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九僧事跡探究

　　吉廣輿

　　內(nèi)容摘要宋初九僧的事跡,一直是中國禪宗史、宋詩研究史上的謎障,不僅關(guān)涉“宋初三體”--白體、晚唐體、西昆體流行之先后順序,決定宋初詩風體派承傳之次第,更是有宋一代禪詩風格演變之初機。本文從現(xiàn)有《大藏經(jīng)》之寥寥史料中,抉剔探索九僧之僧系背景,先確認其僧籍之寺里,辨明地域分布;次從僧官系統(tǒng)考察出九僧之職系因緣,歸納出四僧屬于禪宗,三僧為天臺宗,二僧無法定位的宗門情況;最后對他們的生卒年作一交代,澄清千百年來模糊不清的九僧面目。

　　關(guān)鍵詞九僧禪詩宋初三體晚唐體

　　九僧究竟以什么因緣結(jié)合?何以自成一個詩歌流派?要探究這層淵源,就要先解決他們身世的謎團,從僧系、行蹤方面勘察背景,旁及師友交誼并作驗證。由于缺乏文獻記載,其身世背景已難以稽考,不易作全方位的確認。司馬光《續(xù)詩話》首先揭橥的九僧法號、僧籍,是依照陳充編輯的《九僧詩集》而來,所記九僧里籍依序為:

　　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臺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

　　阮閱所援引《六一詩話》,卻作如下記載:

　　九僧,謂希晝、寶通、寺恭、行肇、簡長、尚能、智仁、休復(fù)、惟風,有集行于世�！墩勗贰芬嘤性姟尽对娫捒傹敗非凹�卷六,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50頁�！�。

　　然而,今本《六一詩話》沒有這條記載,已無法進一步追查。但所列的“寺恭”應(yīng)是“守恭”之誤,“惟風”則是“惟鳳”之誤,這是九僧名號首見的出入。成書于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被王士稹盛稱為“宋人說部之宏構(gòu)而有裨于史”【王士稹:《居易錄》卷十六,臺北新興書局,1981年,5頁�！� 的《宋朝事實類苑》中,江少虞也引錄西昆詩人楊億的口述云:

　　公嘗言:近世釋子多工于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盡為杰出。其江南僧元凈、夢真,浙右僧寶通、守恭、行肇、鑒微、簡長、尚能、智仁、休復(fù),蜀僧惟鳳,皆有佳句【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81頁。】。

　　其中之“希盡”顯然是“希晝”之誤。江氏引述列舉之十三僧名,雖然沒有明白標舉其中有“宋初九僧”,但與阮閱的記載雷同,而兩書都成于紹興年間,上距陳充本《九僧詩集》已一百四十余年,下迄“陳起本”的問世還有五十余年,可見當時《九僧詩集》確已罕見而失傳,陳充輯選的《九僧詩》還沒有受到詩壇公認;后來經(jīng)過《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以及陳起之復(fù)刊,才形成后世統(tǒng)一的“九僧”之名,所以《郡齋讀書志》卷二十、《清波雜志》卷十一、《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記載的氏里、師號,都和以“陳充本”為準的《續(xù)詩話》相同,而《瀛奎律髓》及《宋詩紀事》則沿用“陳起本”的氏里、師號,“九僧”因此確定為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九人,這就解答了“九僧”名號的來源,以及為何不同籍貫的九僧能被視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成因:原來是因為陳充初編合集而入選,他們彼此互相唱和,又經(jīng)過陳起刊刻而集結(jié)、流通,由詩集之編選而形成詩派;人以詩而名,詩因集而顯,并非他們自行結(jié)伙組織、標榜名號的小眾團體。這一詩派的雛形,與“江湖詩派”因陳起刊刻《江湖集》而成形的情況相似;今人詩史、詩論文字中,對“九僧”及《九僧詩》的形成因素多屬臆測,或簡略模糊,應(yīng)予以厘清。他們的僧系背景迄今仍是一大謎團,以下試作探索:

　　既是僧伽,就應(yīng)該有僧籍、宗派。然而遍查《大藏經(jīng)》、《續(xù)藏經(jīng)》及與宋僧有關(guān)的《僧傳》、《燈錄》等書,竟然沒有九僧籍貫、寺里的記錄。推究原因:北宋承五代之后,僧籍泛濫,他們既非宗派主流,未曾住持弘傳,又沒有經(jīng)論疏釋的著作,自然難入高僧之林,此其一。南山贊寧《宋高僧傳》上續(xù)南山律宗始祖唐僧道宣《唐高僧傳》,起自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迄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三百二十年間,所收正傳五三二人、附傳一二五人中,大多為唐僧,宋僧只有正傳二九人、附傳七人而已;九僧當時初入中年,德望有限,自然不及備載,此其二。贊寧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入寂,連他自己都沒有立傳,何況九僧有四僧在他轄下任職,僧臘及輩分尤晚,《宋高僧傳》自然沒有他們的蹤跡,此其三。元僧曇噩《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只是梁、唐、宋三《僧傳》的選輯,而明僧如惺《大明高僧傳》輯錄北宋宣和六年(1124)至明萬歷二一年(1593),共四百六十九年的高僧事跡,與《宋高僧傳》中間缺隔一百四十七年,宋、元、明三《僧傳》間有斷層,九僧適在斷層中間,當然缺乏傳述,此其四。明僧明河《補續(xù)高僧傳》、近人喻謙等編《新續(xù)高僧傳四集》雖然以續(xù)贊寧等《僧傳》而作,原始資料既缺乏,也沒有九僧事跡,此其五。由于上列因素的影響,乃造成稽查他們僧系的困難。以下試從僧籍、僧官、宗門、生卒年四個方向,探討九僧的僧系背景。

　　一、僧籍

　　一般說來,冠在師號上面的稱號,可以是皈依的寺里,或是祖籍之居地,或是師承門派,很難定于一義。例如:東晉廬山慧遠大師是雁門樓煩(今山西崞縣東部)人,曾住上黨(今山西長治北)、高都(今山西晉城附近),卻以寺里為僧籍,九僧也有相同情況。他們的寺里或氏籍,僅有黃啟方、許紅霞兩位學者曾經(jīng)涉論,詳略互見,所得稍有不同:

　　希晝:劍南--(黃氏)今四川成都,(許氏)略。

　　保暹:金華--(黃氏)今浙江金華,(許氏)略。

　　文兆:南越--(黃氏)今兩廣之地,(許氏)今福建。

　　行肇:天臺--(黃氏)今浙江天臺,(許氏)略。

　　簡長:沃州--(黃氏)今浙江新昌,(許氏)今浙江錢塘江右岸地區(qū)。

　　惟鳳:青城--(黃氏)今河南開封,(許氏)今四川灌縣西南部。

　　惠崇:淮南--(黃氏)今安徽壽縣,(許氏)今安徽滁縣東部。

　　宇昭:江東--(黃氏)今江蘇南京,(許氏)今長江下游南岸安徽、江西省部分地區(qū)。

　　懷古:峨眉--(黃氏)今四川峨嵋,(許氏)略【 黃啟方:《九僧與九僧詩》,原載《國語日報·書和人》197期,附錄于氏著 《兩宋文史論叢》,臺北學海書局,1974年,51頁、52頁;許紅霞:《宋初九僧叢考》,《古典文獻研究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1945年,51～53頁�！�。

　　以上四川劍南、峨嵋及浙江金華、天臺四里籍大抵確認無疑。其余待考者如下:

　　(一)文兆之“南越”--自秦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以及尉佗“自立為南越武王”【司馬遷:《南越尉佗列傳第五三》,《史記·秦始皇本紀》卷一一三。 】 ,都是以廣州南�？h為主。尉佗就是趙佗,漢高帝十一年“立佗為南粵王,使和輯百粵”【班固:《南粵王列傳》,《前漢書》卷九五。 】,“曰南越者,吳王夫差滅越筑南越宮,故佗因其舊名,稱番禺為南越”【[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中華書局,1997年,32頁�！�,番禺在今廣州,南越王陵寢正在此處,可知北宋以前“越”即“粵”。“古南越”地志為:“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杜祐:《通典》卷一八四,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7年,977頁。】,證明“南越”指嶺南兩廣、福建之地。許氏以《湘山野錄》卷中所記“閩僧文兆”來鎖定范圍,認定他是福建僧【同前揭黃啟方文。許文引《湘山野錄》句時,誤認“閩僧文兆”為惠崇弟子。依元僧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的記載推斷,文兆與惠崇同時而稍后,沒有師承關(guān)系,應(yīng)屬佛門師兄弟行�！�,與今人多以兩廣為粵、閩浙為越的觀念相近。但《湘山野錄》所記可能只是指他的來處,未必是本籍。所以,從地域隸屬上來說,他是廣南人的成分比較大。

　　(二)簡長之“沃州”--北宋沒有“沃州”地名,金始改慶源府(趙州,今河北趙縣一帶)為“沃州”。陳起刊刻《圣宋高僧詩選》時,還可能以趙州為沃州,司馬光就不可能預(yù)知了。黃氏以宋朝地理轄區(qū)判斷,許氏則以《九僧詩》中“沃州山”為指標,兩者雖有狹義、廣義之別,卻都在吳、越境內(nèi),隸屬兩浙路。還有學者認為簡長是“河北人”【祝尚書:《論宋初九僧及其詩》,《四川大學學報》,1998年2期,53頁�！�,就把南宋金初的“沃州”誤認到北宋了。事實上,江少虞指他是“浙右僧”【[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481頁�！�,他在《暮春言懷寄浙東轉(zhuǎn)運黃工部》詩中,也自承“十年霜雪獨為客,萬里夢魂空到山”,此“山”正是當時的“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頗為勝境”【錢易:《南部新書》庚卷,見《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97頁。】,地處越州與臺州之交界,緊鄰行肇之天臺山,近新昌而遠錢塘。所以,他應(yīng)該是“剡縣南三十里”的禪院中人。

　　(三)惟鳳之“青城”--司馬光記載作“貴城”人,但北宋沒有“貴城”之地,應(yīng)該以五古本的“青城”為準,《清波雜志》、《直齋書錄解題》等書也都作“青城”。按北宋“青城”有兩處:一在今河南開封南部,一在今四川灌縣西南部;許氏以《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七所記之“蜀僧惟鳳”,推斷他是四川灌縣西南部人,比較可信。另外還有“赤城人”一說【[清]馮舒評希晝《書惠崇師房》注,見李慶甲:《瀛奎律髓匯評》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714頁�！�,今浙江省天臺縣北、四川灌縣西南都有赤城山,南宋詩人陸游有“看遍人間兩赤城”【 陸游:《將之榮州取道青城》,《劍南詩稿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80頁�！�、“明日青城有使行”【 陸游:《玉笈齋書事之二》,《劍南詩稿校注》卷二,181頁。】句,都以四川青城山為“赤城”。因此,惟鳳的“青城”,應(yīng)該在四川灌縣西南的青城山。

　　(四)惠崇之“淮南”--這是九僧氏里中爭議最多者,先后有五種說法:

　　1.淮南人:《續(xù)詩話》、《清波雜志》卷十一、《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都是淮南。

　　2.楚僧:《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八、《詩話總龜》前集卷十二、明人胡應(yīng)麟《詩藪·外編》卷五,都作楚籍。

　　3.壽春人:《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引《楊文公談苑》、宋人董史《皇宋書錄》卷下,都注明是壽春人。

　　4.建陽僧: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四、元人夏文彥《圖繪寶鑒》卷三、明人朱謀垔《畫史會要》卷二,都以他為建陽僧。

　　5.沙州僧:清人徐星伯《宋會要輯稿·藩夷五之二》有載。

　　針對這五種說法,許氏參考《宋史·卷八八·地理四》、《漢書·地理志·第八上》等文獻,做了一番統(tǒng)整,認為“前四種說法實際上是一致的”:淮南、壽春、建陽都是古楚地,建陽是古稱,壽春是宋地名,都屬于宋代淮南西路轄境,所以“第一種說法是從大的范圍來講,第三、四種說法講的更具體一些”,因此將他的里籍定在“今安徽滁縣東部”。至于第五種說法,許氏認為:“可能惠崇曾在甘肅敦煌一帶活動過,或者宋代還有另一個叫惠崇的僧人”。據(jù)《宋會要輯稿》記載“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來獻”【 《宋會要輯稿》卷八《藩夷》五之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7753頁�！�,沙州在今甘肅敦煌一帶,“惠崇等四人”就是《東京僧職紀贈法智詩二十三首》佚詩中的簡長、行肇、希白(保暹)、慧(惠)崇四僧,亦即《宋會要輯稿·道釋二之八》及《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所載入館同修的四僧,詳細探索宋代僧官制度及譯經(jīng)流程,即可推知是同一位惠崇,只不過因為希求御賜的紫衣師號而“以良玉舍利來獻”,被誤認或誤記為良玉舍利產(chǎn)地的僧人了。他的《百句圖》中雖有《瓜州亭子》詩聯(lián),但詩中有“落潮鳴下岸”句,所在地應(yīng)是揚州稍南長江邊的瓜洲鎮(zhèn),也就是王安石《泊船瓜洲》之地,并非與沙州毗鄰的西夏瓜州。黃氏將惠崇氏里定在“今安徽壽縣”,則是根據(jù)方回“壽陽,惠崇舊居院在境內(nèi)”的注記【 宋祁:《過惠崇舊居》詩后注,《宋景文集》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8冊,14頁。 】,以舊居所在地為準。

　　(五)宇昭之“江東”--漢初始有“江東”之稱,謂長江以東之地,習稱自安徽蕪湖以下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qū),而泛指長江以南之地為“江南”。宇昭之里籍,五古本并作“江東”,宋朝屬江南東路轄境,與司馬光《續(xù)詩話》的“江南”相合,許文并明確認定“可以簡稱為江東,也可以簡稱為江南”。

　　綜觀九僧的里籍,都集中在五代戰(zhàn)亂較少而文風最盛的南唐、吳越與西蜀境內(nèi),前二地詩風精巧,西蜀詩風華麗,自然影響他們的創(chuàng)作風格。以北宋州郡疆域建置來區(qū)分,正好位于北宋詩人最密集的四大地域:劍南希晝、青城惟鳳、峨眉懷古為蜀僧,位于成都府路;金華保暹、天臺行肇、沃州簡長為浙右僧【 胡應(yīng)麟記“保暹,婺人”,《宋史》卷八八之“婺州”有轄縣七,其一為金華,也在浙右。見《詩藪》外編卷五,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641頁。】,位于兩浙路;南越文兆、淮南惠崇、江東宇昭為楚僧,分屬廣南東路、淮南西路與江南東路。九僧在地理上有明顯的東六、西三分布形勢,自成兩個塊狀生活區(qū)。東方五僧因地緣相近而交游酬和,例如:浙右三僧與惠崇就曾經(jīng)合任僧官,并非如部分學者所說的“九僧各自南北東西,并不同貫,這個詩僧群體是五湖四海,沒有地域性”【 同前揭祝尚書文,54頁。】。各家文學史、詩史的記載,不乏類似臆測,容易相沿成誤。

　　二、僧官

　　澄清了九僧的僧籍之后,再進一步考察九僧的僧官,可以尋索出四條脈絡(luò):

　　(一)浙右三僧保暹、行肇、簡長與楚僧惠崇都曾經(jīng)合任僧官--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詔可之,賜證義沙門簡長號智印大師”【[宋]呂夷簡等編修:《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收于清僧范成輯補《宋藏遺珍》第6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4072頁。】,又于“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賜證義沙門行肇號慧觀大師”【 《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宋藏遺珍》第6冊,4075頁�！�,與《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六的記載相符。從這四僧佚詩的結(jié)銜來看,保暹(希白)賜號“慧照大師”,行肇賜號“慧觀大師”,簡長賜紫衣及師號“知印大師”,慧(惠)崇賜號“凈慧大師”,都曾“箋注御集”,也都是北宋譯經(jīng)院的職事。以簡長“右街鑒義譯經(jīng)證義兼綴文同編修箋注御集知印大師賜紫”的結(jié)銜為例:“右街鑒義”是兩街僧錄司【宋代形式上沿襲唐朝舊制,設(shè)“左、右街僧錄司”為中央級僧署,受鴻臚寺統(tǒng)轄,下設(shè)首座、鑒義為佐職。曾被吳越王錢弘俶任命為兩浙僧統(tǒng)的贊寧,就是真宗朝兩街僧錄,時稱“南山律虎”,《宋高僧傳》就是他奉敕撰修�！康淖袈�,屬于定等階、別資歷的不管事榮譽銜,“詔以證義沙門簡長為右街鑒義”事在天禧四年(1020)六月【《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宋藏遺珍》第6冊,4079頁�！�;“譯經(jīng)證義”是譯經(jīng)院正職,坐于第一譯主左邊,“證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宋高僧傳》卷三。但《宋會要輯稿·道釋二之六》記:“第二證義梵僧,與譯主評量梵義……第七證義僧,參詳向義”,將“證義”分成華、梵兩序。曹仕邦考察“證義”兼具評譯、詮義兩事,見《論中國佛教譯場之譯經(jīng)方式與程序》,《新亞學報》第5卷第2期,288～293頁�！�;“綴文”是兼職,屬譯經(jīng)院第六職事,負責“回綴文字,使成句義”【《佛祖統(tǒng)紀》卷四三。梵音為印歐語系,大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作“佛念”,“打鐘”作“鐘打”,“因緣所生法”作“法乃因緣所生”,文法觀念與英語類似,故需回綴文字,順應(yīng)中國語法,使文義通暢�！�;“同編修”是貼職,“本來是一種清貴的榮譽虛銜,入史館修僧史或入譯經(jīng)院譯經(jīng)的高僧,亦可給編修、同編修等名號”【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69頁�！�,與史館、昭文館、集賢院三館編修相似;“箋注御集”是差遣,宋初官號與職權(quán)分離,或設(shè)官以寄祿,或用差遣任職事,是實際的工作職務(wù);“知印大師”是封賜之師號,自唐咸通以來,都以朝廷賜師號及紫衣牒為殊榮,所封、謚師號以多字為貴,例自二至八字不等;“賜紫泛”是章服賜借,唐武則天以紫袈裟賜僧,表示榮貴,晚唐遂泛濫,鄭谷《寄獻狄右丞》就表明“愛僧不愛紫衣僧”,至宋初仍有公薦及自薦之紫衣師號,“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詔可之賜……行肇及講論沙門文泰紫衣”【《景祐新修法寶錄》十六,《宋藏遺珍》第6冊,4081頁�！�,證明行肇也曾受賜紫衣,到徽宗以后,紫衣才流于鬻賣。簡長等四僧任僧官的正確時間,在太宗淳化二年(991):

　　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來獻,并賜紫方袍,館于太平興國寺【《宋會要輯稿·藩夷五之二》,第198冊,7767頁。】。

　　“太平興國寺”就是太平興國七年(982)成立的“譯經(jīng)院”所在地,設(shè)有“譯經(jīng)三堂”,中央為譯經(jīng)堂,潤文堂在東,證義堂在西,這是四僧受賜紫衣師號并入“譯經(jīng)院”的起始。依照當時朝廷賜紫衣、師號的情形來看,惠崇等四僧以沙州良玉舍利進獻賜紫,只是晉身的一個過程,卻被誤記為沙州僧;而真正引導四僧入館任職的因緣不外是:一為文友楊億、丁謂等人先后以宰臣位列譯經(jīng)院主修,互相援引;二是南山贊寧以“兩浙僧統(tǒng)”、“兩街僧錄”身分的舉薦,一以人和結(jié)緣,一以地利綰合,四僧遂成一職系。

　　(二)《大中祥符法寶錄》之證義--宋代譯經(jīng)之余,也編篡《經(jīng)錄》、《燈錄》,其中一部是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編成的《大中祥符法寶錄》,簡長等四僧都在編輯行列:

　　八月,譯經(jīng)潤文兵部侍郎趙安仁言:準詔編修歲經(jīng),表乞賜名題制序。詔以《大中祥符法寶錄》為名……證義啟沖、修靜、證殊、文一、重珣、簡長同編次……秘書監(jiān)楊億常預(yù)編修【《宋會要輯稿·道釋二之八》,第200冊,7892頁�！�。

　　《大中祥符法寶錄》著錄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共三十年間所出經(jīng)籍,約二二二部,簡長等四僧以“證義”身分與楊億同修此經(jīng)錄�？赡芤驗楫敃r只有簡長是“右街鑒義兼綴文”,而其余三僧沒有這個職銜,自然沒有列名,但他們?nèi)匀挥?ldquo;兼綴文”的情況。例如:

　　乾興元年春正月,詔……綴文簡長、行肇……就本寺普賢閣同�！洞蟛亟�(jīng)》……真宗升遐,罷其事【《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宋藏遺珍》第6冊,4072頁。】。

　　可知到乾興元年(1022),行肇也兼“綴文”職事。

　　(三)《妙覺集》、《法音集》之箋注--這四僧先后參與“傳法院”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妙覺集》的編輯,以及真宗天禧四年(1020)《法音集》的箋注,所以他們結(jié)銜中都有“箋注御集”的職稱。他們注釋《法音集》的記載是:

　　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制《法音集》【[南宋]宗曉:《法華經(jīng)顯應(yīng)錄》卷下,《?續(xù)藏》第134冊,434頁。】。

　　楊億參與箋注《法音集》一事,則以《佛祖統(tǒng)紀》的記載比較翔實:

　　四年正月,右街講經(jīng)秘演等,請以御制釋典《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楊億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暗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其簡�！灸蟍宋]志磐:《佛祖統(tǒng)紀》卷四四,《大正藏》卷四九,406b。】

　　可知楊億曾提舉《法音集》的箋注,與簡長等僧共事�！断嫔揭颁洝肪碇幸灿邢嗤�的事跡。而“是年,以宰臣丁謂兼充譯經(jīng)使?jié)櫸墓俪Ｒ粏T”【《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宋藏遺珍》第6冊,4072頁�！�,丁謂這時也加入“潤文”行列,與四僧同在“譯經(jīng)院”供職,彼此合成一職系,宋敏求(1019～1079)的《春明退朝錄》上卷,也記載了楊億、丁謂的預(yù)事。

　　(四)對四明知禮之寄詩--天臺宗十七祖四明尊者知禮(960～1028),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焚身供養(yǎng)妙經(jīng),誓生凈土;又于天禧四年(1020)受宋真宗賜號“法智大師”,發(fā)愿捐軀,以警懈怠,引發(fā)簡長等四僧寄詩贊美。《佛祖統(tǒng)紀》云:

　　駙馬李遵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嘆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是年,京師譯經(jīng)院證義簡長、行肇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刻石于南湖【《佛祖統(tǒng)紀》卷四四,404頁、406頁�！俊�

　　所謂“刻石于南湖”的二十三人,就是《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六收錄之二十三首詩的作者,其中有簡長等四僧的佚詩。晁說之(1059～1129)為此作序,說明佚詩的來源:

　　是詩吾祖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于杭州式公,不知其歷幾歲,凡傳幾何人,而復(fù)歸于法智之舊室,亦可嘆也。已將移于石【晁說之:《晁待制作紀贈法智大師詩序》,法智大師即四明知禮尊者。見宋僧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錄》,《大正藏》卷四六,913c;《?續(xù)藏》第100冊,1000頁。】。

　　天臺宗復(fù)盛于四明,得力于知禮的紹隆正統(tǒng);而知禮又得翰林學士楊億等人護持,楊億與惠崇等僧有詩往來,是四僧在職系上親近天臺的因緣。

　　三、宗門

　　九僧的僧籍、僧官還能穿梭考察,至于宗門情況,則幾乎沒有可靠的文獻直接記錄,只能從一些蛛絲馬跡尋索:

　　(一)文兆應(yīng)是天臺宗寶云寺僧--北宋僧惠洪覺范曾記載:“東林照覺總禪師……年十一,依寶云寺文兆法師出家”【《禪林僧寶傳》卷二四,《佛光大藏經(jīng)·禪藏》,423頁�！�;元僧寶州覺岸《釋氏稽古略》卷四、元僧念�！斗鹱鏆v代通載》卷十九也有相同記事。依此推算,東林常總(1025～1091)于仁宗景祐二年(1035)出家,元豐二年(1079)住持“東林太平興國禪院”(東林寺)以后,內(nèi)翰蘇軾(1036～1101)才參訪獻偈,皈依東林門下【 蘇軾參訪東林獻偈之事,見南宋僧雷庵正受《嘉泰普燈錄》卷二三,《?續(xù)藏》第137冊;明僧永覺元賢《禪林疏語考證》卷三的記載相同,見《?續(xù)藏》第112冊。南宋臨濟宗楊岐的普濟禪師所編《五燈會元》卷十七中,將蘇軾列為臨濟宗黃龍派東林法嗣,但此說常受學者質(zhì)疑,認為是壯臨濟聲勢而編,蘇軾與云門宗交游較多�！俊＞派�在蘇軾之前大多已示寂,而東林�？倿榕R濟宗“黃龍派”祖師黃龍慧南(1002～1069)系下,九僧僧系應(yīng)該在黃龍與東林之間,此其一。寶云寺位于浙江鄞縣,于宋開寶五年(972)由天臺宗十六祖義通(927～988)改建,初名“傳教院”,太平興國七年(982)受太宗賜“寶云寺”之額,年代正好相近,此其二。《佛祖統(tǒng)紀》的天臺法嗣系統(tǒng)中,雖然沒有列入寶云文兆,但寶云義通系下就是四明知禮,旁系下則有孤山智圓【《佛祖統(tǒng)紀》卷五三;《大正藏》卷四九,453頁。】,都是九僧的同輩僧,此其三。所以文兆應(yīng)該屬于宋初天臺宗寶云寺僧。

　　(二)行肇是天臺僧--他的本籍是天臺,又是簡長等四僧官《寄聲詩》中,惟一尊稱知禮為“導師”的人,自屬于天臺法嗣。

　　(三)惟鳳拜在四明教下--智圓《閑居編》卷三八有《送惟鳳師歸四明》詩,提及惟鳳“師亦往東明”。四明山也在浙江鄞縣西南,與沃州簡長的剡縣相近,“周圍八百余里,后割天臺而別為四明,則為一百八十里”【[清]張壽鏞為黃宗羲《四明山志》撰序,見氏編《四明叢書》四之第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頁�！�,而“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nèi)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南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六,中華書局,1997年,48頁�！�,因知禮、遵式二僧將天臺重心移至此處,而成為中興天臺教儀之地。智圓除了贈簡長、保暹、希晝?nèi)�僧的詩之�?還有贈林逋、駱偃、吳黔……等文士的詩,都與九僧同一時代;他又是天臺法嗣,與惟鳳應(yīng)有同門之誼。此外,東林�？傁迪掠幸坏茏痈�嚴惟鳳,與蘇軾同參【明僧圓極居頂編:《續(xù)傳燈錄》卷二十,《大正藏》卷五一,597頁;日僧堯恕《僧傳排韻》卷五九有相同記載,見《大日本佛教全書》卷一百,東京名著普及會,昭和54年,451頁�！�,但年代上有差距,不可能是九僧中的惟鳳。而且《九僧詩》中只有惟鳳沒有禪字禪語,明顯不近禪門。他曾受朝廷封賜師號,尊稱為“持正大師”【王隨:《雪花詩序》,《吟窗雜錄》(文淵閣傳抄本)卷三二引�！�,不是泛泛山僧。

　　(四)保暹是浙江普惠院僧--有關(guān)他宗門惟一的記載,是“字希白……普惠院僧”【[元]吳師道:《敬鄉(xiāng)錄》卷十四,叢書集成本,22頁�！�。北宋“普惠院”在今浙江杭州以南的富陽縣,“縣西三十里,晉天福二年建名廣濟,宋治平中改額,明洪武年并偃松寺,今廢”【《中國方志叢書·杭州府志》卷三七,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59年,,846頁;或四庫本《武林梵志》卷六,593頁�！�,與金華相距百余里。《宋詩紀事補遺》卷九六與《光緒金華縣志》卷十一都沿用“普惠院僧”的記載。另外還有一所“普慧院”,則“在余杭門里,舊名安仁,治平二年改今額,淳熙七年重建”【 《宋元方志叢刊·咸淳臨安志》,中華書局,1945年,76卷,4043頁�！�。他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雖然還在世,然而本籍是金華,位在兩浙路的婺州,與錢塘余杭門相隔百余里,應(yīng)該是不同的道場。至于“張詠離蜀日,以一幅書授蜀僧希白”【 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十,中華書局,1985年,108頁。】的記載,恐怕是因為“離蜀”的地緣關(guān)系而誤記。余靖有《慧照大師》詩,指出保暹是“已向南宗悟,尤于外學精;士林傳字法,僧國主詩盟”【余靖:《武溪集》卷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6頁�！康亩U僧。

　　(五)懷古是法眼宗的寶華懷古--大鑒下第十二世法統(tǒng)中,有“功臣軻禪師法嗣四人”,第四為“寶華懷古禪師”,下注“無錄”【 明僧圓極居頂:《續(xù)傳燈錄》卷十一,《大正藏》卷五一,529a�！�,“大鑒”為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謚號;而明人陳仁錫《堯峰山志》卷一記載寶華山有“懷古禪師,嗣功臣軻,住寶華法眼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匯刊》第2輯第11冊,臺北明文出版社,1980年,4頁�！�,寶華山位于江蘇句容,自五代“寶志神僧為武帝師,始建庵山間”【[清]劉名芳:《寶華山志》,沈云龍主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第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31～32頁。】,與懷古師號的“峨眉”適成南北,可能是早期皈依的道場。而希晝《寄懷古》有“遙知”懷古“吟苦夜禪忘”句,《九僧詩》中少見“禪”字,懷古應(yīng)是禪宗法眼派下。

　　(六)宇昭是禪宗僧--文兆《送宇昭師》有“他方人請住,又得繼南能”,“南能”也是禪宗六祖嶺南惠能大師簡號,證明宇昭也是大鑒系下禪僧。

　　(七)簡長是沃州山禪院僧--他的寺籍是沃州山禪院。而且《九僧詩》中,他用的“禪”字最多,十七首中用了五次;禪門術(shù)語也數(shù)他最多,“空印”、“齋身”、“振錫”、“祖衣”……出現(xiàn)了十二詞,應(yīng)該是禪宗僧。

　　(八)希晝是杭州西湖僧--智圓有《次韻酬鄰僧晝上人》詩【《閑居編》卷四四,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他本是天臺宗僧,住杭州孤山西坡之瑪瑙院;林逋也有《酬晝師西湖春望》一首【《林和靖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6冊,640頁�！�,說明希晝雖然出身劍南,但曾掛單孤山鄰近的道場,可能是杭州西湖僧。

　　九僧的宗門,只能尋索出七僧:三僧屬于天臺宗,四僧屬于禪宗,二僧無法定位。因為不屬于同一僧團,證明他們不是自行鳩合的小眾團體,并非同一門派的僧侶。當時佛門宗派中影響最大、僧眾最多的,正好是天臺宗與南宗禪,他們的宗門符合那個時代的趨勢。

　　四、生卒年

　　九僧的生卒年代,除了惠崇有一條宋祁的概略注記之外,幾乎沒有文獻可供考索。他們的生存時間從五代延伸到北宋,陳振孫記載惠崇“與潘閬同時”【《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潘閬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胡應(yīng)麟指“九僧諸人蓋皆與寇平仲、楊大年同時”【胡應(yīng)麟:《詩藪》雜編五,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16頁�！�,應(yīng)是依據(jù)九僧與“晚唐體”盟主寇準、“西昆體”盟主楊億往來贈詩而推斷;至于清人所記“僧智仁,一作智淳,與九僧同時”【厲鶚輯:《宋詩紀事》卷九一,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15頁�！�,則是因為與智圓同門的關(guān)系。事實上,要考察九僧的生卒年代,也只能從其詩作內(nèi)容及與當時文士往來題贈賦詩這兩條線索去探尋:

　　(一)惠崇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仍住世--有關(guān)他生卒年的唯一記載,是宋祁《過惠崇舊居》兩首追念詩的附注。第一首注:“自注:師善行草,齋中多自題寫。”第二首注:“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年矣。”【《景文集》卷十,14頁。】方回收錄第二首詩時,取消第一聯(lián)下的“自注”,在詩尾另作批語:

　　原注云:“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景文年四十四,初得郡壽陽,惠崇舊居院在境內(nèi)。選此一詩以見惠崇之死,宋公年二十也【《瀛奎律髓》卷三,92頁�！俊�

　　佚存本《宋景文集》卷三十也是“師之去世已二紀矣”,不是“二年”。古人以十二年為一紀,二十四年與二年差距很大,從《四庫提要·集部》記載來看,今本六二卷《宋景文集》是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補輯得來,難免輾轉(zhuǎn)成誤;“佚存本”及方回的批語較早出,應(yīng)以“二紀”為是。針對這一條記載,黃啟方、許紅霞、祝尚書已有三種考證成果:

　　如方回之說不誤,則宋祁二十歲時,惠崇方死,時為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當時歐陽修正十一歲【同前揭黃啟方文,148頁�！俊�

　　根據(jù)這一說法,宋祁四十四歲時,當是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這樣逆推二十四年,即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時,惠崇去世,這時宋祁只有二十歲【同前揭許紅霞文,55頁�！俊�

　　宋祁知壽州在慶歷六年(1046),見《宋景文集》卷三七《謝表》題下原注“時年四十九歲”,并非“初得郡”,方氏所考不確。以“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推算,惠崇應(yīng)死于天圣元年(1023)。但詩人所謂“二紀”,是否即為二十四年確數(shù),尚不得而知,故天圣元年未必即可斷為惠崇卒年,不過這已是“九僧”中卒年唯一可考的了【同前揭祝尚書文,53頁�！�。

　　黃、許兩氏因為虛歲、實歲的計算差別,結(jié)論稍有不同;祝氏則以《宋景文集》的“原注”來補充方回的概注,審核更真實。許氏另外仔細考證方回批語的兩個疑點:“為郡”是壽陽還是益州?究竟是“二年”還是“二紀”?結(jié)果推斷以“壽州”、“二紀”較合理,解決了祝氏的存疑。

　　但南宋僧志磐記載:天禧四年(1020)時,真宗不許四明知禮遺身,“京師譯經(jīng)院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佛祖統(tǒng)紀》卷八、卷四四。】,其中就有惠崇,可見他當時仍然住世,不可能于天禧一、二年去逝。他的題詩對象有寇準(962～1023)、林逋(963～1028)、劉筠(971～1031)諸人,天禧二年前都還名聞于世,既然彼此都有詩篇往還,自然健在無虞;而且《句圖》中有《楊秘監(jiān)池上》與《上翰林楊學士》二聯(lián),楊億于天禧二年拜工部侍郎,大中祥符六年(1013)及天禧三年(1019)冬進秩、降授秘書監(jiān),天禧四年四月復(fù)為翰林學士【 《宋史》卷三○五《楊億傳》�！�,可證惠崇于天禧四年仍然在世。再以《塞上贈王太尉》及《句圖》之《上王太尉》來考索,王超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加檢校太尉”,其子德用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以后才“加檢校太尉”【《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傳》�！�,學者認為“此太尉應(yīng)為王超”【周本淳:《讀宋初九僧詩零拾(二)》,《江海學刊》,1996年第1期,63頁�！�,或認為“當是王德用”【同前提許紅霞文,71～73頁。 】,各以一人論斷,沒有通考。如果是王德用,那么,惠崇在天圣元年還在世,就符合方回“二紀”的批注了。另外,王安石《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一詩中,有“一時二子皆絕藝,裘馬穿羸久羈旅”句,將惠崇和濠梁人崔白并稱,崔白于仁宗朝揚名畫壇,神宗熙寧初補畫院藝學,兩人都裘衣破舊馬羸瘦,長期流離困頓。魏野《贈惠崇上人》絕句中,也提及“崇師耳聵性還聰,是非言語徒喧世,贏得長如在定中”,當時他應(yīng)該已年老重聽了。

　　(二)簡長于真宗乾興元年(1022)仍在世--智圓先后有酬贈《簡上人》的詩三首【 同前揭《閑居編》卷三九、四三、四六。】,其中有“香燈老沃洲”句,可知是贈簡長的詩,而智圓為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至真宗乾興元年(976～1022)人;另一宋僧尚能有《送簡長師陪黃史君宣旦歸浙右》詩【陳起編:《增廣圣宋高僧詩選》后集卷上,見《南宋群賢小集》第55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與簡長《暮春言懷寄浙東轉(zhuǎn)運黃工部》所賦應(yīng)是同一人,但宋代不見黃宣旦其人,“宣”應(yīng)是“宗”字之誤,黃宗旦于乾興元年七月“以權(quán)戶部判官工部郎中出知袁州”【《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九九,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許紅霞據(jù)以斷定“簡長和他交往也在乾興元年前后”;而簡長與行肇在乾興元年同兼“綴文”職【《景祐新修法寶錄》卷十六�！�。上述三項情況都證明:他于乾興元年前后仍在世。

　　(三)希晝、文兆、行肇、惟鳳、宇昭、懷古于天圣年間(1023)仍在世--劉筠(971～1031)有《贈希晝》詩【《詩話總龜》前集卷十三,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3頁�！�,智圓( 976～1022)有《次韻酬鄰僧晝上人》詩【同前揭《閑居編》卷四四�！�,林逋( 968～1028)有《酬晝師西湖春望》詩【《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三。】,希晝年歲應(yīng)該和他們相當;文兆先后有詩寄簡長、保暹、行肇,應(yīng)是同時而先后之人;行肇與惠崇等三僧同寄“聲詩”贊美四明知禮,于天禧四年(1020)仍然在世;又于乾興元年(1022)與簡長同兼“綴文”之職,同�！洞蟛亟�(jīng)》【惠洪覺范有《肇上人居京華甚久別余歸閩作此送之》詩,惠洪是神宗熙寧四年至高宗建炎二年人(1071～1128),如果詩題中的“肇上人”也是行肇,那么,他可能在南宋時仍然以高齡住世。見《石門文字禪》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6冊,248頁。】;宇昭《塞上贈王太尉》的寫作時間,應(yīng)該在王德用于天圣年加太尉以后;惟鳳有詩寄希晝、宇昭,懷古也有詩寄簡長,他們生卒的差距應(yīng)該也不會太大。

　　(四)保暹可能長壽而耆齡--釋文瑩記載張詠與保暹期約十年開啟遺書之事【《青箱雜記》卷十:(張詠)公離蜀日,以一幅書授蜀僧希白,其上題“須十年后開”。其后公薨于陳,兇訃至蜀,果十年�！�,張詠卒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余靖(1000～1064)有贈保暹的《慧照大師》詩【 同前揭《武溪集》。】,“慧照大師”封號是祥符年間的事,當時他正值英年;他又有《送蔣白歸越》詩,尾聯(lián)“未可從耕釣,青云懶致身”,似是因蔣白下第、致仕而作,其人事跡不詳,只知道他是“元祐三年進士”【《宋詩紀事補遺》卷二八,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627頁。】,這首詩若是元祐年所寫的晚作,他已經(jīng)是耄耋耆齡了。此時上距司馬光發(fā)現(xiàn)《九僧詩集》之元豐元年(1078)已逾十年,距歐陽修《六一詩話》成書之熙寧年(1071、1072)逾十六、七年,與二氏認定九僧皆已亡故之記載不符,所以不可能是元祐年以后之作,但已顯示他很有可能長壽而耆齡。

　　從上述情況考察,九僧的順序不是依年齡排列。學者認為:

　　大抵九僧生于五代末年,由北周而入宋,故在北宋初六十年之間,已物亡殆盡,惠崇其后死者,故尚能為十齡之歐陽修所熟記耶【同前揭黃啟方文,52頁�！�!

　　惠崇并非“后死者”,九僧應(yīng)無神宗以后之人。陳起編輯《南宋群賢小集》時,將《九僧詩集》與江湖派詩人混于一鼐,容易造成九僧有人于南宋猶健在的印象。由于傳本《南宋群賢小集》的卷數(shù)不一致,原貌無法查考,是否《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重輯時增入?或陳起集書時貪多而偽托?或毛晉影鈔重刊時羼入以名世?或顧修輯課時誤收?如今已難以探究。許紅霞因此謹慎避開各種不確定因素,歸結(jié)為:

　　九僧作為北宋初年的一個僧詩流派,主要活動于宋太宗、真宗兩朝,而以太宗至道至真宗咸平年間最為活躍【同前揭許紅霞文,76頁�！�。

　　繕以斷定的是:惠崇、保暹、行肇、簡長四僧于天禧四年(1020)還上過“聲詩”;簡長、行肇于乾興元年(1022)還在世;希晝、惠崇、宇昭、懷古于天圣元年(1023)仍然住世。

　　由于資料奇缺,使他們的生卒年代無法完整確認,成為千古的謎團。

　　綰合僧籍、僧官、宗門、生卒四方面的情況來看,并沒有統(tǒng)一的屬性,可以將九僧僧系作出明確的規(guī)范,這就印證了一點:他們雖然是宗派教下的法門僧,屬于佛門僧伽,卻不以釋教名,而以詩名,是詩僧,是以詩歌為背景的文學僧。

　　〔 吉廣輿,1953年生,河南溫縣人�，F(xiàn)為高雄師范大學文學博士,臺灣佛光山文化院執(zhí)行長,南華大學助理教授。發(fā)表有《宋初九僧詩研究》等專著,及《禪宗公案的現(xiàn)代詮釋》、《宋初九僧詩淵源》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