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

　　自從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后,形成了儒、釋、道三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而禪學在佛教中脫穎而出,形成禪宗后,禪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思想而對儒家及道家文化產(chǎn)生了相當影響,并且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nèi)涵。

　　1、對儒家文化的影響

　　禪宗在唐時達到全面的興盛,一時間禪風大作,一時無倆。唐宋時期,士大夫等知識分子競相探討禪學,研究心性之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本是一介大儒,但其出入禪門甚密,并曾為六祖寫了《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的銘。大詩人白居易居士曾問道于鳥窠禪師,宰相裴休居士曾依黃檗大師學禪。而在唐朝期間著名的詩人、畫家、書法家王維(號摩詰居士),由于對禪法領(lǐng)悟至深,使其山水畫意境幽遠,禪味甚濃。后人對他的畫風贊譽備至,認為他是畫界南宗之祖師,其地位亦如當初中國禪宗的實際開創(chuàng)者慧能。蘇軾曾與佛印了元禪師過從甚密,并受到了禪師不少的啟發(fā)。他在后來參訪東林禪師時有省,并留下一偈:“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凈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君?”黃庭堅曾參黃龍祖心禪師,并曾在禪師指點下悟人,成為其法嗣弟子之一。蘇軾與黃庭堅都躋身于唐宋八大家,但他們游心禪觀,具有較高的禪學修養(yǎng),這從一方面影響到了他們的風格,從而使他們的作品具有更高的藝術(shù)價值,推動了后世文學的發(fā)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宋朝時,受禪宗的影響,儒家在這一時期就出現(xiàn)了“理學”思想,代表人物是程灝、程頤、朱熹和陸象山。理學家主張,要使學問與道體合一,至于“極高明而道中庸”,提倡“主敬存誠”。理學較為注重師承。他們都以孔孟之學作為儒家“心學”而宣揚,實是受中國祖師禪重視師承、以心傳心的思想的影響。而且,受禪門公案語錄的影響,在理學界,也產(chǎn)生了“學案”與“語錄”等文體,而根據(jù)彼此對“理學”的理解不同而分立門戶。禪宗的坐禪觀心學說也對理學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程灝曾云:“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道理始出。”在這里,與禪宗在坐禪時要放開一切妄想執(zhí)著才能體悟佛性的道理是融通的。元朝理學已成末落之勢。迨至明朝,出現(xiàn)了一位重振理學的大儒王陽明,初習佛法天臺止觀,參過禪。其著名的四句教,為畢生學術(shù)思想中心,已接近禪法。四句教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理學的這種“格物致知”的思想上確實已與禪法相近,因為禪認為,心性是無是無非的,無善無惡的,關(guān)健在于意識的善惡,既然能夠知道區(qū)分善惡,那么就應該做好工夫,就是去惡揚善。這一理學思想,對于后世的儒學影響很大。

　　2、禪對道家文化的影響

　　唐宋以來,道家文化與禪宗之間一直是在相激相蕩,互相滲透的格局中,道家文化由此而更加博大精深。

　　在禪宗與道家相互影響的過程中,呂洞賓真人可以算是將道家文化與禪學相互溝通的一位重要人物。呂洞賓師從鐘離權(quán)修道,在他的《百字銘》中曾有一名句:“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可見呂真人的工用見地,已臻奧境。一日過黃龍山,見黃龍禪師在講經(jīng)。乃問禪于黃龍,在禪師指點下頓契本心,并寫下詩句:“棄卻瓢囊擲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后,始覺從前錯用心。”呂祖先前于修身之法已爐火純青,后經(jīng)禪師指點心性,才徹底獲得解脫。道家以金丹為方便,以登真而證仙位為極則。正統(tǒng)的丹道學術(shù),皆指禪定過程中種種覺受境界。呂祖悟道以后,強調(diào)了上品丹道應以心身為鼎,天地為爐的金丹大道修煉,進而與禪宗心法合參,最終以禪宗圓頓之旨為其皈依這一禪化的道家思想。所以,呂祖參禪而悟,對后世的道教思想產(chǎn)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后世的張紫陽的《悟真篇》、白玉蟾的《指玄集》皆以禪語傳授丹道,直陳心法。清雍正皇帝,曾以圓明居士自號,對《悟真篇》甚為推崇,認為紫陽真人已將金丹大道與禪宗圓頓之旨回互闡出,丹道之學終歸于禪。禪宗的叢林制度也對道教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宋元交替之時,道士丘處機師徒等,受禪宗的叢林制度影響,而創(chuàng)立了全真教。

　　綜上所述,禪宗對道家的影響仍在于對心性學上的探究。前期道家強調(diào)登仙之術(shù),對于心性學上少有提及。禪宗興起后,道家始知向上仍有“一著子”,之后歷代宗師皆游心于禪佛,對心性學則多有發(fā)明,從而構(gòu)成了更為完善的道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