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的傳略與著作

　　印光大師的傳略與著作

　　第一節(jié)印光大師的傳略

　　一、家庭背景

　　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師誕生于陜西省東南部的郃陽縣,赤城東村的趙家。

　　印光大師的父親趙秉綱、母親張氏,都是在鄉(xiāng)里為人推敬的長者(注一)。他有二位兄長:大哥從龍、二哥樊龍。他排行老三,學名紹伊,字子任。

　　從現存有限的資料來看,趙家只是薄有田產的農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三個兄弟之中,老大從龍是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二哥樊龍可能較無讀書的天賦,所以要兼顧農事(注二)。趙家對排行第三的印光大師,安排讓其長時間的追隨大哥讀書,七歲至十四歲,是在郃陽家中讀;十五歲至二十歲,是到長安讀。像這樣長期在一個兄長教誨下學習,可說相當奇特,我們不了解家庭中的這種安排,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但從印光大師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養(yǎng)和淵博的知識,可以斷定是相當有效的學習。印光大師一生安法,籍文字為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辯、流利,為古今僧人所罕見,得力于家庭的長期培養(yǎng)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郃陽隔著黃河,東渡即到山西省,沿黃河南下,經朝邑縣,可至湩關(注三)。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區(qū)的范圍(注四)。出身在這樣環(huán)境中的耕讀家庭,追求科學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為他取的學名紹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陽縣在古代曾出過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樣。他年輕時,曾學韓、歐、程、朱辟佛,就是因長期接觸科學“官學”(注五)的儒老,所感染的風氣。我們可以推測: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則他亦應和二哥一樣,在家?guī)兔�農事,不可能長期任他在外讀書。傳統的中國農村,勞動力是很寶貴的,只有肩負扭轉家族命運的科學事業(yè),才可能造就十數年都在讀書的印光大師的早年求學生涯。

　　但是,在兄長薰陶十數年下的印光大師,卻逐漸在思想上背離家族的期望,而選擇了出家的途徑。

　　為什么會有這樣重大的改變?他難道沒有經歷心理的轉折和沖突嗎?

　　據一九三一年,他在回邵慧圓居士的書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絕之苦惱子。二絕者,在家為人子絕嗣。出家為人徒亦絕嗣。此二紹也。言苦惱者,光本生處,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辟佛之說。群者奉為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注六)。

　　這段話中,他提到“在家為人子絕嗣”,是指他在廿一歲出家后,他既未結婚,留下子嗣,家中亦無延續(xù)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訪,始知家門已絕戶(注七)。“出家為人徒亦絕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屬”,就師門而言,亦是“絕嗣”。而苦惱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話卻是“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舉。這件事,構成他的苦惱來源,可見心里壓力之重。

　　不過,印光大師生過什么病呢?他生下后六個月,即罹患急性結膜炎,幾乎喪明。后雖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視,久視即模糊不能見物(注八)。在印光大師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擾著他,這對終日必須與書本文字為伍的讀書人而言,確是沉重的打擊。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現存的資料中,并未發(fā)現。我們只能根據“厭厭多病”一語,來解釋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經過

　　印光大師的出家,是在廿一歲(一八八一),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終南山、南五臺、、蓮花洞,投道純老和尚披剃出家。據大師自言:

　　先數年,吾兄在長安,不得其便。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吾兄在家,光在長安(家去長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臺山出家(注九)。

　　但家中最反對印光大師出家的,就是長兄從龍。印光大師趁其不在長安,即私自出家,對于十數年來一直受其教誨的恩情和尊嚴而言,都是晴天霹靂般的背叛與難堪。因此,不滿三個月,就被長兄找到,籍口須“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印光大師明知這是借口,卻不容不歸�；氐郊�,發(fā)現母親既未贊成,也未反對出家。反對的人,事實上是和他相處最久的大哥。他訓誡印光大師說:

　　誰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責(注一0)。

　　其后從龍并逼印光大師應酬世俗,防他潛逃。勉強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長兄探親,二哥守曬谷場,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錢當路費,從家中逃出。奔回蓮華洞。猶恐長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腳到湖北,掛單竹溪蓮華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單(注一一)。

　　此次離家,終身未再還鄉(xiāng),或重睹家中骨肉血親。在他有生之年,僅于一八九一年,從北京托一同鄉(xiāng)帶回家信一封,卻全無消息。要再經過卅三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注一二)。

　　他直到一九三一年,七十一歲時,還提到此事說:

　　此事在光為幸。以后來無喪先人之德者。即有過繼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孫也(注一三)。

　　三、紅螺山時期的潛心修持印光大師出家以后的生活事跡,明顯地反映出他對凈土法門的吸收、體驗和精進的過程。初期活動的范圍是在北方,而以紅螺山資福寺的道場為最重要。其經過如下:印光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留單期間,“和尚見師勤慎忠實,適庫頭有病,即令代理其職”,因此因緣,師于曬經時,偶讀殘本龍舒凈土文,益知凈土一法圓賅萬打,普攝群機(注一四)。對他日后宏揚凈土法門,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八六二年,師廿二歲,師往陜西省興安縣雙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師座下。戒期中繕為事,悉由大師擔任。但眼疾即因而復發(fā)。幸靠日夜一心念佛,蒙佛加被,支持至戒期圓滿,而眼疾又愈。由此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其后甚至主張念佛可治眾病(注一五)。從此以后,印光大師自行化他都以凈土為依歸。

　　受戒后,師一度遁跡終南太乙峰,曉夕念佛,喜讀契經,深入法海,生平工詩,出家后,不復作,專心凈土,久而彌篤。經過潛修一段時間,愈發(fā)覺凈土法門的契合人心。聽聞北京紅螺山的資福寺為凈土十二祖夢東老人宏闡的道場,遂于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十月十四日,師年廿六歲,前往紅螺山,入堂念佛,沐徹祖遺澤,故凈業(yè)大進(注一六)。

　　在資福寺,除隨眾念佛外,歷任云水堂、香燈、寮元等職事。在藏主遂得閱讀大藏,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注一七)。

　　住紅螺山四年(一八八六——一八九0),在其中間朝禮五臺山一次。四年當中,于徹悟大師的遺教,所得非常大,故持誦《徹祖語錄》,老而不停止。甚至增修《凈土十要》的時候,將《徹祖語錄》附錄之。因徹祖以禪宗大德廢參而主念佛,也曾把開示禪宗者的話語,盡付一炬,這種大作為,迥別常情的典范,成了印光大師終身仿效服膺的準則(注一八)。紅螺山所以被陳榮捷博士,認為是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最初曙光(注一九),指的就是這種思想上的繼承與發(fā)揚。太虛大師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追溯中國近代凈土諸祖的系統說:

　　極樂往生一法,雖佛說多經,馬鳴、龍樹、無著、世親諸師亦著于論,然至中國,弘揚始盛,蔚為大宗。(中略)波瀾轉壯,則濫觴廬山蓮社,博約其化于曇鸞、道綽;善導、永明又深其旨;至云棲爰集大成;靈峰、梵天、紅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盡一生精力,荷擔斯法,解行雙絕者,則印光大師也(注二0)。

　　即把印光大師看做繼“紅螺”徹祖的集大成者。可見兩者關系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