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禪的產(chǎn)生原因

　　所謂“文字禪”,是指通過學習和研究禪宗經(jīng)典而把握禪理的禪學形式。它以通過語言文字習禪、教禪,通過語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淺為特征。作為宋代文字禪的主導方面,它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始終與運用公案結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禪宗界的重視,并且逐步成為教禪和學禪的基本資料,又是與中唐開始的禪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變革相聯(lián)系的。

　　當馬祖道一(709～788)和石頭希遷(700～790)分別在江西、湖南建立禪宗兩大中心基地的時候,或因經(jīng)濟困難,或因尋訪名師,或因建立聯(lián)系,禪僧們往往到處流動。因此,禪宗界逐漸興起“行腳參禪”之風。生活方式的改變隨即引起修行方式的改變,修習禪法已經(jīng)不再僅僅是個人的靜坐默究,對禪境的體驗也不再僅僅限于修習者個人不可言傳的感受,逐漸演變成師徒之間或師友之間的相互討論、啟迪和勘驗。行腳參禪的僧人每到一處叢林,往往與拜訪的禪師相互問答,若言語不契則離開,到別的地方另找禪師;若彼此言語默契,相互理解、認可,便住下來。師徒之間或師友之間的這種交流禪學見解和體驗的相互酬對,實際上也就是教禪和學禪的過程。

　　禪學問答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被稱為“機語”,多是一些含蓄、隱晦或答非所問的語句。有時雙方見面并不說話,而是用推、打、踏、喝等方式表示。諸如此類的參禪方式和手段,統(tǒng)稱為“機鋒棒喝”。機鋒棒喝的盛行與禪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變化有直接關系,然而,禪僧們之所以采用這種禪學方式,則與禪宗的基本理論密切相關。慧能南宗認為,自心佛性是超言離相的,即不能用邏輯思維完全把握,不能用語言文字確切描述。對禪境的體驗,對自心佛性的證悟,只能靠自己的親身實踐。因此,行機鋒施棒喝,只不過要表達本質上無法表達的東西,只不過要啟發(fā)禪者去自證自悟。

　　到了唐末五代,機鋒棒喝在禪林達到了鼎盛時期,這種原本是為修行悟道、解脫成佛而推出的一種方便施設或權宜手段,逐漸成為明心見性的重要途徑。禪師們的此類禪學言行,經(jīng)過輾轉流傳而被弟子們記錄下來,稱為“語錄”、“入道機緣”。其中一些著名禪師的言行獨具特色,還被專門提出來,作為判定是非、衡量迷悟的準則,被稱為“公案”。到了北宋初年,不僅禪僧把語錄作為教禪和習禪的重要資料,士大夫也格外予以重視,這一點從楊億裁定《景德傳燈錄》所確定的原則上就可以看出來。他認為,《燈錄》應該以記載歷代禪師啟悟學人的機語為主,應該不同于僧傳。“自非啟投針之玄趣,馳激電之迅機,開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傳燈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應之征符,專敘參游之轍跡,此已標于僧史,亦奚取于禪詮?”經(jīng)過這樣修改了的《燈錄》,由于刪去了禪僧史傳的大部,變成了主要是禪師的語錄集錦,從而失去了歷史感;壓縮了禪宗的信仰和神異,著重于機鋒禪理,削弱了禪宗的宗教性;對禪語加強文字潤色,顯得文采飛揚,失去了它們在下層流傳中的淳樸。正是這樣的禪宗新典籍,既成為禪僧教禪和學禪的教材,又最大程度地適應士大夫的口味,逐漸有取代傳統(tǒng)佛教經(jīng)典的趨勢。

　　最早把“公案”一詞引入禪門的是唐末僧人黃檗希運。它原本指官府判決是非的案例,禪宗借用它來專指前代祖師的言行范例。為了適應教禪和學禪的需要,禪師們開創(chuàng)了研究公案的多種形式�？偟恼f來,對待語錄公案的不同態(tài)度、不同認識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不同研究方法,在宋代形成了不同的禪學形式。所謂“文字禪”,只是其中的一種。宋代文字禪發(fā)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其主流始終與公案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

　　與唐末五代相比,兩宋社會相對穩(wěn)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較寬松,佛教的寺院經(jīng)濟由此得到平穩(wěn)發(fā)展。這就為禪宗的領袖人物走出農(nóng)耕山林,進住通都大邑或名山勝地的大寺院創(chuàng)造了條件;為他們放下鋤頭,拿起筆桿提供了可能。文字禪的發(fā)展,正是禪師們在研究舊經(jīng)典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新經(jīng)典的過程。宋代是產(chǎn)生禪宗典籍的黃金時期,其數(shù)量之龐大、種類之齊全,不僅超過唐五代,而且也為后代所不及。在兩宋社會的大背景下,山林曠野的質樸禪風在禪宗主流階層身上逐漸消退,都市書齋的浮華禪風卻日益濃重。這不僅在佛教內部為文字禪的發(fā)展奠定了群眾基礎,也成為吸引士人的新禪風。

　　宋代士大夫“喜禪”,是促動文字禪興盛的強大社會力量。宋王朝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權力的考慮,機構設置臃腫膨脹,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罷黜隨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從而造成了歷史上少見的在職加賦閑的官僚階層。而官場變換,宦海沉浮,都促使士大夫從禪中尋找精神寄托。士大夫經(jīng)世多作兩手準備,幾乎成了兩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羅大經(jīng)說:“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荊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山谷(黃庭堅)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東山。”在當時,士大夫精神上退隱的最好去處,莫過于禪了。另外,宋代士人一般從科舉入仕,文化修養(yǎng)良好,鉆研和創(chuàng)造禪宗典籍對他們有特殊的吸引力。許多重要語錄、燈錄的編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參與。宋代士人樂于為名僧語錄作序,猶如唐代文人樂于為禪師高僧撰寫碑銘一樣。在兩宋時期,文人們支持文字禪的力度,要遠遠大于他們支持其他禪法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