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

　　印光法師（1861～1940），即釋印光，法名圣量，字印光，自稱常慚愧僧，又因仰慕佛教凈土宗開山祖師——當年在廬山修行的慧遠大師，故又號繼廬行者。大師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陜西郃陽（今合陽）孟莊鄉(xiāng)赤城東村人。大師振興佛教尤其是凈土宗，居功至偉，是對中國近代佛教影響最深遠的人物之一。大師在佛教徒中威望極高，與近代高僧虛云、太虛、諦閑等大師是均為好友，弘一大師更是拜其為師，其在當代凈土宗信眾中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及。圓寂后被尊為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因為大師的種種神跡，佛教徒深信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化身（《印光大師永思集》中有相關記載）。

　　大師化人無數(shù)，最被人稱道的是，無論是誰，只要寫信請教，大師都回信指點迷津，由其回信集結而成的《印光大師文鈔》，被認為是佛教徒尤其是凈土宗信眾的修行寶典。

　　法師是由儒而入佛的；他別號“常慚愧僧”。以此可以窺見他向佛后一生所為。他是從佛道而出，受慚愧心所驅的。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惡中，善根力非常薄弱。唯有慚愧的重善輕惡，能使人戰(zhàn)勝罪惡，使善根顯發(fā)而日趨于增進。釋尊說：“慚愧是人類不同禽獸的地方。”印光法師一生無論為法為人，始終循著這種傾向光明的正覺。法師既自名常慚愧僧，身體力行潛修佛道，直指本心。做事但求無愧我心。本著對自己負責的態(tài)度。這樣做的客觀后果，卻使眾生受惠，獨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倘若世間為人，皆照此行事，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即人間早已成為充滿喜樂清凈的福地，人皆可以成佛了。

　　法師的行動，身教勝于言教。他把自己數(shù)十年來參研佛法的心得體悟都融于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印光法師一生隨遇而安，淡泊清苦，至老不變。他是北方人，喜歡吃饅頭，每次吃飯只有一碗粗菜，吃完以后用饅頭把菜碗擦凈吃光，或者用開水湯洗飯碗。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時，有居士請他吃齋，他不去，再三請，他才囑咐只上一盒饅頭，一碗豆腐渣，居士答應照辦，他才赴齋。在蘇州報國寺時，有一次菜中用的醬油稍好點，他就提出批評。有一次，某居士拜訪他，曾將半杯開水倒進痰盂里，也受到他的批評。他給人寫信，過好的信紙都不用，都是用國產(chǎn)的毛太紙做信箋。有次寫給別人的信，是用人供養(yǎng)水蜜桃的包皮紙。弟子們有時供養(yǎng)他的禮物，他不是推辭掉不接受，也就是轉送給他人，或是交給庫房，讓大家一起一享受。他住的房間都是自己打掃，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一直到79歲高齡還堅持這樣做。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有一居士去拜訪他，卻見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在蘇州報國寺時，真達和尚請他到靈巖山，已經(jīng)替他備好了轎子，他卻從上山到下山，始終拄杖步行，堅決不肯坐轎。法師一生都是如此，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擺一點架子。他自己就曾對人說過：“我不擺架子，也就不怕倒架子。”可見法師為人，有著很強的獨立精神，決不肯徒受別人的恩惠，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成為別人的負擔，超然于物外。

　　印光法師注重實干，不虛張，在情勢緊急需要自己的時候毅然前行。1931年，震驚全國的“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了，東邊淪陷，全國民心激奮，紛紛要求抗日。1936年，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與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舉行護國息災法會，請法師出關說法，號召全國佛教徒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法師護國利生的心愿非常殷切，欣然允諾，并告訴不用汽車迎送，不請吃齋，不會客。圓瑛法師對此一一答應。法師以76歲高齡帶一位侍者，自己來到上海，每日講法兩小時，聽講的人都非然歡喜地信受，講經(jīng)期滿之日皈依的人達1000多人。法師聽說抗戰(zhàn)中綏遠的災情嚴重，把當時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的香儀2900多元都全部捐出，并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等法師講經(jīng)完畢回到蘇州，眾人在車站迎接，請法師上靈巖山上參觀近年的景象，可是法師卻先急著到報國寺把存折取出將賑款匯出。然后這才和眾人一起登山觀賞。1926年，長安經(jīng)過兵災以后，人民的生活非常艱苦，法師就將印行《文鈔》的款項3000元，托國人速速匯往賑濟。法師總急人所急，對社會有所助益。1935年，陜西省大旱，法師聽到消息后，馬上取出存折，令人速匯1000元。匯完以后，令人查帳，發(fā)現(xiàn)折中所存僅百元，而報國寺的一切需用，都靠這點錢了，法師對此也不介意。法師把自己的這些行為與保護佛法連在一起，把救助人的實際苦難視為到普渡眾生。法師曾說：“救災即是普渡眾生，亦是保護佛法。”其言詞中愛國愛民之情，是何等的懇切。

　　法師對于佛法的理解，絕不脫離世間而虛妄談佛。他啟示弟子的是從“人乘”直達佛乘的一條學佛路線。在他的《文鈔》中有這樣幾句話：“敦倫盡分，閑邪存誡，諸惡莫詐，眾善奉行，真為生死，發(fā)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號。”即是從人倫出發(fā)，在處理好上下左右關系的同時，盡自己的本分，把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責任做好。法師的話是極平易樸實而又見根本的。由于法師是由儒而入釋的，所以，法師在用文鈔教導在家弟子時，談佛法而兼談儒學。然這是出于談論之方便，并非是混淆儒佛之間的界限。所以他說：“儒佛之本體，固無二致，儒佛之功夫，淺而論之，亦頗相同，深而論之，則天地懸殊。”又說：“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法師有鑒于我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自漢至清2000年來，都以儒學為主流。想要用佛法普度眾生，非現(xiàn)身說法不可。正因為法師援儒入佛，他一以教化儒門弟子，一以維護佛教，苦心孤詣，非菩薩心腸莫能為。

　　法師勤修佛事，廣著文章。1924年，法師就以“常慚”之名在《佛學叢名》上刊載文章，為讀者嘆服，法師的名字就是從那時開始漸為人知的。1917年，天津的一位居士將法師給友人的三封信印行，并題名《印光法師信稿》。1918年，該居士又將法師的文稿20多篇在北京印行，題名《印光法師文鈔》。后加上文稿數(shù)十篇，合訂成二冊，法師對于佛法的見解遂流行于海內。由于法師的文章佛理深邃。文義典雅，深入淺出。易于理解，故人人爭讀。就連梁啟超讀了法師的文章也備加贊嘆，謂“印光大師，文字大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法師一生致力于弘揚凈土宗，他之于凈土宗在全國的勃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師第一次在上海弘揚凈土是1918年，那時他正在揚州刻經(jīng)院刻印《安士全書》；1919年，法師再次同高鶴年到上海，與簡玉階兄弟（南洋煙草公司創(chuàng)始人）及諸居士相見，法師詳細解說凈土法門，簡氏兄弟和其他居士一起授發(fā)心供養(yǎng)千余元作為刊印經(jīng)書的資助。后簡氏兄弟還創(chuàng)辦了凈土道場——上海佛教凈業(yè)社的社址。1922年，法師因校印經(jīng)書一事，由普陀到上海，住在太平寺。各方人士來信皈依的很多。由于法師大量印行《安士全書》、《印光法師文鈔》以及凈土經(jīng)論近百種，宣傳凈土，上海皈依他的人日益增多，凈土宗從此在上海興盛起來。1922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提倡凈土的念佛法門。1926年，上海佛教凈業(yè)社成立，并發(fā)行《居士林林刊》、《凈業(yè)社月刊》。法師的凈土宗負由此傳播到全國各地，各地的居士林、凈業(yè)社、念佛會、蓮社等居士團體如雨后春筍，勃然興起。1928年，由于在上海人事日繁，法師遂于1930年結束了在上海校印經(jīng)書的事宜，于1930年2月離開了普陀山，到蘇州報國寺閉關。走之前，將印行經(jīng)書之事交給明道法師，1935年，明道法師去世。印此法師以75歲高齡之軀，自任主持流通之事。

　　法師在報國寺閉關期間，在佛課的余暇，重新刊行《凈土十要》，增編《凈土五經(jīng)》，并修寫了普陀、九華、五臺、峨眉四大名山的山志。四大名山志均于1937年由弘化社出版發(fā)行。除此之外，他在閉關期間，刊行增廣文鈔的續(x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