛祖印,繼續(xù)老胡宗。”“汝儂”出現(xiàn)在睡龍和尚(福建福唐人)的偈中,梅祖麟(1997年)指出:今閩語“汝儂”為復數(shù),你們,此為《祖》中的閩語成分【《〈祖堂集〉的方言基礎和它的形成過程》,《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ofChineseLinguistics,StudiesonthehistoryofChinesesyntax,1997。】。蔣紹愚先生對此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汝儂”不表復數(shù),在從隋到元的文獻中“～儂”的用法都有,均表單數(shù)【此為蔣紹愚先生《近代漢語語言研究》課上講授的觀點。】�！蹲嫣眉�》中沒有表復數(shù)的一套系統(tǒng),《祖》中表復數(shù)的用“汝諸人”、“汝”。所以《祖堂集》中還是表單數(shù),不表復數(shù)。用了“汝儂”只是為了偈文(詩歌)的押韻(韻腳為“通、功、同、儂、宗”)。今天閩南話表復數(shù),不能以今推古。

　　其實《祖堂集》中的方言基礎也是不統(tǒng)一的,如:閩南等南方方言帶性別后綴“母、牯”的詞,在《祖堂集》中有“豬母(子)”,如:卷七《雪峰和尚》:“師忽然見有個豬母子從山下來,恰到師面前,師便指云“‘在豬母背上。’”但也有“母雞”、“牛牯”、“羊牯”的用法。如:卷十六《南泉和尚》:“如何是一頭水牯牛?”逍遙云:“一身無兩役。”進曰:“如何是銜一莖草來?”逍遙云:“新舊添不得。”卷十《鏡清和尚》:“‘作摩生是牯羊角?’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鏡清和尚溫州人,在越州傳教。師僧對話共用“牯羊”一詞有七次。) 卷二十《五冠山瑞云寺和尚》:“智者說法,亦不為一人,猶如母雞抱卵,眾卵皆發(fā)。贊窠不發(fā),可即母雞唯不愛眾卵,愛贊[占]窠。是則發(fā)與不發(fā),唯在卵性,不是母雞抱卵之禍。一切智者,亦復如是。”

　　《祖堂集》中還有其他方言的滲入。如動量詞“轉”是吳方言、閩南方言多用。王力先生在《中國語法理論》曾說:“蘇滬一帶方言謂‘次’為‘轉’。”王紹興《〈祖堂集〉中的動量詞》指出,《祖堂集》中用“轉”量詞所涉及的禪師全是江浙閩一帶的,如:“每日上山三五轉。”(卷十八,紫胡和尚,在衢州)“雪峰一日[言+虎]曰:‘備頭陀未曾經(jīng)歷諸方,何妨看一轉乎?’”(卷十,玄沙和尚,在福州)“羅山遂把駐(住)于師云:‘卻來一轉。’”(卷十二,龍光和尚,為福州羅山和尚語)

　　再如游汝杰指出浙南吳語溫州話反復問句為“V-也-neg”,中間的語氣詞是“也”,如:西餐你愛吃也否【游汝杰:《吳語里的反復問句》,《游汝杰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104頁�！�? 我們查核了《祖堂集》中溫州籍的一宿覺和尚(1例)、在溫州一帶傳教的鏡清和尚(8例),發(fā)現(xiàn)在他們的語錄中用“V+也無”問句(僅1例為不帶“也”的),這似與今天溫州方言反復問句式是相吻合的。

　　關于《祖堂集》一書的語言形成基礎,我認為是一個復雜問題,有幾個層面:繼承沿用了中古魏晉六朝時期常用或新見的語言現(xiàn)象,包括受早期漢譯佛經(jīng)語體的影響;出現(xiàn)了唐五代新生的語言現(xiàn)象;以當時的通語為基礎,摻有禪僧個人或編者個人、禪僧集團活動所在地的方言特色; 出現(xiàn)了具有禪宗語言個性特征的語言現(xiàn)象等。對此我們將另文詳述。

　　三、將《祖堂集》作為語言研究的參照系,

　　或歷時溯源或共時、歷時的對比研究

　　這類論文較多,有從現(xiàn)代漢語、現(xiàn)代方言溯源到《祖堂集》;有從共時或歷時對比方面將《祖堂集》作參照系數(shù),歸結其語言特點。有專題型的論文,有散見于溯源類或比較類的論文中的,略舉幾例。

　　1.馮淑儀的《〈敦煌變文集〉和〈祖堂集〉的形容詞、副詞詞尾》【《語文研究》,1994年第1期,17～26頁。】

　　(1)在《祖堂集》中,“～然”主要集中在口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忽然、自然、果然、灼然”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然”綴在唐代的口語中仍活躍。與《敦煌變文集》“然”綴共時角度來看,兩集的“～然”只有半數(shù)是彼此共有,內部的差異也頗大。這種差異應該是方言差異的反映,因為那些只出現(xiàn)在《祖堂集》的詞條,在現(xiàn)代漢語中的消亡率特別高,大大偏離了“兩集共有”和“單變文集”出現(xiàn)的詞條的發(fā)展規(guī)律�？梢姟蹲嫣眉�》的方言應該跟現(xiàn)代漢語相差較遠。

　　(2)關于“底、地”兩書的情況不一�！蹲嫣眉�》中“地”綴用例僅12例,“形容詞+地”(共6例,且大都是多音節(jié)

　　B或A

　　B重疊式,作謂語。如:終日露迥迥地/師云:“冷侵侵地。”/有人嗔迫迫地。)、“副詞+地”(共5例),“指示代詞+地”1例;《變文集》中共22例,都作狀語,“形容詞+地”有7例,且沒有重疊式,“副詞+地”有15例�！蹲嫣眉�》中“底”出現(xiàn)了200多次,分別附于動詞、形容詞、數(shù)量詞、名詞、代詞、副詞后頭。“～底”可充當定語、主語、賓語、謂語和狀語。“～底”的使用頻率大大超過“～地”,在作狀語、謂語這兩種功能上不可以劃分清楚。而《敦煌變文集》“底”或寫為“低”只有九例。在句中作定語、主語、賓語。

　　2.魏達純《“所以”在六本古籍中的演變考察》

　　文章統(tǒng)計魏晉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獻,指出:《祖堂集》是唐五代最具代表性的,其中“所以”共有68處,作為介詞結構用的僅2例(卷二十,為同一個和尚所用),其余66例均用為連詞,占絕對優(yōu)勢。且有14句前分句用表原因的關聯(lián)詞,19句為“所以”后用主語的,這表明前有表原因的關聯(lián)詞提起,后有“所以”相呼應的固定形式的最后定型的時期還沒有完成。由魏晉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獻的用法特點歸結為:連詞“所以”大量地演變則明顯發(fā)生于《祖堂集》時期。

　　另外江藍生《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語文研究》,1986年第2期;《近代漢語探源》,商務印書館,2000年,37～53頁�！恳晃淖プ　蹲嫣眉�》中的可貴線索,考察了“呢”在近代漢語里的遞嬗之跡;張美蘭《從〈祖堂集〉問句的用法特點看它對中古語法的繼承》【《漢語史學報》,2002年第3期。】則主要分析了中古問句的用法特征對《祖堂集》的滲透和影響。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了解了學界研究《祖堂集》語言的情況,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還須注意幾個問題:

　　首先,運用《祖堂集》的索引進行研究時要同時核對原文,因原文無標點,所以還要注意上下文的語義,有時還得結合其他文獻、方言口語等來考慮,否則所得結論會出現(xiàn)偏差。

　　其次,運用《祖堂集》索引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時,必須要核對原文。有時索引有重復或遺漏,個別地方原文書寫有誤。我們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時發(fā)現(xiàn),所得數(shù)據(jù)與相關論文的數(shù)據(jù)有出入。今天《祖堂集》有電子文本、活字印刷點校本等,幾方面結合起來使用,將是較理想的。

　　其三,對《祖堂集》語言的研究多停留在描寫上,還應在此基礎上對某種語言現(xiàn)象作解釋;在共時描寫上僅將它與敦煌變文比較,不全面。還可將視眼開闊點,比如唐五代筆記小說、唐詩、全唐五代詞、唐時漢譯佛經(jīng),乃至史書等。這樣我們所下的結論就會全面些、完善些。

　　作為禪宗文獻,我們還可通過不同時期文獻的特點來進行對比研究。如《祖堂集》與《景德傳燈錄》相差五十年,與《五燈會元》許多片段有繼承關系,在用詞構句方面出現(xiàn)的異文現(xiàn)象,常常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對象,大有文章可做。

　　除已有論文論及的語言現(xiàn)象外,《祖堂集》中還有其他語言現(xiàn)象也是有代表性的,可做進一步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可將本體語言、方言、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語言、現(xiàn)代漢語幾方面結合起來作綜合對比,歸結其規(guī)律。如果有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可以指導的話,來給予適當?shù)慕忉?那是較理想的。當然能解釋就解釋,切忌生搬硬套。進行歷史語言研究會受傳統(tǒng)文獻的局限,有的現(xiàn)象一時可能得不出理想的結論或與已有結論有矛盾,也沒關系,我們能把問題闡述清楚也行。

　　(張美蘭,1964年生,江蘇南通人。1999年獲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F(xiàn)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后,溫州師范學院教授。發(fā)表有《禪宗語言概論》、《近代漢語語言研究》、《近代漢語后綴形容詞詞典》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