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與國家的關(guān)系

　　各位同志!我來貴院與諸位講佛法已有幾個月了。從諸位日常中談話知道諸位對佛教還沒有認識清楚,甚至還有人對我們出家人抱著輕視心理,以為和尚對社會國家毫無利益;沒有什么需要,這都是一些無聊的文人,常常寫小說拿和尚開心,描寫壞和尚做不規(guī)矩的事,極盡侮辱之能事。因此有很多對佛教毫無認識的人,受了小說的影響,也同聲附和的說和尚的壞話;其實他連“和尚”兩個字也不知道怎樣解釋。所以我今天對諸位專題來談和尚與我們社會國家發(fā)生些什么關(guān)系。

　　和尚的解釋

　　“和尚”這個名詞,我們中國人是習見習聞的,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物?古今來卻沒有定評,本來大寺院里只有方丈一人可稱“和尚”,其余的出家人,只能名之以職,不得妄稱和尚。如此看來則“和尚”二字,何等尊貴?(按“和尚”二字梵語中含有軌范師親教師和法身父之意)但是社會上卻把它當作卑賤之稱。譬如我們見了出家人,若尊重他時就稱曰“師傅”,若鄙視他時,便直呼曰“和尚”。還有習俗中恐怕小孩子長不大,便取名“和尚”相同于狗娃子、牛娃子等之賤名。(原意為舍之于佛,求佛保佑)

　　“和尚”真是不著邊際的人物,他在社會中沒有階級,人們尊之他則貴,人們?nèi)柚�他就賤,他貴時貴為天子之師,(歷代帝王都有拜和尚為國師)他賤時等同于叫化(衲衣襤褸,沿門托缽),此所謂:“上與君王同坐,下與乞丐同行。”他的地位有“君王不得以為臣,臣子不得以為友” 之慨!

　　和尚之中也有許多不平凡的人物,他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放過一些異彩!也在社會激起不少的波瀾。如唐朝的懷素大師善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因窮無紙可書,乃種芭蕉萬株,以供揮毫,其大草千字文、心經(jīng)等猶為今日碑帖中所重。又如守溫大師所傳的36字母,(見溪群疑為牙音,端透豆泥為舌音等)為中國音韻學中一大貢獻。中國能與外國文化發(fā)生關(guān)系,最早的留學生都是和尚,以法顯、玄奘、義凈等,成就最大,翻譯最多。中國文化,因之大受影響,起大變化,乃至藥、物、菜、果之種,都因之而有所傳播。

　　如像西游記唐僧取經(jīng)之類小說戲劇,還有像濟顛之類神奇怪誕的和尚。更是深入民間,總之,都能影響社會。

　　弘一大師與曼殊和尚

　　有兩個和尚值得提一提的,那就是人所周知的弘一大師與曼殊和尚。弘一大師的俗名是李叔同先生,以一代藝人出家為僧,(漫畫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zhì)平,在臺灣的名作家王平陵先生,即其門人。)他和曼殊和尚,當時稱為南社二奇友。至于曼殊和尚,恐怕不要我來介紹,你們大家都是聞他的名,一定對他不會生疏的,因為他的小說,成為文學研究的作品,他的墳墓是在杭州西湖小孤山,一般崇仰的騷人墨客,男女學生們都不斷的前去憑吊這位天才詩人——曼殊和尚。

　　再來說兩個與革命有關(guān)的革命和尚,那就是宗仰法師與太虛和尚,關(guān)于宗仰法師革命事跡,限于時間,不能詳談,舉要言之。宗仰法師又名黃宗仰,外號烏目禪師,學過三藏,博通古今,參加總理革命,推翻滿清,將平日所蓄之金錢,盡捐總理,并受總理命,暗與各地革命志士和合,互通消息,蘇報案發(fā),身遭緝捕,逃亡日本,革命成功后,并未與聞政治,宗仰法師與國父往來書信,都陳列在國史館。

　　名震寰球的太虛和尚

　　太虛和尚,名震寰球,學貫中西,早年參加革命,與黨人往來甚密,關(guān)系甚鉅,并且參與他們的秘密集會。

　　當年廣州之役,黨人殉難者,葬于黃花崗,大師作詩哀之,其中有4句云:

　　“南粵城里起戰(zhàn)爭,隆隆炮聲驚天地;

　　為復民權(quán)死亦生,大書特書一烈字。”

　　清政府于云棲處得獲大師憑吊“黃花崗”的詩,偵知大師與黨人往來的關(guān)系,發(fā)兵圍困白云山捉拿太虛,索之不得。太虛大師因見廣州起義失敗,急退去雙溪寺住持,匿居于潘達微之平民報館,未遭其害。那時大師很悲感的曾有“雜感”詩云:

　　“書劍聚成千古恨,英雄都化兩間塵;

　　從今刪卻閑愁恨,臥看荒荒大陸沉。”

　　“孤吟斷送春三月,萬事都歸夢一場;

　　護取壁間雙寶劍,休教黑夜露光茫。”

　　1928年,大師放洋歐美,寰球布教,發(fā)揚東方文化,平生著作有七百萬余言,為中外學界所重�？箲�(zhàn)期間,日人在南洋各佛教國,歪曲宣傳,有不利我國之舉;太虛和尚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奔走各國,打通國際路線協(xié)助政府,完成最后勝利。大師回國,六十幾個機關(guān),在重慶開會歡迎這位勞苦功高的太虛和尚,1948 年,太虛和尚,在上海玉佛寺圓寂,總統(tǒng)二次悼唁!

　　結(jié)論

　　從前的南海普陀山,是和尚的世界,數(shù)以萬計,杭州寧波各大叢林,更是和尚的大本營。我想諸位聽過以后,再不會對和尚有什么異議吧!我想中國社會上如果沒有佛教,沒有佛寺,沒有和尚,無論在那一方面講,都會遜色的。

　　(此文乃煮云法師于1951年在臺灣陸軍五十四醫(yī)院的演講,雖己時隔甚遠,但仍有其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