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答：以出家僧眾為佛教重心的傳統(tǒng)能繼續(xù)維持嗎？

　　圣嚴法師答: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佛教從印度到中國,乃至到韓國、日本和越南,兩千五、六百年來,沒有發(fā)生過這個問題。但是在一百年前,日本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時代實行維新政策,并且為了增加人口,以從事對外擴張,所以對于佛教的出家僧眾,用種種的壓力,使他們?nèi)⑵蕹匀?從此之后,日本佛教漸漸轉(zhuǎn)變?yōu)樵诩胰俗〕炙略旱娘L氣。因為他們是專業(yè)的寺院經(jīng)營者,所以仍被視為僧侶。到了二次大戰(zhàn)之后,韓國也出現(xiàn)了在家的佛教教團,迄今為止,韓國就有出家和在家兩派共存而不互融的事實。我們中國以及香港、星馬和北美地區(qū),也漸漸有了獨立的居士佛教組織。他們雖不反對出家僧團,也不一定做為出家僧團的外護者。當然,由于一向的標準觀念,居士不能代表僧寶,所以還沒有人以居士的身分,名目張膽地接受信徒的皈依。然而,這種現(xiàn)象還能夠維持多久而不變質(zhì)?這需視出家僧團弘法力量的強弱,以及人才人數(shù)之多寡而決定。如果僧中無人才,無能領導四眾的弟子,則中國佛教轉(zhuǎn)為以在家居士為中心的時日不會太遠。

　　在佛的時代,以及佛涅槃后幾百年中,僧中龍象輩出,在家居士依止僧眾修學佛法是正規(guī)現(xiàn)象。到了大乘佛教抬頭之時,就有以在家居士為中心的觀念出現(xiàn),比如《維摩經(jīng)》的維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明末之后,居士佛教也漸漸抬頭。民國初年以來,居士的人才也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師多以居士為攝化物件。想其目的,也在于與其讓居士脫離僧眾,不如以一代大師的身分,專門攝化他們?yōu)?a href="/remen/sanbao.html"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三寶弟子。今后的僧眾是否能夠維持傳統(tǒng)的地位,要看僧眾之中是否有人能夠感化居士,攝皈其為三寶弟子。

　　據(jù)我所知,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雖然也學佛,但不請求僧眾舉行皈依三寶的儀式。因為在《六祖壇經(jīng)》里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凈,即是自性西方。’致使一般自視較高的居士,不愿向僧眾稽首頂禮,自稱弟子。另外,根據(jù)凈土教典,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寶作為條件,雖然《觀無量壽經(jīng)》主張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具足眾戒,但是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沒有規(guī)定要受三皈,只要臨命終時,懇切持念阿彌陀佛名號即可。

　　當然,中國是以儒家文化思想為正統(tǒng)的形式,歷數(shù)千年而未嘗衰竭。信佛而崇儒,或崇儒而信佛,都是抱著和僧眾為方外交的態(tài)度,雖然曾經(jīng)有過皇帝、皇太子、宰相、大臣,如梁武帝、則天武后、唐宣宗、張商英等,對大德高僧執(zhí)弟子禮,但總是少數(shù)。因此,歷來中國佛教信徒雖然很多,真正皈依三寶,稱為三寶弟子的比例卻不多。佛教主張依法不依人,教團以三寶為中心,不以特定的個人為物件。但是中國人一向持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觀念,以人為重,以法為輕,若有學行俱優(yōu)、智慧與慈悲并重于世的高僧出現(xiàn),自然形成以僧寶為佛教中心的局面。

　　不過,今后的情況可能更為艱鉅。因為面臨科學文明、民主思潮、自由情執(zhí),要使僧眾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與皈敬,必須提出相等的努力和代價。其實,是不是能夠保持僧寶為佛教的重心,應該不是問題。如果重視僧才的培養(yǎng)、儲蓄和適當?shù)膽��?僧眾因為沒有家室之累及世務之縛,無論在學問和修持,智力和悲愿,平均應該優(yōu)于在家居士。我們不必為將來誰是佛教的重心而爭論、擔心,但看我們僧眾對未來社會的前瞻和因應,能否掌握住不變隨緣的方向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