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順法師與禪宗史研究

　　印順法師是當代著名的佛教學者,其著述極為豐富,研究十分深入,對海峽兩岸的教界學界的佛學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為弘揚佛教優(yōu)秀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

　　印順法師提出,“禪宗史的研究,必須弄清楚超時空的自心體驗,現(xiàn)實時空(歷史)中的方便演化”,這對禪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為客觀地歷史地研究禪宗史提供了方法論依據(jù)。

　　中國禪宗一向以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相標榜,它注重體悟心證而不滯于經(jīng)教文句。發(fā)展到后來,一方面出現(xiàn)了千七百公案、上千卷語錄,另一方面,禪宗卻更強調(diào)“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以致于有人認為對禪宗是無法做歷史的研究的,因為“說似一物即不中”,說得越多,離禪越遠。

　　我們認為,盡管禪宗有一種因人而異的自證境界,不同的禪師所證悟的內(nèi)容各不相同,其中確實有不可言傳的東西。但是,正如東晉著名佛學家僧肇所說的,“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肇論·般若無知論》,《大正藏》卷四五,153c。 】,禪師要方便接機,傳授心法,總得通過一定的教法,從歷史上看,從“不出文記”的早期祖師到“不立文字”的六祖惠能,實際上也都留下了施化設教的方便法門。對此,我們完全可以作歷史的研究。而且,禪宗作為一種歷史上存在過的佛教宗派,它是社會歷史的產(chǎn)物,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們也應該通過歷史的研究來揭示其產(chǎn)生、發(fā)展的規(guī)律,從而加深對社會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的了解。

　　對此,印順法師曾提出:“禪宗史的研究,必須弄清楚超時空的自心體驗,現(xiàn)實時空(歷史)中的方便演化,才能恰當處理禪宗的歷史事實。”【《中國禪宗史·序》,上海書店,1992年,8頁。 】他把禪者的事跡與傳承及禪法的方便施設與演變作為禪史的主要內(nèi)容,這是有一定道理的,這首先就肯定了禪史研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進一步說,通過對禪宗中出現(xiàn)的種種教法的研究,不僅可以了解“所跡”,而且還可以由“所跡”達到對“所以跡”的了解。因為“所跡”是表現(xiàn)“所以跡”的,一定的言語教法都包含了一定的思想與意義,兩者是并不能截然分開的。我們可以,也應該通過言語教法不斷地去“理解”禪宗的思想。對此,印順法師也有說明,他在強調(diào)“禪法的方便施設與演變,這應該是禪史的重要部分”【《中國禪宗史·序》,6頁。】時指出:

　　佛法是自覺體驗的那個事實。佛是發(fā)現(xiàn)了,體悟了,到達了究竟的解脫自在。為了普利大眾,所以方便攝化,使別人也能到達解脫的境地。從佛(祖)的自覺境地來說,是一切知識、語言文字所無能為力的。……在這點上,佛法(禪)不但不是考據(jù)所能考據(jù)的,也不是理論所能說明的。說禪理,談禪味,都一樣的不相干。然佛法不止是自心體驗(宗),怎么說也說不了的,還是說了,表示了(教),佛法已成為現(xiàn)實(時空中)人間的佛法。指雖不是月亮,但確能引人去注意月亮,發(fā)現(xiàn)月亮。所以自心體驗的內(nèi)容,盡管“說似一物即不中”,即不妨表示出來。語言文字(正說的,反詰的,無義味話)也好,默不作聲也好,比手畫腳也好,都是用為引人入勝的敲門磚。體悟是屬于自證的,是“不由它教”、“不立文字”與“心傳”的。從引導的方便來說(“不立宗主,不開戶牖”,“一法不立”,也還是接引學人的方便),存在于人間,成為一時代、一地區(qū)、一宗一派的禪風。這是可尋可考,可以看出禪在發(fā)展中的歷史事實【《中國禪宗史·序》,7頁�！�。

　　這里,印順法師主要是在強調(diào)“方便的多樣性,并不表示自心體驗內(nèi)容的不同”,如果“不理解自覺與方便的相對性”,就會有“以今疑古的”,也會有“古疑今的”【《中國禪宗史·序》,7～8頁。 】,即從方便教法的不同,就懷疑自心體驗的不同,或肯定自心體驗的一致性就懷疑方便教法的差異性。這當然也是很有意義的。但這里既然肯定了“方便攝化”與“自心體驗”的關聯(lián),肯定了“指”可以引人去注意月亮、發(fā)現(xiàn)月亮,實際上也就肯定了我們的禪史研究,不但可以通過對“禪法的方便施設與演變”的考察,來展示禪跡(教),而且還可以通過禪跡的“引導的方便”來了解禪心(宗)。事實上,正是在此基礎上,印順法師寫出了他的名著《中國禪宗史》,不僅尋考了禪“教”的歷史事實,而且揭示了禪“宗”的中土發(fā)展。若只論“教”而不論“宗”,怎么能知道佛(祖)的“自心體驗”是相同的,“方便的多樣性,并不表示自心體驗內(nèi)容的不同”呢?

　　由此,也使我們想起了二十世紀胡適與鈴木大拙的一場爭論。鈴木大拙從禪的不可言說出發(fā),認為對禪只能信仰、體證,而不能通過現(xiàn)代科學的定義、描述、分析等方法來把握。他將禪看作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對禪不能作客觀的考察和歷史的研究。胡適則不僅以大量史料為基礎,以懷疑精神和科學態(tài)度寫出了許多禪宗研究的專著,而且對鈴木大拙的說法很不以為然。早在1927年,胡適就曾發(fā)表文章,認為鈴木大拙的《禪佛教論集》對禪史的研究是不夠的。后來又著《中國的禪:它的歷史和方法》一文,批評鈴木大拙及其弟子把禪說成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主張用理性的、懷疑的、考證的方法,“把禪放到它的歷史背景中”作為“歷史事實”來加以研究,以得到“知性和理性的了解”。胡適認為,如果以“非歷史和反歷史”的觀點去看禪,對禪作“非理性”的解釋,那至多只能告訴人們禪就是禪,而不能給人們提供禪的確切知識。因此,對禪的研究者來說,禪是思想的、歷史的、文化的客觀事實,對于這些事實必須通過描述、定義、分析、認知的方法才能把握,禪是可說的。胡適認為應當以歷史的態(tài)度和學術的方法來研究禪宗。對此,鈴木大拙也作《禪:敬答胡博士》一文,再次闡述自己的觀點。鈴木大拙認為,胡適盡管對歷史知道得很多,但他不懂禪,是一個沒有入禪宗之門的門外漢。“對于禪的本身尚且沒有討論的資格,更不必說去討論它的諸般歷史背景了”。

　　兩人爭論的文章同時刊登在1953年4月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哲學》第3卷第1期上,產(chǎn)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直至今天,人們還常常對之進行分析評價。按照我們的看法,禪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它既是一種心理-文化現(xiàn)象,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禪者鈴木大拙突出禪的體驗,歷史學家胡適強調(diào)禪的歷史事實,他們一個在討論主觀經(jīng)驗問題,一個在說禪的客觀知識問題。兩人雖然都在談禪,并相互爭論,其實并沒有在同一個層次或同一個領域真正交鋒,只是顯示了兩人立場的對立。但兩位學者的爭論,客觀上也幫助人們進一步深化了對禪這一文化現(xiàn)象的認識。印順關于“禪宗史的研究,必須弄清楚超時空的自心體驗,現(xiàn)實時空(歷史)中的方便演化”的觀點,實際上也可看作是對胡適和鈴木大拙兩人所爭論問題的進一步認識。這種認識對禪史的研究顯然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為全面地、客觀地、歷史地研究禪宗史提供了方法論依據(jù)。

　　二

　　印順法師對楞伽師、楞伽禪的辨析,有助于理清中國禪宗形成和發(fā)展的脈絡,特別是有助于把握中國早期禪的發(fā)展情況。

　　相傳,禪宗東土初祖菩提達摩的傳法是以四卷本《楞伽經(jīng)》“印心”的。達摩以后,逐漸形成了以《楞伽經(jīng)》相傳授的楞伽師,他們的禪也就被稱為“楞伽禪”。那么,楞伽師、楞伽禪與中國禪宗的關系如何呢?胡適曾根據(jù)達摩門下傳《楞伽》,惠能勸人持《金剛》的說法,提出“神會很大膽的全把《金剛經(jīng)》來替代了《楞伽經(jīng)》。……所以,惠能、神會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實是一個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胡適:《楞伽宗考》,黃夏年主編《近現(xiàn)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95頁。 】。情況究竟如何呢?據(jù)《續(xù)高僧傳·慧可傳》記載:“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jīng),仁者依行,自得度世。……那、滿等師,常赍四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這里提到的那禪師,是慧可的弟子,滿禪師則又是那禪師的弟子。這就是說,達摩在傳法給禪宗二祖慧可的同時,又以《楞伽經(jīng)》相傳授,后來就在慧可的門下逐漸出現(xiàn)了一批專以《楞伽經(jīng)》為修持依據(jù)的禪師。

　　關于慧可門下楞伽師的發(fā)展,印順法師曾根據(jù)道宣《續(xù)高僧傳·法沖傳》的有關記載而提出:“慧可是以《楞伽》為心要的,‘藉教悟宗’的。在門下的弘傳中,現(xiàn)出了不同的傾向:‘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的禪師,著作疏釋的經(jīng)師。這二流的分化,是極明顯的事實。”【《中國禪宗史》,30頁�！窟@種疏理是符合實際的,也是很有意義的。根據(jù)《續(xù)高僧傳·法沖傳》的記載,慧可的弟子有那禪師、粲禪師、慧禪師、盛禪師等,他們雖依《楞伽經(jīng)》,但“并口說玄理,不出文句”,形成了楞伽禪系統(tǒng)。其中的那禪師及其弟子慧滿等人,常赍四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繼承了楞伽禪傳統(tǒng);其中的“粲禪師”,也就是后來一般所說的“璨禪師”,則傳法于道信,道信又傳弘忍,最終形成了中國禪宗。演化出禪宗的這一傳承中的道信曾明言“我此法要,依《楞伽經(jīng)》”【敦煌本《楞伽師資記》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大正藏》卷八五,1286c�！�,弘忍也曾經(jīng)想在寺院的廊壁上畫“《楞伽》變相”【敦煌本《壇經(jīng)》第5節(jié),郭朋《壇經(jīng)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11頁�！独阗ぁ纷兿�,即根據(jù)《楞伽經(jīng)》而作的圖畫�！�,因而也是以《楞伽經(jīng)》相傳授的。而慧可門下另有一種傳承,如善禪師、豐禪師、明禪師,以及遠承慧可的大聰師、道蔭師等,他們都注經(jīng)作疏,走上了重講說的道路。這也許就是慧可所曾預言的“此(楞伽)經(jīng)四世之后,變成名相”【《續(xù)高僧傳·慧可傳》,《大正藏》卷五十,552b～c。】的意思。這些承達摩和慧可以后,同樣以《楞伽經(jīng)》為依持并遞相傳授者,我們可視之為楞伽經(jīng)師的傳承。 這樣,達摩將《楞伽經(jīng)》傳給了慧可,慧可以后,形成了一個以《楞伽經(jīng)》相傳授的楞伽系。此系僧人,廣而言之,可統(tǒng)稱之為楞伽師。此系在繼承達摩“藉教悟宗”的過程中,又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是重“教”,一是重“宗”。為了加以區(qū)別,重“教”者我們可稱之為楞伽經(jīng)師,重“宗”者,則可以楞伽禪師名之。楞伽禪師的思想和禪法,就是楞伽禪,而其中慧可、僧璨至道信的一支,即演化成了禪宗。由此可見,印順法師關于在慧可門下的弘傳中出現(xiàn)了“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的禪師”和“著作疏釋的經(jīng)師”的分化的說法,不僅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而且對理清中國禪宗形成和發(fā)展的脈絡,特別是把握中國早期禪的發(fā)展情況,也是很有意義的。

　　當然,歷史的情況有時是更復雜的。據(jù)有關記載,除了達摩、慧可一系依四卷本《楞伽經(jīng)》的楞伽師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楞伽師存在。例如《續(xù)高僧傳·法沖傳》中還記載說:“不承可師,自依《攝論》者,遷禪師(出疏四卷),尚德律師(出《入楞伽》疏十卷)。”這就是說,不僅有不承慧可而來的楞伽師,他們自依《攝大乘論》來疏解《楞伽》,而且還有不依四卷本而依十卷本《楞伽經(jīng)》者,且不是禪師而是“律師”。這又表明,廣義的“楞伽師”,是一個十分寬泛的名稱,可以包含很多內(nèi)容。但印順法師的研究,無疑給我們理清頭緒提供了方便。

　　三

　　印順法師關于如來藏、如來禪的看法,以及對道信“《楞伽》與《般若》合一”的禪法特色的概括等,對了解中國禪宗思想的基本特點及其演變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

　　早期禪宗,有“如來禪”之稱。何為如來禪?“如來禪”的本意是“如來所得之禪”或“如實入如來地之禪”,是證入如來之境、區(qū)別于外道和二乘菩薩所行的“最上乘禪”�！独阗そ�(jīng)》卷二云:“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圣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大正藏》卷十六,492a。 】在中國禪史上,“如來禪”最初是與菩提達摩所傳的“南天竺一乘宗”之禪連在一起的。唐代宗密在把禪分為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和如來清凈禪時,曾指出: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凈,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凈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卷四八,399b。 】。

　　這里,宗密明確地把達摩門下所傳的禪稱之為最上乘的“如來禪”。宗密作為華嚴五祖,他又曾自稱是惠能弟子荷澤神會的第四代法嗣,并認為神會是惠能禪的嫡傳,神會的荷澤宗“全是曹溪之法,無別教旨”,是“達摩遠來之本意”【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2卷第2冊,中華書局,1983年,460、466頁。 】。顯然,最上乘的“如來禪”最初也是包括了惠能禪的。

　　但是,在惠能南宗繁興起來以后,卻出現(xiàn)了貶低“如來禪”,而以“祖師禪”來指稱南宗禪的情況。“祖師禪”的最早出現(xiàn),似始于六祖惠能的第四代法嗣溈山靈祐門下【參《五燈會元》卷九,中華書局,1984年。 】,它是被作為高于如來禪而提出來的。如果從惠能把菩提達摩的“藉教悟宗”發(fā)展為“藉師自悟”、惠能以后“祖師”的地位在南宗中日趨重要、參禪提問者都問“祖師西來意”而將佛推至一邊等事實來看,以“祖師禪”指稱惠能以來的禪,似未嘗不可。與出自經(jīng)文的“如來禪”相比,“祖師禪”似還更能突出惠能南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教外別傳”之特色。換言之,“祖師禪”可以作為一個反映中國禪宗不同發(fā)展階段及其特點的歷史概念來使用。但在禪門中,“祖師禪”卻是以其區(qū)別于如來禪、且高于如來禪而提出來的。祖師禪被用來形容不落階漸、直了頓悟的宗門禪,特別是惠能以下的南宗禪,而如來禪則被用來描繪那種依教修證、未能直契心性之禪,亦即泛指傳統(tǒng)的禪宗之外的“如來所說的各種禪法”,這些禪法被認為只是教內(nèi)文字而不是禪的最高境界。這樣,“最上乘”的如來禪一變而成了教內(nèi)相傳的“未了”之禪的代名詞,只有惠能以下的“祖師禪”才稱得上是“教外別傳”的至極的最上乘禪了。“祖師禪”雖然仍被說成是傳自菩提達摩,其實卻成為惠能南宗禪的專稱。由于“祖師禪”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南宗門下為了宣揚自己嫡傳達摩祖師的心法以貶斥神秀北宗等其他禪系而提出來的,而在惠能后學中并未有人稱惠能為祖師禪而貶達摩為如來禪,因而在禪史的研究上,對“如來禪”和“祖師禪”的指稱一直有不同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導致了某些混亂:“祖師禪”雖大多是指惠能所創(chuàng)的南宗之禪,但也有不包含惠能禪的,例如根據(jù)太虛法師的說法,惠能是被劃歸到“如來禪”而不是“祖師禪”中去的;言“如來禪”,雖大多是指達摩門下展轉相傳之禪,但有的包括了惠能禪,有的則不包括,還有的則專指惠能弟子神會之禪【參洪修平、孫亦平:《惠能評傳》第9章第4節(jié),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那么究竟應該怎么理解呢?我們認為,把“如來禪”和“祖師禪”對立起來,以“祖師禪”來指稱惠能南宗禪其實并不是最合適。因為在惠能后學中并未有人稱惠能為祖師禪而貶達摩為如來禪。從惠能南宗識心見性、頓悟成悟的禪法來看,與《楞伽經(jīng)》所言的如來禪其實是有相通之處的。上引宗密把菩提達摩以來一直到神會的禪稱為最上乘的如來禪,這一方面當然反映了宗密對達摩系禪法的推崇和對自己的抬高,但另一方面這可能與達摩系禪最初以《楞伽經(jīng)》相傳授,并具有《楞伽經(jīng)》的如來藏自性清凈心的思想傾向也有關系,因為在《楞伽經(jīng)》里,如來禪也有證悟如來藏性從而得如來法身的意思。而從達摩到惠能的禪法思想中,《楞伽》心性論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此,印順法師曾明確指出:“達摩所傳的禪法,本質(zhì)是‘如來藏’法門;‘如來禪’就是‘如來藏禪’。”【《中國禪宗史》,20頁�！�“達摩禪的傳承,是被看作楞伽之傳承的。……慧能的法門,實際上也還是《楞伽》的如來禪。”【《中國禪宗史》,15頁�！慷�事實上,從有關記載來看,惠能本人也是以“如來禪”自許的,他曾強調(diào)“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凈禪”【《六祖壇經(jīng)·宣詔品》,《大正藏》卷四八,359c。《曹溪大師別傳》中也有大致類似的記載�！�。另外,惠能南宗是以“頓悟”相標榜的,“南頓北漸”曾成為南北宗禪法差異的重要標幟,而在惠能時代,人們也是將頓悟禪稱作“如來禪”的,例如玄覺的《永嘉證道歌》中就有“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的說法。神會在發(fā)揮惠能“無念”禪法時,也多次提到無念即是般若無所得,即是“如來禪”【參敦煌本《神會語錄》第42節(jié)、第21節(jié)等,見《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2卷第4冊,第96頁、第88頁。 】。因此,我們認為,印順法師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對我們了解中國禪宗思想的基本特點是非常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有關筆者對如來禪的看法,參洪修平、孫亦平《如來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那么,從達摩到惠能的禪法思想中是否主要的就是《楞伽經(jīng)》的思想呢?對于惠能以后突出《金剛經(jīng)》,有人以般若禪稱之,又怎么理解呢?筆者對學術界長期以來爭論的禪宗究竟以般若性空為理論基點,還是以佛性妙有為理論基點的這一問題的研究,也深受印順法師的啟發(fā)。印順法師曾以“《楞伽》與《般若》合一”來概括道信的禪法特色。他指出:

　　近代學者每以為:達摩以四卷《楞伽經(jīng)》印心,慧能改以《金剛經(jīng)》印心。因而有人說:禪有古禪與今禪的分別,楞伽禪與般若禪的分別。達摩與慧能的對立看法,是不對的。依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門》,可以徹底消除這一類誤會。達摩以四卷《楞伽經(jīng)》印心,當然是確實的,達摩門下曾有“楞伽師”(胡適稱之為“楞伽宗”)的系統(tǒng)。然據(jù)《續(xù)僧傳》所說:“摩法虛宗,玄旨幽賾”。“達摩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達摩禪從南朝而到北方,與般若法門原有風格上的共同。到了道信,游學南方,更深受南方般若學的影響。在吉州時,早已教人誦念“摩訶般若波羅蜜”了。等到在雙峰開法,就將《楞伽經(jīng)》的“諸佛心第一”,與《文殊說般若經(jīng)》的“一行三昧”融合起來,制為《入道安心要方便門》,而成為《楞伽》與《般若》統(tǒng)一了的禪門【《中國禪宗史》,54～55頁。 】。

　　經(jīng)過認真的研究和體會,我們認為印順法師的說法不僅符合道信的思想特點,而且對理清整個禪宗的思想特點及其演變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通過對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系統(tǒng)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晉宋以后,特別是自竺道生以來,中國佛教思想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和特點,就是融會般若實相說與涅槃佛性論,而中國禪學與禪宗的發(fā)展也是與此相一致的。菩提達摩正是繼竺道生會通般若實相與涅槃佛性之后,又將實相無相和心性本凈結合起來,從而開創(chuàng)了中國禪發(fā)展的新階段。從達摩到弘忍,乃至南能北秀,他們的禪法無不同時具有般若與楞伽這兩種思想傾向,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說來,達摩以下,慧可、弘忍到神秀的禪法思想有偏重《楞伽》心性論的傾向,而僧璨、道信到惠能的思想則有偏重《般若》無所得的傾向。南能北秀的分化。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從禪法思想上看,前者重“息妄”的修習,后者重“顯真”的證悟,這其實也是達摩系禪法中始終包含著的般若與楞伽兩種思想傾向分化發(fā)展的結果【參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第2章和第3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禪宗兼有般若與楞伽的傾向,就佛教內(nèi)部而言,可以看作是對大乘佛學的一種綜合,盡管禪宗自己以“教外別傳”相標榜。而從另一方面說,師資傳授,以《楞伽》或《金剛》印證,這雖可以反映出禪法的不同特點,但從根本上說,經(jīng)典教義對于禪者來說,都只不過是一種方便假借的手段,并不能由此而得出什么《楞伽》“有宗”或《金剛》“空宗”之類的結論,說達摩到弘忍的禪法屬“楞伽宗”,惠能以下的南宗轉為“般若宗”,這是不合乎史實的。

　　四

　　印順法師對《壇經(jīng)》及其作者和神會思想的研究,表現(xiàn)出了他以理服人、求實客觀的學者風范。

　　在歷史上,《壇經(jīng)》稱《六祖壇經(jīng)》,其作者為六祖惠能,這一向不是個問題。但敦煌本《壇經(jīng)》等禪宗史料被發(fā)現(xiàn)后,胡適對此提出了質(zhì)疑,并提出了《壇經(jīng)》是神會或神會一系所作的觀點,從而在這個問題上引發(fā)了很大的爭論,并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的見解。

　　胡適認為《壇經(jīng)》并不代表惠能思想的“外證”和“內(nèi)證”主要有四:其一,《全唐文》卷七一五《大義禪師碑銘》中有“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jīng)》傳宗,優(yōu)劣詳矣”的說法,胡適認為,這是“明說《壇經(jīng)》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近現(xiàn)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2頁。 】。其二,敦煌本《壇經(jīng)》49節(jié)中有惠能言“吾滅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的記載,胡適認為這可為《壇經(jīng)》“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同上書,91頁�！俊Ｒ驗檫@一段文字,僅見于敦煌本,而敦煌本是《壇經(jīng)》最古的本子。這段文字所暗指的,“即是神會在滑臺大云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會滑臺之會在開元二十二年(734)【胡適后來又考定為開元二十年(732)�！�,正是慧能死后二十一年。此條懸記可證敦煌本《壇經(jīng)》為最古本,出于神會或神會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后。”【 胡適:《壇經(jīng)考之一》,《近現(xiàn)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17頁�！� 其三,“《壇經(jīng)》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余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jù)。”【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近現(xiàn)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1頁。】 其四,胡適說:“我信《壇經(jīng)》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我的根據(jù)完全是考據(jù)學所謂的‘內(nèi)證’。《壇經(jīng)》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fā)現(xiàn)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jù)。”【同上書,92頁�！� 對此,胡適舉出了“定慧等”、“坐禪”、“辟當時的禪學”、“論《金剛經(jīng)》”和“無念”等例證來加以說明。胡適的結論是:“《壇經(jīng)》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勛,永久的影響。”【同上書,97頁�！�

　　對于胡適的這一觀點,學術界和佛教界均有人出來著文加以駁正。佛教界比較有代表性的即是印順法師,他寫了題為《神會與壇經(jīng)--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的專文,對胡適的觀點提出批評,并在其所著的《中國禪宗史》中專章討論了《壇經(jīng)》的成立及其演變。值得一提的是,印順法師在討論中,特別強調(diào)了以理服人。

　　印順法師指出:“胡適所作的論斷,是應用考證的,有所依據(jù)的。我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用禪理的如何高深,對中國文化如何貢獻,更不能作人身攻訐。唯一可以糾正胡適論斷的,是考據(jù)。檢查他引用的一切證據(jù),有沒有誤解、曲解;更應從敦煌本《壇經(jīng)》自身,舉出不是神會所作的有充分證明。唯有這樣,才能將《壇經(jīng)》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造的結論,根本推翻。”

　　本于此,印順對胡適的主要論據(jù)一一作了檢討,分析了史料中“竟成《壇經(jīng)》傳宗”的說法其實是“竟然變成用《壇經(jīng)》來作為傳宗的依約”之意,并非是說《壇經(jīng)》為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認為“敦煌本是現(xiàn)存《壇經(jīng)》各本中的最古本,而不是《壇經(jīng)》的最古本。從《壇經(jīng)》成立到敦煌本,至少已是第二次的補充了”;神會門下在《壇經(jīng)》中補充了法統(tǒng)、稟承等內(nèi)容,“但并不是造一部《壇經(jīng)》”;“《壇經(jīng)》的部分文句,的確與《神會語錄》相近,……慧能是老師,神會是弟子,這是胡適所承認的�；勰茏约簺]有著作,由弟子們記集出來。神會當然是繼承慧能的,那末神會語錄中的語句,部分與《壇經(jīng)》相同,為什么不說神會采用慧能的成就,要倒過來說《壇經(jīng)》是神會或門下所造呢?”更何況經(jīng)過審細的研討,胡適所列舉的種種內(nèi)證,“沒有一條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神會或神會門下造《壇經(jīng)》的論斷,不能成立,不足采信!”印順法師還模仿胡適的說法,提出他“考據(jù)學所謂內(nèi)證”的證據(jù),即以《壇經(jīng)》與神會及其門人的說法相比較,指出兩者在許多地方完全不同,“足以證明《壇經(jīng)》不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所造”。同時,印順法師也曾非常客觀地提出:“他(胡適)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參印順:《神會與壇經(jīng)--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以及印順《中國禪宗史》第6章�！�

　　印順法師的研究是細致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而他在學術爭論中表現(xiàn)出的以理服人、求實客觀的學者風范,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五

　　印順法師對“印度禪”向“中國禪”演化的關注,提升了中國禪史研究的意義。通過對中印佛教不同特點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特點。

　　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是一部禪史研究的重要學術著作,他在書的《序》中一開頭就專門提到了自己寫作的動因,他說:“菩提達摩傳來而發(fā)展成的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輝的一頁。然有關達摩有原義,發(fā)展經(jīng)過,也就是從印度禪而成為中國禪的演化歷程,過去禪者的傳述,顯得疏略而不夠充分。……這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禪,或者稱譽為東方文化的精髓,是值得大家來重視與研究的。”【《中國禪宗史·序》,1頁�！�

　　印順法師強調(diào)的研究中國禪宗和禪宗史要特別注意“從印度禪而成為中國禪的演化歷程”,這種從禪的中國化、亦即從佛教的中國化中來揭示禪宗的形成發(fā)展及其特點的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它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禪的本質(zhì),厘清禪的源流,又可以幫助我們探討并追尋為什么禪能夠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中得到流傳發(fā)展。

　　從歷史上看,禪在兩漢之際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就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具有濃厚印度文化風格的禪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一方面保持了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吸取著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養(yǎng)料,并以中國化的方式表達出來,以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精神需要。

　　禪的中國化是與佛教的中國化同步展開的。由于佛教本身是一個由多種要素構成的復雜體系,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為之作理論論證的思辨哲學,還有一套相應的禮儀制度、僧伽組織、宗教倫理和修行方式等,因此佛教的中國化呈現(xiàn)出了非常錯綜復雜的情況。如果從思想理論的層面上,我們曾把佛教的中國化概括為方術神靈化、儒學化和老莊化三個方面,而禪的中國化也是與此密切相關的【參洪修平、孫亦平:《惠能評傳》第1章《惠能禪出現(xiàn)的時代與佛教文化背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正是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孕育了淵源于印度禪而形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中國禪宗。

　　可見,“印度禪”向“中國禪”的演化,也就是印度禪的中國化;印度禪的中國化也就是佛教的中國化問題,它本身也成為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nèi)容。而佛教的中國化,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也就是外來的印度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的碰撞、交融的過程。因此,印順法師將禪宗視為中印文化融合的產(chǎn)物,以此為出發(fā)點去把握禪的真精神,這對我們的禪學和禪宗研究就具有雙重的重要意義:其一,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研究中國禪宗,能夠擺脫就禪論禪的局限性,從而更好地疏理中國禪宗的源流,更好地把握中國禪宗的精神及其特色。其二,通過這樣的禪學和禪宗研究,顯然有助于加深對整個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及其基本精神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印順法師還充分注意到,在禪的中國化過程中,地域文化對禪宗思想的發(fā)展具有深刻的影響。他在梳理中國禪的發(fā)展流布時曾指出:

　　達摩禪--南天竺一乘宗,不適于南方的虛玄文弱,轉入北方,才逐漸孕育成長。在大唐統(tǒng)一時代,移入南方,融攝南方精神。分化,對立,成為多種的宗派,最后又統(tǒng)一于曹溪。在會歸于曹溪的過程中,劍南的智詵系,江東的牛頭系,消失在曹溪的法系中,最為顯著。北宗與荷澤宗,經(jīng)會昌法難,中原衰落而衰落了。禪宗成為洪州與石頭--兩大系的天下。洪州系以江西為中心,禪風強毅,活躍在江南而顯出北人的特色。會昌以后,洪州宗的主流(溈仰由南方人創(chuàng)立,迅速消失在石頭系統(tǒng)中),移入北方。……而南方,幾乎全屬于石頭門下。二大南宗的分化,可說是適應南北而自成二系。”【《中國禪宗史》,426～427頁。】

　　在談到禪宗南宗與中國精神時,印順法師又作了如下的分析:

　　中華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兩大傾向(其實,到處都有,而又互相關涉,這里就其特性來說),在南北文化中表現(xiàn)出來。古代的儒墨與老莊,就代表了這兩大傾向。老子是楚國苦縣人,莊子是宋國蒙縣人,在當時的中華民族文化中,屬于南方。中華文化不斷的擴大,于是江淮、江東、閩粵,都逐漸顯示了這一文化的特性(因地,因時,也不會完全相同)。代表南中國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大概的說,面對現(xiàn)實的,人為的,繁瑣的,局限的世界,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簡易的,無限的;這不妨稱之為超越的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發(fā)展于南方的“南宗”禪,更富于這種色彩【同上書,89頁。 】。

　　這些分析都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地域遼闊,不同的地區(qū)往往都有其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對于具體的禪者和禪宗派別來說,其必然與地域文化有割不斷的聯(lián)系。印順法師這種將禪宗的形成、演化及其思想特色與地域文化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察的做法,無疑可以大大地推進禪宗研究的深度和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