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理行并重的融合精神

　　法眼宗在禪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論著作最為宏富。

　　1、在理論上,博采眾長,圓融自在。

　　文益在《宗門十規(guī)論》中認為,其他禪宗門派“雖差別于儀規(guī)”,且無礙于融會”。他在《華嚴六相義》中作頌有“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這顯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詩《理極忘情謂》中說:“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學修圓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強調佛教整體是“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來一大藏經(jīng),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

　　延壽作為集大成者,在《宗鏡錄》等著作中,充分運用唯識宗、華嚴宗、天臺宗、三論宗等理論,所引資料約 300種,包括釋、儒、道三教典籍,答問評說,旨在融通。在他的兩部代表作中,《宗鏡錄》主要論述禪與教的融合,《萬善同歸集》主要論述禪與凈的融合。另外,他還論述了禪與戒的融合等。

　　禪學思想大致經(jīng)歷了依教修心禪(如安般禪、五門念佛禪、實相禪)、悟心成佛禪(如達摩面壁、六祖頓悟)、超佛祖師禪(如南岳懷讓、石頭希遷)、越祖分燈禪(如曹洞、云門、法眼宗)等。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禪宗正處于越祖分燈時期,溈仰、曹洞、臨濟、云門、法眼五宗相繼產(chǎn)生。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進一步加深了禪學中國化。但在禪風鼎盛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變異之相,一些宗門禪者借頓悟之名,妄執(zhí)宗師名相,要么守空玄談,要么狂禪怪行,大做呵佛罵祖之事,毀棄信解行證,失去了禪的本來意義。

　　延壽有詩《超倫每效高僧行》:“碧嶠徑年常寂寂,更無閑事可相於。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難忘古佛書。落葉亂渠憑水蕩,浮云翳月倩風除。方知嬾與真空合,一衲閑披憩歸戶。” 說明延壽把學習經(jīng)教作為成就高僧的條件,悟契真理的途徑,但他學習經(jīng)教,最終還是建立圓融無礙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帶來了后人一些非議,其實延壽苦口婆心,并不是要執(zhí)教廢禪,目的就在于破除偏執(zhí)教法和斷空邪見。

　　2、在實踐上,廣行善行,濟國安邦。

　　延壽在倡導六度萬行之時,大力提倡“濟急利時”,提倡慈善公益事業(yè),主張“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萬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恭之道。”

　　忠以治國,孝以齊家,是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國社會,就在于將“忠孝”思想納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脫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禪宗門派,其祖師的言論開示及特立獨行,多呈現(xiàn)玄遠、空靈的宗教情趣,少有勸善的演繹,而法眼宗的祖師們則突出了服務社會現(xiàn)實的色彩。

　　文益、延壽等人以“國師”之尊,吟詩作文,學問宏博,為當時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們的激揚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辭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傳統(tǒng)的儒道之學進一步貫通,所以法眼宗理論成為承前啟后、融鑄后世佛教乃至中國文化的寶貴材質。

　　法眼宗的祖師們非常自身的修證與完善。如延壽曾在天臺山國清寺結壇修法華懺,在天柱峰誦《法華經(jīng)》三年,可謂苦心孤詣,德才兼?zhèn)�。這樣的人格品位,當是正法住世的關鍵。

　　法眼宗的三代祖師都是吳越人,他們的思想與禪風對中土佛教,尤其是吳越地區(qū)的影響,可謂持久而深遠。延壽等人所倡導的禪教一致、禪凈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則對后來兩宋理學的產(chǎn)生以及明清凈土宗的發(fā)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