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新世紀“居士佛教”的興起（二）

　　怎樣看待新世紀“居士佛教”的興起(二)

　　三、“居士佛教”興起給僧團的一些思考

　　我們知道,近代居士佛教興起,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楊文會、太虛大師等生活在一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百廢待興、人心思變的時代。楊文會出生后的第四年爆發(fā)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閉關自守的國門被迫打開。之后出現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雖然都未能取得成功,但圖強維新的觀念卻越來越深入人心。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性喜山林,不貪榮利”的佛教徒楊文會也深深地體會到變法維新的重要性。他認為:“地球各國于世間法日求進益,出世法門亦當講求進步。”“但各寺住持僧安于守舊,不樂維新,非得大權力以鼓動其機,不能奮發(fā)有為也。”

　　在社會壓力日益增大的情況下,僧團的內部亦逐漸形成一股試圖通過改革以適應新形勢需要的勢力團體,即通稱的革新派。這一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浙江天童寺的寄禪和尚,后在太虛身上得以繼承和發(fā)揚。革新派往往深惡痛絕于傳統(tǒng)佛教的頹廢,且對其攻周甚猛。與此同時,他們也適當引入一些西方的觀念或形式,以圖促進積弊叢生之傳統(tǒng)佛教的脫胎換骨。

　　隨著“廟產興學”主張的興起,嚴重沖擊著僧團的切身利益。寺僧界為了抵制“廟產興學”這一風潮,也紛紛興辦僧學堂等教育機關。太虛大師與在只洹精舍一起學習過的仁山法師等積極籌設佛教協(xié)進會,以期“使頹廢的佛教復興起來”。但當他們來到鎮(zhèn)江金山寺試圖進行改革、開設學校時,立即遭到以寂山為首的保守派勢力的堅決反對,終至釀成“金山風潮”,在教界陷于極為不利的境地。兩年后,他著《整理僧伽制度論》,決心著手進行更為艱難的僧伽制度改革,但改革幾次遭失敗,其根本的原因是傳統(tǒng)寺僧的落后性。但他的事業(yè)的成功——如覺社和武昌佛學院的創(chuàng)辦,都是避開寺院叢林,在一大批護法居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梢�,居士的力量遠勝于僧團。

　　居士佛教的興起,無疑有利于佛教整體在社會中地位的提高,但也給僧侶集團造成很大的壓力。因為在中國佛教的傳統(tǒng)中,僧侶一向是佛教的主持者,居士則為佛教的護法,即護持者。但到了近代以后,隨著西化思想影響的加深,以居士為主導的佛教團體日益增多,僧侶對普通信徒的統(tǒng)治地位,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另外,在此過程中,僧侶的弱點亦經常受到來自居士方面的挑剔和責難。而且與社會其他方面的批評相比,來自居士方面的指責,又往往是有的放矢,且常常切中要害。

　　綜觀近代居士佛教的興起,是推動佛教事業(yè)發(fā)展的一大動力,并隱然成為佛教振興的主體和佛法代言人,發(fā)揮著更甚于教會的學術功能、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南京金陵刻經處、支那內學院還有北京的三時學會等教外佛學團體對近現代文化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單看當時的支那內學院,可謂學人咸集、群賢畢至。他們采用了新式教育制度,開創(chuàng)了中國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學”的新風,后來各地佛學院的興辦及佛學研究的興起,亦多受其影響。中國大陸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撥亂反正”以來,宗教獲得了相對充分的合法性地位,目前佛教徒的人員組成,無疑以在家居士為主,且數量遠超前代。但是與楊、歐、呂時代相比,二十多年來大陸的佛教建設差強人意,主要是佛教信徒仍呈現出濃郁的“庶民形態(tài)”,嚴重的問題就是尚未從源遠流長的“民間化信仰”中擺脫出來,其實質是佛教信仰的民間化或民俗化,是以功利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遮蔽信仰型佛教。

　　與此相比,號稱大乘佛教的中國大陸,出家沙門對社會公益事業(yè)卻很少顧問,有的甚至表現出一種冷漠的態(tài)度。當然其間也不乏來自一些人的偏見和保守看法,在世俗人的眼中,出家人應該是住在深山老林里,不應該活躍在社會各種活動中,更不能享用現代的交通工具,認為這樣就不符合僧人的身份。甚至有些人看到出家人多做了一些事情,認為是在攀緣,不好好靜修。所以一些慣于自修的人,就樂得自在,住在山林里,不再顧問世事。而活躍在城市鄉(xiāng)村的僧人,卻大多素質低下,以經懺佛事為業(yè),他們的職責就是為人祈福禳災、追薦亡靈。而一些真正需求佛法的信徒,在寺廟里得不到佛法的滋潤,就自成團體,因此,諸如的“居士林”、“學修會”、“念佛社”等組織相繼成立。

　　筆者曾在一個小小的城鎮(zhèn)就看到,這樣的團體就有好幾個,而且信眾人員都達好幾百,這些團體都有嚴格的章程,定期舉行講經、唱誦等活動,成員中有事,大家就會義務地相互幫忙,如助念、祈福回向等,他們高漲的熱忱,頻繁的活動,令很多信徒得以歸向。相比之下,寺廟只是成了香火門頭,與居士的關系很疏遠。隨著居士勢力的增長,一些佛教協(xié)會組織的核心領導都掌握在居士手中,這樣,出家眾就會受制于居士的管束,也助成了一些居士對僧人的輕慢之心。

　　其實,僧伽離不開居士的信向、供養(yǎng)和護持,而居士需要僧伽作學佛的指導和表率,只有二者的結合和良性互動,佛教才能延續(xù)、弘揚起來。此外從佛教傳播的實際來看,有僧然后有寺院,有寺院便能為廣大信眾提供宗教活動場所。若有寺而無僧,則寺院的功能、形象就會大大走樣,佛教便會失去最重要的載體。僧伽與居士的分工是有歷史傳統(tǒng)的,二千多年來已為廣大民眾所認同,若隨意貶低或否認僧伽的作用,或提出什么走居士化佛教道路,必會帶來許多混亂,是很危險的。

　　過去和現在都有否定僧寶的所謂二寶居士,他們也分兩種情形:一種是眼中無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遇到的僧伽素質太低,形象也不好,其道德水準甚至還不如俗人;一種是心中無僧,他們的我慢心太強,既不愿出家為僧,又想取代僧人的地位收徒傳法,為此目的公然否定僧寶,久而久之,佛寶和法寶在他們心中也大大變形,甚至淪為民間邪教教徒。“眼中無僧”的二寶居士可能有些認識問題和客觀原因,應引起佛教界的高度重視,加強自身建設,給予正確的引導; 而“心中無僧”的二寶居士對佛教破壞極大,應堅決予以反對。

　　但面對這日益強盛起來的“居士佛教”隊伍,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思。在肯定他們在佛教弘化中起到的作用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僧人隊伍自身的建設至關重大。確實,特別在沿海城鄉(xiāng)一帶,僧人成了職業(yè)者,僧團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有些信仰不純正的人就濫廁僧數,造成僧團的不良形像。這主要與當地沒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關。而相應,這些情況在大城市、大寺廟就會好些�，F在有很多年輕的僧才接班人上來,他們以弘法的熱情,使佛教以多渠道、多方位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其應有的功能與價值。教育、慈善、弘法、環(huán)保等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隨著僧人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高,僧團的形像正在改變。

　　一些從佛學院畢業(yè)的學僧,正走向各地,承擔起弘法利生的職責。有的在講經弘法、有的在開展慈善事業(yè)、有的在編輯佛教刊物等等,給佛教事業(yè)駐入了新鮮的血液。但在弘法過程中,出現了相當大的阻力,一些傳統(tǒng)的勢力非常頑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使得好多小寺廟為已還俗的僧尼與其家屬親友所占領,寺廟就是經營香火的經濟來源。為此,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僧人的形像也大加損壞。更有甚者,一些居士與寺廟爭信徒,居士團體的信徒不準來寺廟親近,搞山頭主義,自成一派,這樣,勢必造成心中無僧的二寶居士,對佛教團體乃至和合造成不利。所以我們呼吁佛教界對此現象加以重視,善加引導,給年輕學僧多加提攜,使其有弘法的空間。我們相信,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出家人理念的開拓,佛教更以新的面貌出現于世,出家僧眾的身份與地位越來越為社會所認同。

　　我們現在所處的年代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共同發(fā)展的新世紀,中國佛教仍將 保持大乘佛教的精神風范,走“人間佛教”的道路,居士界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正因為這樣,佛教界特別要處理好僧伽與居士的關系。我認為,既要尊重傳統(tǒng),又要面對現實,只有僧伽與居士的團結合作,合理分工,優(yōu)勢互補,共同提高,才是佛教立足現代社會的唯一途徑,也是在宗教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

　　所以,處理好僧俗之間的關系尤其重要。出家眾是專業(yè)學佛、修行,占有道場、時間的優(yōu)勢,自然應該全力的投入弘法、修行中,假如自己沒有能力,應該創(chuàng)造弘法的條件,修行的條件,讓僧俗兩眾到寺院中來弘法、修行。在家眾有家庭之累,多數人是沒有太多時間去學習教理和修行的,他們只能算是業(yè)余的學佛者。他們在享受僧團提供的修學環(huán)境的情況下,應該懷有感恩心、恭敬心,隨分隨力的護法。至于一部分學、修上有專長的居士,又能獻身于弘法事業(yè),佛教界應該給予隨喜、贊嘆、護持,為他們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弘揚佛法。這樣,才能相得益彰,各住本位,使正法久住,法脈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