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禪語言學的問題

　　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是禪宗處理禪與言的歷史過程中所突現(xiàn)出的一對邏輯悖謬,是禪哲學研究中一個重要分支--禪語言學探討的對象。

　　1、禪與言:歷史過程

　　禪與言的關系在中國禪宗史上經(jīng)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就是,從藉教悟宗到教外別傳,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從文字禪到看話禪與默照禪。

　　(1)從“藉教悟宗”到“教外別傳”

　　在禪宗形成的前期,即通常所稱的禪宗前史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重在梵文經(jīng)典的翻譯,因此十分重視語言文字的作用。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有“舌不焦爛”之讖。“愿凡所宣譯,傳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眾前發(fā)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爛。”此外,道安、彥琮、羅什、玄奘、窺基等佛經(jīng)翻譯家也都對語言極為重視。認為文字能生起般若。佛典中更有所謂增益謗(增一字)、損減謗(減一字)、戲論謗(紊一字)、相違謗(背一字)�？梢�,虔誠的佛教徒對于佛經(jīng)的文字,是多么尊重、多么審慎。禪宗所傳自初祖達摩到五祖弘忍,一直以《楞伽》印心。直至五祖時,仍在寺廟的影壁上畫《楞伽》變相,都是明證。可見,慧能以前的禪宗十分注重經(jīng)典和語言文字的功用。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云:“達磨西來,唯傳心法,故自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此心是一切眾生清凈本覺,亦名佛性,或云靈覺。……欲求佛道,須悟此心,故歷代祖宗唯傳此也。”這里所說的這種情況是南宗禪出現(xiàn)并盛行以后的傾向。自慧能《壇經(jīng)》“不立文字”始,借“釋尊拈花,迦葉微笑”的公案,禪門五家七宗便在“不立文字”上做足文章,視語言為障道之本,視讀經(jīng)為磨磚成鏡,大機大用層出不窮,語勢兼用花樣翻新。各家的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接引方式即門庭施設上,而所謂的門庭施設,實即言語傳釋方式之別。大致來說,云門宗有“涵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的“云門三句”;法眼宗有“法眼六相”;臨濟宗有“四料簡”、“四賓主”、“四照用”、“三玄三要”;曹洞宗有“寶鏡三昧”、“五位君臣”;溈仰宗有“三種生”、“九十七圓相”;黃龍派有“黃龍三關”;楊岐派有“頌古”、“看話”等等。

　　(2)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

　　從“不立文字”的無字禪到“不離文字”的文字禪的轉變,始于五代北宋之際。自北宋起,禪風為之一變,由唐五代的無字禪即自慧能始的不立文字之禪變?yōu)椴浑x文字之禪。入宋,由于禪宗燈錄的大量刊行,參究公案之風日盛,文字禪由之而起。文字禪的興起與鼎盛,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隨著《燈錄》的刊行,古德嘉言懿行的公案的廣泛流布,文字禪由之而起。首由汾陽善昭的《頌古》,到圓悟克勤的評唱,到覺范惠洪的《石門文字禪》將文字禪理論化、系統(tǒng)化,“借言以顯無言”,文字禪之風愈來愈盛。

　　(3)從文字禪到看話禪與默照禪

　　禪是大道,而不是技藝。執(zhí)指為月地在文字中討禪,無疑是將大道墮降為技藝�？丛挾U與默照禪的出現(xiàn),是對文字禪的一種再否定。臨濟宗人大慧宗杲創(chuàng)看話禪,曹洞宗人宏智正覺創(chuàng)默照禪,是禪宗傳釋方式走向神秘化的標志�？丛挾U矯文字禪之病,取公案作話頭,作內(nèi)省式的參究,意在摧破思量,掃蕩知解,在語言文字、邏輯推理之外,達到超越境界。利在激發(fā)創(chuàng)造性思維,弊在導致妄想卜度。默照禪主無言無說,忘情默照。默是為了照,默坐是形式,內(nèi)照是內(nèi)容。默坐、觀照以明心見性,而至絕對超越境界。是向初傳之達摩心如壁立、慧可了了常知禪法的復歸,近則也可說是向曹洞宗法寂照虛靈、偏正回護之宗風的復歸。

　　禪宗強調以心傳心,薪火相傳。它的興盛在于“不立文字”,因為文字在禪宗看來是第二峰頭,是言筌;但從唐宋之際開始,“不立文字”的禪宗一變而為不離文字,禪完全流于文字,變成了文字游戲與“口頭禪”,喪失了對自我生命的體驗而流于衰歇。

　　綜觀禪宗歷史,在語默關系上,明顯地呈顯著這樣的輪廓:藉教悟宗——無字禪——(公案)——文字禪——看話禪——默照禪。

　　2、禪與言:邏輯悖謬

　　(1)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的涵義

　　在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所謂十六字心傳中,“不立文字”是重要特色。不立文字,就是不憑借語言文字來解釋、傳授教義。傳教的人不立文字,學佛的人不依文字;禪宗認為語言在傳遞意義的同時又遮蔽了意義,因此,佛學、佛教最精微最深刻的義理,在佛經(jīng)的文字以外,在語言以外,“第一義”不可說。禪宗語言作為一種宗教語言,總是試圖將信仰者引向對絕對、超越對象的思考,這種性質決定了禪宗語言“不立文字”的必然性,故有離相、離境,無念、無心,超四句、絕百非之說。禪不可說是基于禪自身的若干特質。一是禪重自悟,即親證自得,不可從他人得知;二是禪主張頓悟。漸悟只是頓悟的準備,展現(xiàn)為一個過程;頓悟則是瞬間的開悟,展現(xiàn)為過程的中斷。這里毫無輕視漸悟之意,從關鍵處著眼,頓悟終歸是究竟的,且不可能展現(xiàn)為一個過程。三是禪為超理性(“無心”)、超邏輯性(“無知”)。如馮友蘭指出,禪宗乃“無知之知,無修之修,無悟之悟,無得之得”。四是真如本體(實相)與禪悟境界是無可言說的。禪世界觀是基于萬法即我(心、性)即佛即空(無)之上的。這個本體是無法分割、無法限量,從而也是無法言說的。因為默即語,語即默,語默不二。世界萬法無時無處不在不斷地說著,“青青翠竹,無非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因此,禪作為絕對本體,在知解、差別、對待之外,是對知解、對立的超越。

　　然而,懷疑乃至否定文字功用的禪師們并不能離開文字。因為畢竟語言文字對于記載、宣說教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又有不離文字之說。釋迦牟尼本人也是重視語言文字,重視運用語言文字宣說教義的。三藏十二部汗牛充棟的典籍即是明證;玄奘不顧惜身體性命耗十七年之心力到西天取經(jīng),又用十九年之心力進行翻譯,當然是為了求取佛經(jīng)原本,使佛教真義不被歪曲,這在當時關系到佛教興衰乃至存亡,也充分說明文字的作用。

　　(2)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的悖謬

　　既然名言、知解都無法揭示禪道的真諦。那末,豈非禪道根本不可傳了嗎?雖說“第一義”不可說,但還是說了;雖說“釋迦四十九年說,未曾說著一字”,然而四次結集,畢竟留下了汗牛充棟的佛說經(jīng)典;自達摩始的歷代祖師,或持傳《楞伽》,或奉持《般若》,或尊崇《金剛》,而且各有語錄文字見世。

　　慧能在黃梅請“解書人”將其偈題西間壁上,“呈自本心”。《壇經(jīng)》上雖有“不立文字”“不合語言”,此經(jīng)先即語言,后又成文字。更何況契嵩本、宗寶本作“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既言不立文字,早已立了文字。

　　事實上,主張不立文字的曹溪門下大師多有法語傳世,后世禪門語錄層出不窮。既言“說似一物即不中”,業(yè)已說了一物且已中。所謂不立文字,僅禪宗五燈,總計150卷,數(shù)百萬言,亦可謂不離文字耳。

　　“不立文字”,是“說不得”;“不離文字”,是“說不得的東西如何去說”,這正是禪宗所要擺脫的悖論,也是哲學所真正要解決的認識機制。事實上,正如蕭萐父教授所指出的,佛法主張“第一義”不可說,這本身是一個自語相違的悖論,因為對于不可說的東西已作了“不可說”這種說明。為擺脫這種邏輯矛盾,禪宗主張“繞路說禪”,即認為不可說的東西并非不可說,問題在于如何說,如何運用禪語言的特殊功能。后期禪學的詩化,似表明禪境與詩心一脈相通,這只是禪語言藝術的一端,至于禪語言中還有各種機鋒、反詰、突急、截斷、擒縱等等,各有其特定的表達功能。禪宗不僅立了文字,而且講得還很系統(tǒng),這是“不可說之說”,其中蘊含著“不可說的東西如何說”的機制,這正是禪學研究要闡釋清楚的。如何超克這一矛盾,在不可說中說,通過說不可說之說傳釋自己的禪體驗,喚起他人的禪體驗,這是禪宗的主題,也是哲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