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散藏敦煌遺書之佛教文獻考辨

內(nèi)容提要

　　敦煌藏經(jīng)洞被開啟后，由于歷史的原因，藏卷多為外國探險家所得，散在國外的，以分藏英國倫敦、法國巴黎、俄羅斯圣彼得堡三處的數(shù)量最多，我國國內(nèi)所藏數(shù)量最多的是國家圖書館，這四大家所藏，占整個敦煌文獻的絕大部分。而我國各地散藏的卷子迄今尚無確切數(shù)目可知。近幾年來，隨著敦煌學(xué)研究的深入，一些地方收藏的敦煌文獻被陸續(xù)整理發(fā)表，已經(jīng)出版圖錄本的，計有《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六種。這些文獻的發(fā)表，對敦煌學(xué)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這六種地方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共計1729號（件），并附錄收藏的傳世寫經(jīng)、日本古寫經(jīng)等132號（件）。

　　為敦煌文獻定名和編制目錄，是敦煌學(xué)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工作。目錄，可以說是一把開啟敦煌寶藏的鑰匙。就六家散藏敦煌遺書而言，各卷所附之《敘錄》，代表了現(xiàn)階段最新、最高的研究水平。其中世俗文獻部分，得到了較好的定名，留存問題較少。但是，由于敦煌文獻絕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獻（占90%以上），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在這類文獻的定名問題上，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些文獻定名存在不少瑕疵。筆者對六家散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尚未定名及定名有誤的佛教文獻作了進一步研究，希望通過定題這一基礎(chǔ)工作揭示更多資料的研究價值，方便廣大的研究者。

關(guān)鍵詞：敦煌吐魯番佛教文獻定題

　　序 言

　　敦煌藏經(jīng)洞被開啟后，由于歷史的原因，藏卷多為外國探險家所得，散在國外的，以分藏英國倫敦、法國巴黎、俄羅斯圣彼得堡三處的數(shù)量最多，我國國內(nèi)所藏數(shù)量最多的是國家圖書館1,這四大家所藏，占整個敦煌文獻的絕大部分。而我國各地散藏的卷子迄今尚無確切數(shù)目可知。近幾年來，隨著敦煌學(xué)研究的深入，一些地方收藏的敦煌文獻被陸續(xù)整理發(fā)表，已經(jīng)出版圖錄本的，計有《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2、《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藏敦煌文獻》3、《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藏敦煌文獻》4、《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5、《甘肅藏敦煌文獻》6、《浙藏敦煌文獻》7六種。這些文獻的發(fā)表，對敦煌學(xué)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這六種地方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共計1729號（件），并附錄收藏的傳世寫經(jīng)、日本古寫經(jīng)等132號（件）8。與四大家之收藏相比，這六種地方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數(shù)量確實不算多。但是，其收藏的一些卷子的價值，卻不讓四大家專美于前。比如，甘肅博物館所藏《法句經(jīng)卷下》，末題“升平十二年沙彌凈明（朱筆）/咸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彌凈明誦習法句起（墨筆）”。升平十二年為即晉太和三年，公元368年，咸安三年為晉寧康元年，公元373年，實為國內(nèi)藏品中最早之寫卷，堪稱國內(nèi)古卷之首。上海博物館所藏之后涼麟嘉五年（393）所寫《維摩詰經(jīng)》、上海圖書館所藏之神龜元年（518）所寫《維摩詰經(jīng)》等等，都是年代早、抄寫精的上品�！墩悴囟鼗臀墨I》中收錄的《黃仕強傳》、《普賢菩薩說證明經(jīng)》，首尾完整，而且抄寫精善，字跡清晰，是現(xiàn)存同類寫卷中最好的一種。敦煌博物館所藏《六祖壇經(jīng)》，則更是學(xué)術(shù)界公認的《敦煌壇經(jīng)》中最好的寫本。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歷代法寶記》，也是極具�？眱r值的一個抄件，可補充其他抄本之不足�！陡拭C藏敦煌文獻》所刊布的疑偽經(jīng)等世俗佛教文獻，尤其是《大慈如來告疏》、《佛圖棠所化經(jīng)》等，乃是北朝時期敦煌佛教向世俗化轉(zhuǎn)變的有力證據(jù)。凡此種種，都展現(xiàn)出自己獨特的魅力。

　　為敦煌文獻定名和編制目錄，是敦煌學(xué)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工作。目錄，可以說是一把開啟敦煌寶藏的鑰匙。除斯坦因、沙畹、伯希和、奧登堡、孟列夫等外國學(xué)者之外，我國著名的前輩學(xué)者王重民、陳垣、向達、姜亮夫、劉銘恕等先生在這個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今之黃永武、施萍婷、方廣锠、榮新江等先生，也在前人基礎(chǔ)上，將敦煌文獻定名、考辨、編目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就六家散藏敦煌遺書而言，各卷所附之《敘錄》，代表了現(xiàn)階段最新、最高的研究水平。其中世俗文獻部分，得到了較好的定名，留存問題較少。但是，由于敦煌文獻絕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獻（占90%以上），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在這類文獻的定名問題上，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些文獻定名存在不少瑕疵。以《浙藏敦煌文獻》為例，有的擬題不確（如浙敦196懺悔歌辭，其實是《和菩薩戒文》），有的擬題有誤（如浙敦100佛經(jīng)殘片，其實是道經(jīng)殘片），更多的是能定而未定。而這些能定而未定的資料，恰好最能反映這些文獻的獨特價值。如浙敦176(浙博151)佛經(jīng)殘片，其實是《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缽怛啰陀羅尼》的釋文，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發(fā)現(xiàn)過的一個文獻，對研究唐·不空的譯經(jīng)和梵文悉曇字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

　　因此，有必要對六家散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尚未定名及定名有誤的佛教文獻作進一步研究，希望通過這一基礎(chǔ)工作能夠揭示更多資料的研究價值，方便廣大的研究者�，F(xiàn)將體例說明如下：

　　一、本課題研究范圍是六家散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尚未定名或定名不確切的佛教文獻。非佛教文獻部分，一概不涉及。個別佛教文獻定名不恰當，已由其他學(xué)者指出過的，此次不再重復(fù)。

　　二、佛教文獻的比定，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簡稱《大正藏》）為對照本。《大正藏》未收的，參考日本《卍續(xù)藏經(jīng)》。二者均未收的，如果有敦煌寫本可以參照，則參照相關(guān)寫本。

　　三、寫本可以確定在《大正藏》或者《卍續(xù)藏經(jīng)》中的，不再引用原文，直接說明是什么文獻，并注明相關(guān)頁碼行數(shù)。寫本殘缺不全的，則依據(jù)《大正藏》等加以還原，以資比較說明。

　　四、因本文研究重點不在文字，加之電腦字庫的限制，錄文時，除特殊需要外，敦煌抄卷中常見的一些俗字寫法，及“草”頭與“竹”頭、“巾”旁與“心”旁等部首混用的情況，均改為通行寫法。原卷抄寫錯誤者，一般不作改正，以存其本。如需改定，在誤字后面加圓括號。

　　五、因沒有條件考察原卷，本文無法對諸遺書的真?zhèn)�、年代加以判斷，所以僅依據(jù)相關(guān)圖版考察其文獻內(nèi)容。

　　六、定名遵循“能定則定、難定存疑”的原則，對沒有確切參照資料的文獻，一概存疑，以留俟高明。

　　七、本課題在研究過程中，使用了CBETA發(fā)布的《大正藏》第1至55冊以及第85冊電子文本進行文獻檢索。

　　限于學(xué)力，考辨或有不當之處，懇望方家斧正。

　　2003年3月2日

　�。ū鞠盗姓撐陌l(fā)表于黃征主編《敦煌學(xué)研究》第1、2卷）

　　1原名北京圖書館，其前身為滿清之京師圖書館。

　　2《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天津市藝術(shù)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

　　5《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甘肅藏敦煌文獻》，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7《浙藏敦煌文獻》，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8具體情況如下：上博80號（件），附錄11號（件）。北大246號（件），附錄77號（件）。津藝336號（件）、附錄14號（件）。上圖187號（件），附錄9號（件）。浙敦201號（件），附錄3號（件）。甘肅共計679號（件）、附錄17號（件）：敦研383號（件），其中附錄5件。酒博18號（件），其中附錄1件。甘圖32號（件），其中附錄1件。西北師大19號（件）。永博8號（件）、其中附錄4件。中醫(yī)學(xué)院3號（件）。張博1號（件）。甘博138號（件），其中附錄6號（件）。敦博82號（件）。定博9號（件）。高博3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