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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圓在中國禪宗史上的地位

  石霜楚圓在中國禪宗史上的地位,是與他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在中國禪宗中外至關緊要的弟子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本章即從這個角度來作一探討。

  楚圓自三十七歲左右住持南源廣利禪院以來,直至五十四歲在潭州興化禪院示寂的近二十年弘法生涯中,所到之處,倍受禮遇,門下弟子也十分活躍。《續(xù)傳燈錄目錄》卷上載楚圓有嗣法弟子五十人【《續(xù)傳燈錄目錄》卷上,《?續(xù)藏》第142冊,223a!,其中有語錄(語要)留下的有十六人,與《五燈會元》卷十二所載楚圓法嗣一致。在有語錄(語要)的十六人中,傳、錄齊備影響巨大的僅兩人,另有四人傳錄雖比較簡略,但影響也很大。楚圓的弟子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浙江一帶,也有的在廣西等地活動。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有黃龍慧南、楊岐方會,除此之外,道吾悟真、翠巖可真、蔣山贊元,靈隱德章等,在當時也十分有影響。

  黃龍慧南(1002~1069),信州玉山(在今江西上饒境內)人,俗姓章。少年老成【據(jù)載,楚南“童齡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見《禪林僧寶傳》卷二二,《黃龍慧南禪師》,《?續(xù)藏》第137冊,526a。(以下所引《黃龍慧南禪師傳》出處同此。)】,十一歲時依從懷玉山(在今江西玉山縣北)定水院智鑾出家,天禧四年(1020)十九歲時受具足戒。

  慧南受戒后,遍參諸方。先師事廬山歸宗自寶,后參訪棲賢澄湜,澄湜是法眼宗禪僧【澄湜師承為:法眼文益--百丈道常--棲賢澄湜!,以“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宋]慧洪:《林間錄》卷下,《?續(xù)藏》第148冊,586b!”著稱,慧南依止澄湜三年,深受其影響,并十分敬佩澄湜,曾說“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宋]慧洪:《林間錄》卷下,《?續(xù)藏》第148冊,586b。】。足見慧南對他的推崇;勰想x開澄湜之后,到達湖北蘄水,與云門宗禪僧懷澄相契合【懷澄師承為:云門文偃--雙泉師寬--五祖師戒--泐潭懷澄!,懷澄以“大器許之”【《黃龍慧南禪師傳》。】,器重之外,讓他任書記一職,并讓慧南代替自己說法接眾,開示禪法。由此可見,慧南當時于禪法已經有一定的造詣。后來慧南又到福嚴參拜智賢,智賢是曹洞宗禪僧【智賢的師承為:洞山良價--云居道膺--同安道丕--同安觀志--梁山緣觀--大陽警玄--福嚴智賢。】。據(jù)說慧南深得智賢期許,被任命為書記一職;勰显诟榔陂g正值智賢去世,大眾迎請楚圓來福嚴住持法席,此時慧南便有了參拜楚圓的機會。

  慧南第一次向楚圓請教禪法時,不但沒有得到正面指點,反而遭到楚圓詬罵。后來,慧南再次向楚圓請益,據(jù)載,“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公慚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于是默悟其旨。”【 《黃龍慧南禪師傳》!吭谄胀ㄈ丝磥,當學生向老師請教時,老師應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為學生開導,才是為師之道。而楚圓則不同,當慧南向他請益時,不但不耐心開導,反而責罵不休。這從常人看來,似乎不合情理,但這正是楚圓接引弟子的一種靈活方法。因為真正的禪法體悟是離語言文字的,一切謾罵都虛幻不實,楚圓正是讓弟子要在辱罵中體會到離語言文字的真實境界。這才是楚圓真正的用心,而慧南也不負楚圓的苦心,最終在楚圓的引導下體悟到了禪法要旨,并獲得印可。

  慧南在楚圓處領悟禪法要旨后,不久便離去,又到各地作短期的游學。后于同安寺(在今江西永修縣艾城鄉(xiāng)鳳棲山)開闡禪法,接引禪眾。不久又移居歸宗寺(在廬山),因歸宗寺失火,遭冤入獄;勰铣霆z后,住臨濟祖庭黃檗山,于小溪旁邊積翠庵居住。治平二年(1062),應洪州知州程師孟等人之請,住持黃龍寺(在江西修水縣黃龍山);勰显邳S龍山期間,法席鼎盛,影響很大,常以“佛生”、“驢腳”、“生緣”三種方法啟悟禪法弟子,后人稱之為“黃龍三關”。在此期間,法席之盛堪比泐陽(建陽)馬祖【泐陽馬祖即馬祖道一禪師(709~788),初住建陽(即泐陽)之佛跡嶺弘法!俊僬纱笾恰景僬纱笾,即百丈懷海禪師,“大智”是其謚號。】,當時禪僧、居士、官員都紛紛向其請教禪法,慧南也因勢利導,別開生面,靈活地接引大眾,直至治平九年(1069)去世,世壽68歲,僧臘50夏。遺有《黃龍慧南禪師語錄》一卷行世。嗣法弟子達83人之多,形成“黃龍一派,橫被天下”的局勢,由此可見慧南在當時的影響。由于慧南的影響巨大,后世遂以其最有影響的傳法地為名,將其法系命名為“黃龍派”。此派最初十分活躍,南宋中期以后衰弱不振。

  楊岐方會(992~1049),袁州宜春(治今江西宜春市)人,俗姓冷。少年時聰明滑稽,不喜歡筆硯、經商等俗務。二十歲在筠州九峰山(在今江西高安市)出家。方會出家后,先是自己閱讀經論,也很有領會。后到南源隨楚圓學習禪法,方會追隨楚圓的時間最長,從南源直到南岳福嚴,一直沒有離開,并發(fā)心充當監(jiān)院一職,輔助楚圓管理寺務。據(jù)說,楚圓用完晚餐,有到山上經行的習慣,在經行中,允許弟子提問,但弟子中都不能提出好的問題。一日楚圓又去經行,方會知“其出未遠,即撾鼓集眾,慈明遁還,怒數(shù)曰:‘少叢林暮而升座,何從得此規(guī)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為非規(guī)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禪林僧寶傳》卷二八之《楊岐方會禪師》,《?續(xù)藏》第137冊,552b~553a。】。“撾鼓集眾”是禪林中集合禪僧的一種方式,禪僧聽鼓聲迅速集中,住持要升座說法,但這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方會平時雖然跟隨楚圓學習禪法,但似乎很少發(fā)問,大家都不太注意他。而此次方會超乎尋常的舉動和對答令楚圓十分驚訝。方會的表現(xiàn),已經展示出內心超然灑脫的禪悟境界,從此也得到楚圓的印可。后來楚圓到潭州興化禪院住持法席時,方會才離開楚圓。先到袁州楊岐山(在今江西萍鄉(xiāng)縣北)開辟道場,傳授禪法。方會在傳授禪法中,巧言善辨,注重方法的靈活性,推崇機鋒棒喝,故有“楊岐天縱神悟,善入游戲三昧,喜勘驗衲子,有古尊宿之風”【[宋]仁勇編:《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大正藏》卷四七,轉引自吳立民主編《禪宗宗派源流》,299頁!康拿雷u。方會于慶歷六年(1046)遷住潭州云蓋山,直至慶歷九年(1049)示寂,世壽58歲。遺有《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一卷,《楊岐方會禪師后錄》一卷行世。

  方會一生有嗣法弟子12人,其中以白云守端最有影響。由于方會住在“楊岐山”弘揚禪法,后世出于對方會及其弟子影響的認可,遂將其法系命名“楊岐派”。方會本人由于追隨楚圓的時間較長,受楚圓的影響也比較深,對臨濟宗禪法也有十分深刻的領悟,并大力發(fā)揚臨濟禪法。楚圓示寂后,方會將楚圓的遺像掛在禪堂內,集眾哀悼時,指著楚圓遺像說:“我昔日行腳時,被這老和尚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始得天下太平。”【[宋]仁勇編:《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大正藏》卷四七,642b!窟@充分說明方會意在發(fā)揚臨濟一宗的心愿,正是方會的這一心愿,臨濟一宗在南宋以后,大興于世,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

  翠巖可真,福州人(治今福建省福州市),受楚圓弟子侍者之激發(fā),參訪楚圓并蒙印可。后住洪州翠巖寺(即今江西南昌翠巖寺),弘揚禪法,頗有影響。據(jù)傳,可真去世時,十分神異,與楚圓示寂時有相似之處【參見《五燈會元》卷十二《翠巖可真禪師》,中華書局,730頁;《禪林僧寶傳》卷二一《慈明禪師》,《?續(xù)藏》第137冊,525b!。

  蔣山贊元,婺州義烏(在今浙江義烏市)人,俗姓傅。據(jù)傳,贊元系梁朝傅大士之后裔【據(jù)《蔣山贊元》載,“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傅大士之遠孫也。”(《禪林僧寶傳》卷二七,《?續(xù)藏》第137冊,547a。】。三歲時出家,七歲正式落發(fā)為僧,十五歲時到石霜山參訪楚圓,作楚圓侍者二十年,作事十分勤勞,在勞作中體悟禪法要旨。離開楚圓后,曾受請居蔣山志公道場(即太平興國寺),傳授禪法,方法靈活,解行相應,深得大眾推崇。據(jù)《禪林僧寶傳》載,贊元居蔣山時,王安石曾到蔣山拜訪贊元,清談論道,品藻古今。贊元勸王安石“視名利如脫發(fā),甘淡泊如頭陀”【《禪林僧寶傳》卷二七,《?續(xù)藏》第137冊,547b。】,因此,王安石對贊元也十分尊敬,曾“特奏章服師號”【《五燈會元》卷十二,中華書局,730頁。】。贊元“堅辭鼎席”【《五燈會元》卷十二,中華書局,730頁!,后移居定林山中結茅蓬而住。熙寧初(1068~1070),王安石深得神宗贊賞,官居宰相,還親自去向贊元請益禪法。元豐八年(1085),王安石變法失敗,被罷宰相,仍親往定林贊元住所拜訪,并贈贊元詩一首【“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凈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續(xù)藏》第137冊,548a)!俊Tv元年(1086),贊元示寂,王安石親到塔前悼念,并為贊元書寫塔銘及形狀【《禪林僧寶傳》卷二七,《?續(xù)藏》第137冊,548a!。從贊元生前和示寂后王安石對他的崇重,足見贊元的德行高操,影響之大。

  道吾悟真,住潭州道吾山弘揚禪法,接引禪眾。楚圓曾在道吾山住持法席,悟真能在道吾山住持,足見他的禪法體悟也應很有深度。悟真在道吾山以機鋒猛烈著稱,當時影響也很大。

  靈隱德章,初住開封大相國寺西藏院。于慶歷八年及慶歷九年(1048~1049)曾應仁宗之詔入延春閣,與普照大師對答禪要。后又應詔至成化殿,與守賢討論禪法【《五燈會元》卷十二,中華書局,737頁!。于皇祐二年(1050)宋仁宗御批住杭州靈隱寺作住持,開宣禪法。從德章三次應詔入宮及宋仁宗親自批準住持靈隱寺等跡象表明,德章的影響是非同尋常的。

  在楚圓眾多弟子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黃龍慧南、楊岐方會。從黃龍慧南及其法系形成的“黃龍派”與從楊岐方會及其法系形成的“楊岐派”同“禪門五家”一起,被后世稱為“五家七派”。此外,在當時頗有影響的還有道吾悟真、蔣山贊元、翠巖可真、靈隱德章等人。楚圓在近二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正因為有了像慧南、方會這樣杰出的弟子以及可真、贊元、悟真、德章等有影響的弟子,才使其禪法得到發(fā)揚光大。

  中國禪宗自弘忍(601~674)以后,遂分成南北二宗。南宗在唐朝后期迅速傳播,不斷擴大影響,最終發(fā)展為中國禪宗的主流。南宗到唐末五代時期形成五家流派。其中,從南岳懷讓(677~744)的法系形成臨濟宗、溈仰宗,從青原行思(?~741)的法系形成曹洞宗、云門宗和法眼宗。這五家流派形成前后歷時近一百三十年左右【 自溈山靈祐(771~853)在湖南傳法及仰山慧寂(803~883)在江西、廣州等地傳法形成溈仰宗算起,到法眼文益于約910~958年間,在金陵(在今南京)傳法后,形成法眼宗,五家流派的形成,前后歷時約130余年!。自禪門五家形成以后,中國禪宗的傳播和發(fā)展進入五家迭興,相繼盛行的時期。

  禪門五家入宋以后,其傳播和興盛的情況,發(fā)生了變化。明教契嵩(1007~1072),在其《傳法正宗記》一書中,對禪門五家在北宋時期傳播和興盛的情況作了記載,他說:

  正宗自大鑒(慧能)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其師之說,無不出于是焉。竟自為家,故有溈仰者,有曹洞者,有臨濟者,有云門者,有法眼者,若此不可悉數(shù)。而云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于今尤盛,溈仰已熄,而曹洞僅有,綿綿然大旱引孤泉【[宋]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八,《大正藏》卷五一,763c!俊

  契嵩首先指出,禪門五家都是源于慧能(638~713)的法系,只是后世禪法學人,各奉老師的學說而形成不同流派,于是有五家流派的形成。除了五家流派外,其實還存在許多其他沒有影響的流派。而這些不同的流派,到契嵩所處的時代,其傳播和興盛的情況是,云門、臨濟、法眼三家十分興盛,溈仰一家已斷絕不傳,曹洞一家也只是勉強維持法系。契嵩是云門系的禪僧【 契嵩,宋代云門宗禪僧。藤州鐔津(廣西藤縣)人。得法于洞山曉聰禪師。著有《原教論》、《輔教篇》等,并撰有《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等,為研究禪宗史的重要文獻!,一生活躍在北宋時期。其《傳法正宗記》一書于嘉祐六年(1061)上進宋仁宗【 《傳法正宗記》經過王素上進宋仁宗,嘉祐七年(1061)三月十七日,即敕將此書編入大藏經,并賜“明教大師”之號。(轉引自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卷下,《宋元明清佛教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154頁。)】。這說明,此書于1061前就已完成。因此,契嵩對禪門五家的記載應是1061年以前的情況。但是,在契嵩以后,禪門五家的傳播情況又發(fā)生了變化。曹洞宗的傳播和影響仍十分有限,僅有云居道膺(?~902)一系維持法系。契嵩所見十分興盛的三家,法眼宗雖在宋初曾盛極一時,但到永明延壽(904~975)以后,就衰落不振了,到了宋中期,法脈便斷絕不傳。云門宗在北宋時十分盛行,其傳播和影響從南方地區(qū)延伸到了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開封【云門宗在宋代,先有大覺懷璉(1009~1090)應詔住持京城凈因寺。《佛祖統(tǒng)記》卷四五載:“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京(開封)第宅創(chuàng)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凈因寺。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修等請以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因舉璉以為代。”后來天衣義懷(989~1060)弟子宗本應詔住持京城慧林禪院,并受到宋神宗召見;另一弟子法秀應詔住持京城法云寺,其弟子佛國惟白繼任過法云寺住持一職。由于云門宗僧人奉詔住持京寺院的人數(shù)眾多,無疑擴大了云宗傳播的影響!,足見云門宗的影響。但云門宗在進入南宋時期,也逐漸衰落不傳。臨濟一宗,從臨濟義玄(787~866)以下,影響不大,處于寂寞無聞的境地,僅靠興化存獎(830~888)一系維持法系。這種情況到了臨濟下五世汾陽善昭(947~1021)便有了改變,到臨濟下六世石霜楚圓(986~1039)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改衰落微勢的局面而十分興盛。這種興盛的形勢不斷延續(xù),一直到南宗時期,臨濟一宗最終發(fā)展成為禪宗的主流。臨濟一宗能在北宋時期逐漸興盛起來,并在南宋時期成為禪宗的主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宋朝諸帝,從宋太祖開始,均多信佛,度僧建寺,習禪修道,支持譯經【楊曾文:《宋代的佛經翻譯》,見楊曾文、方廣锠編《佛教與歷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使佛教在經受唐武宗會昌法難、五代戰(zhàn)亂及周世宗法難【周世宗法難,指后周顯德二年(935),周世宗又一次實行限制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的發(fā)展受到制約!恳院,又恢復隆盛,重新煥發(fā)生機。在這種佛教大的復興機遇下,無疑會給臨濟宗的興盛帶來轉機,提供社會保障。其次,宋代士丈夫樂禪之風的盛行,也為禪宗的興盛擴大了社會影響。像宋代的楊億、李維、李遵勗、蘇軾、蘇轍、趙抃、黃庭堅、王安石、張方平、張商英等人,都是禪宗的信徒或居士, 是受禪宗思想影響很深的學者,他們對禪宗的廣泛興趣,為禪宗的傳播產生了社會效應。如楊億、李遵勗,與善昭、楚圓的交往頗深。楊億曾經應楚圓之請,為《汾陽善昭無德禪師語錄》作序【楊億為善昭語錄所作序,名《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序》,置于《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首。(《大正藏》卷四七,595a~b)】。李遵勗不但與善昭是至交,還為楚圓編輯了語錄【李遵勗于天圣五年(1027),編輯《天圣廣燈錄》二十卷,宋仁宗于景祐三年(1036)為此錄作序,中收有《楚圓禪師語錄》一卷。(《?續(xù)藏》第135冊,新文豐出版公司發(fā)行,607a。以下所引《?續(xù)藏》,皆同一版本,不一詳注)】。這些舉動,無疑對臨濟宗的傳播產生了社會影響。除此之外,善昭及楚圓個人的禪學修養(yǎng)聞名叢林,影響深遠。從楚圓下分出楊岐、黃龍二派,形成禪門五家七宗的格局,為臨濟宗的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慧洪(1071~1128)在《林間錄》中說:

  予謂慈明(楚圓)道起臨濟于將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神鼎洪諲)則殆,亦谷泉(芭蕉谷泉)之流也,然至人示現(xiàn),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宋]慧洪:《林間錄》卷下,見《?續(xù)藏》第148冊,627c。】。

  慧洪距楚圓的時代并不算遠,在他看來,是楚圓將臨濟宗從瀕臨衰微的邊緣重新振作起來。從慧洪對楚圓的贊譽及推崇來看,楚圓的影響及對臨濟宗復興所發(fā)揮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另外,南宋章倧在《慈明四家錄序》中也指出:

  臨濟宗風,特盛于天下,蓋其兒孫皆鷹揚虎視,唯慈明(楚圓)負卓,絕逸群之韻,氣吞佛祖,槌拂之下,鍛煉凡圣,機用超脫,諸方未有出其右者,臨濟之道恢廓焉【 章倧于紹興二十二年(1153)所作《慈明四家錄序》,《?續(xù)藏》第120冊,161a!。

  章倧對楚圓的贊揚及推崇躍然紙上。也足見楚圓對臨濟宗的復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從慧洪及章倧對楚圓的贊揚及推崇的程度中可知,楚圓在北宋時期,對臨濟宗的復興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在宋代禪宗史乃至宋代佛教史上,都應有相當?shù)牡匚弧?/p>

  自臨濟義玄在河北正定一帶傳授禪法,從其法系形成臨濟宗以來,在興化存獎(?~924)、南院慧嵎(?~952)、風穴延沼(896~973)、首山省念(926~993)的四世傳播中,日呈衰落之勢,處于寂寞淡泊、法脈難接的衰微局面。對于臨濟宗這種衰落不振的局面,風穴延沼曾十分感慨。據(jù)載,風穴延沼在接引首山時,便將這種感慨流露出來,“一日風穴見師(首山)侍立次,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古尊宿語錄》卷八,中華書局,1994年,134頁!垦哉Z中,風穴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憂慮,他擔心臨濟一脈,在自己肩上便絕而不傳。風穴的擔憂,也可以從當時流傳的“臨濟一宗,至風(風穴)而止” 【《禪林僧寶傳》卷三,《?續(xù)藏》第137冊,453b!康淖徴Z中反映出來。臨濟宗這種衰頹的局勢,在北宋時期,到了首山弟子汾陽善昭,便有了很大的改觀。善昭,山西太原人,俗姓俞,十四歲出家。出家后一直“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fā),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古尊宿語錄》卷十,159頁!,后到首山處參訪,“大悟言下”,蒙首山印可。后離開首山,繼續(xù)尋師訪道,歷練禪悟,前后達三十年之久。淳化四年(993),當首山示寂后,道俗千余人敦請善昭住持汾州(山西吉縣)太平寺太子院。從此以后,善昭“宴坐一榻,足不越間者二十年”【《禪林僧寶傳》卷三,《?續(xù)藏》第137冊,456a!,集眾傳法,參禪論道,聲譽日隆,被尊稱為“汾陽”。善昭在當時的影響,一改臨濟宗寂寞無聞的形勢,呈現(xiàn)出復興的轉機。但是,對臨濟一宗在北宋興盛起決定性作用并奠定基礎的,卻是善昭的弟子楚圓。

  參照柳田圣山《中國禪宗史系圖》【見西谷啟治、柳田圣山編:《禪宗語錄》Ⅱ,筑摩書房,1974年!,筆者編制了《臨濟及臨濟下一世至六世活動情況一覽表》、《臨濟下七世--楚圓法嗣活動情況一覽表》、《臨濟下一世至七世法系圖》、《臨濟下七世以后世法系圖(北宋)》幾幅圖、表。通過這些圖、表,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第一,自臨濟宗成立以來,從臨濟下一世至五世,傳法區(qū)域僅局限于河南、河北一帶,范圍十分有限。而從臨濟下六世楚圓開始,這種情況發(fā)生了極大的改變。楚圓一生在江西、湖南一帶住持五所寺院,其弟子的活動區(qū)域也主要在江西、湖南、浙江、江蘇等廣在南方地區(qū)。也就是說,臨濟宗自楚圓以后,傳法區(qū)域從北方向南方轉移,影響也逐漸擴大。

  第二,臨濟一宗,在善昭以前,弟子十分少,到了善昭雖有所轉機,但并不龐大。到了楚圓時,弟子逐漸增多,到了楚圓弟子乃至再傳弟子時,影響就越來越大,特別是楚圓弟子慧南和方會的影響巨大,形成禪門五家七宗的格局。

  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楚圓對臨濟宗在北宋時期的的興盛和傳播,起到了承先啟后的特殊作用,在中國禪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沒有楚圓這種特殊作用,臨濟宗在北宋時期的復興,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楚洪在《林間錄》中,稱贊“慈明(楚圓)道起臨濟于將仆”,章倧稱贊楚圓說:“唯慈明(楚圓)負卓,絕逸群之韻”。慧洪及章倧對楚圓的贊譽,不但說明了楚洪及章對楚圓的推崇和尊敬,更表明了二人對楚圓在北宋時對臨濟宗的復興及對后世臨濟宗的傳播發(fā)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的肯定。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楚圓一生活躍在北宋初期,遍參名宿,結交名士,蒙善昭印可,成為臨濟宗禪僧。住世弘法近二十年,先后住持五所寺院。楚圓的一生成就非凡,吸引禪眾甚多,門下弟子不乏杰出之人,其中慧南和方會對后世影響最大。楚圓在禪法傳播過程中,方法靈活,形式多樣,既繼承包括臨濟禪法在內的南宗禪法的傳統(tǒng),又不斷汲取其他禪派的禪法思想和方法,既對善昭的禪法思想有直接的采用,又不恪守善昭“頌古”的禪風,從而內外兼長,兼容并蓄,形成自己獨特的禪法思想。同時,楚圓在弘法生涯中,不乏士大夫、地方行政長官及信士的鼎力支持。由于楚圓自己的成就非凡,禪法靈活多樣,有獨立的禪法思想,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為北宋時期臨濟宗的復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宋代禪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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