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答：佛教對于中國的貢獻是什么

　　圣嚴法師答:一些思想偏狹的儒家學(xué)者,直到今天,尚在閉起兩眼,力竭聲嘶地大罵佛教,其實,到了今天的中國文化之中,除了最近進口的舶來品之外,幾乎已很少不曾摻入了佛教的色彩。

　　在文學(xué)方面:由于佛典的翻譯,刺激了中國文學(xué)的革命,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就已有了新的氣象。六朝時代,由于梵文的拼音──華嚴字母的翻譯,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由反切產(chǎn)生四聲,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為律絕。中國人向來作文,都主張多讀多看,所謂‘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因為中國是沒有文法可言的國家,但在唐朝時代,卻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也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比如‘八囀聲’,即是名詞、代名詞、動詞、助詞等,又如佛典中的‘六離合釋’,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現(xiàn)代人多以馬氏文通是中國文法學(xué)的鼻祖,其實唐朝時代,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xué),只是未能普遍地為民間運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文體及作法──文學(xué)批評論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劉勰(法名慧地),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頗受佛教文學(xué)的暗示及鼓勵(注十五)。到了唐代以后的文體,多能近于寫實而順暢,乃是受了佛教文學(xué)的感染;經(jīng)隋唐而至宋代,‘彈詞小說’或‘平話’的出現(xiàn),那是受了佛教所用‘變文’的影響;近乎語體的唐宋詩,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是因禪宗的‘頌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乃至梁啟超先生要說:中國古詩中的第一長詩‘孔雀東南飛’,是受馬鳴大師所作‘佛所行贊’的影響。唐代的禪宗諸大師,創(chuàng)用白話的語錄體,說明佛法的要義,因此而有宋明理學(xué)家的語錄出現(xiàn),完全是學(xué)的禪宗的筆法。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小說中‘有詩為證’的風(fēng)格,散文之后以韻文作結(jié)的形式,以及彈詞里的說白與唱文夾雜并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經(jīng)中‘長行’與‘偈頌’并用的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譯,也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新語。

　　在藝術(shù)方面:魏晉的佛教建筑,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筑形態(tài),佛教的建筑,雖不如近世西洋的實用,但卻由于佛經(jīng)中敘述天宮及佛國凈土的施設(shè),力求藝術(shù)化,建筑物的布置、點綴、莊嚴、雄偉,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輸入的佛塔建筑,也為中國的建筑史,帶進了一步,開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也給中國帶來了塑像的藝術(shù),在此以前的中國,尚沒有塑像的技藝,唐朝的佛教塑像,美麗盡致,曾極一時之盛,數(shù)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蘇州某寺發(fā)現(xiàn)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請政府保存。洛陽的龍門,大同的云崗,那些偉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飄飄欲仙,栩栩如生之勢,那不唯是中國的藝術(shù)寶庫,也是世界性的藝術(shù)偉構(gòu)。在繪畫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也享譽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云崗石室與敦煌石室、龍門石室,不啻中國北方之三大佛教美術(shù)陳列館’。又說:‘后漢以降,佛教輸入,中國之美術(shù),遂由貴族美術(shù)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shù),建筑則從宮殿樓臺而變?yōu)樗略核��?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yōu)榉鹌兴_像,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變?yōu)樽诮讨�佛�?a href="/remen/faqi.html"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法器。此種美術(shù)形態(tài)之延續(xù),自后漢以迄于今……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占有極重要之地位’(見‘中國佛教美術(shù)’)。由于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也為中國的書法,儲蓄了無價的財富,許多名家的字跡,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魚山梵唄’,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從敦煌石室的發(fā)現(xiàn),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shù)之前,佛教于隋唐時代,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

　　在科學(xué)方面:佛教入漢以前中國雖已有了鄧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類似論理學(xué)(名學(xué))的提出,中國之有完整的論理學(xué),卻自佛教輸入以后的因明學(xué)開始。中國從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禪師所定的歷法,那是根據(jù)印度的天文學(xué)而來。

　　在哲學(xué)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國時,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晉時代,講佛學(xué)的引用了老莊,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jīng),從此之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備,在許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獄及閻羅的觀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運用了,在佛教未來之前,中國沒有閻羅的印象,到了宋時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禪宗的啟發(fā),宋元明的儒家──理學(xué)的出現(xiàn),根本就是禪化的儒教,雖由于偏執(zhí)他們的門戶之見而反來評擊佛教,他們卻是‘坐在禪床上罵禪’;禪宗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學(xué)家卻連對于禪宗的法門也只淺嘗半口而不敢深入,唯恐在深入之后,會迷失了他們自己的立場,朱熹看的佛典較多,朱熹就有這樣的體驗。近世以來的中國思想家中,比如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胡適、梁敕溟等,雖然未必信仰佛教,他們卻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啟發(fā)。最近(西元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在夏威夷召開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xué)家會議中,中國的方東美,也強調(diào)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家錢穆,對佛教有極高的敬意。哲學(xué)家唐君毅,自稱受到圓覺經(jīng)等的啟發(fā)很多�？梢姺鸾虒τ谥袊�的貢獻,過去有了那許多,現(xiàn)在仍然有,未來也將必定有了。其實,佛教不唯對中國是如此,對全人類也是如此啊!

　　在民間的風(fēng)俗方面:中國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現(xiàn)實人生的建設(shè),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后的問題,所以孔子要說:‘未知生焉知死’?對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體,都是存而不論,所以要說:‘祭神如神在’�？v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問題,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經(jīng)),就是說的這樣的觀念;其實,從現(xiàn)實的史實上看,寄望于子孫的果報是不可靠的。因此,自從佛教傳入之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觀,為中國的民間,帶來了新興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給我們指出了生死輪回的問題,以及善惡報應(yīng)的問題,告訴了我們,一切行為,均由各自負責(zé),善報屬于自己,惡果也屬于自己,現(xiàn)生不報,來生必報。這一點,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去惡;這一觀念,對于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社會的安定與影響之大而且深,實在無法估計。

　　注十五:通事舍人劉勰雅為(昭明)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石城石像碑見存),深大同四年求出家,武帝賜名慧地──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七(大正藏四十九冊三五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