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宗教性的訓育

　　兒童宗教性的訓育

　　今年是我國兒童年,兒童是與國家社會民族最有關系的,是將來民族社會一切新建設的主干,尤其是我們少年的中國將來的一切方面似乎都要仰著這班活潑意強的兒童。因此,使我們對于兒童初期訓育不得不有幾番慎重試問:我們現(xiàn)代中國兒童需要種甚么教育心理來訓育?我們現(xiàn)代中國又需要一種怎樣的兒童心理?這是對于兒童初期訓育最低限度的須知。

　　兒童初期的訓育固然要注意在幼稚教育的心理訓練,但幼稚教育心理對于兒童心理知解的方面是有所助長,然對于兒童心理情感與成性方面卻不能養(yǎng)成,這正是我國現(xiàn)代兒童訓育的一個最大缺限。要養(yǎng)成兒童素樸情感溫和的意識則非宗教性訓育不可,宗教是人間最富有情感慈和精神的作用,也是人類社會普通情感的運動。

　　宗教性的訓育能養(yǎng)成兒童兩方面意力,一是能養(yǎng)成兒童自由信力,一是能養(yǎng)成兒童因果紀律。自由信教能使兒童品格趨于高尚,同時于同一宗教信仰原則上能使國民團體歸于統(tǒng)一。使民族在同一信仰的指導下養(yǎng)成偉大國民性。因果紀律能助長兒童倫理思想在同一體質上的不起爭殺的心理,使兒童知道人生禍福得失安危都由于自力所招感,非是由于有推衡神格所償罰得來,破除一昧盲信的意力。

　　宗教原素的使命即在團結人類社會各種部落民族成為堅固體社會性。原始時代民族團體的結合都賴于宗教信仰,故他們往往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爭斗而分居,往往又因為宗教信仰相同而團結而同居,故無論那一個民族團體生活成功沒有不經過普遍宗教性的訓育,全部人類爭戰(zhàn)史也可以說是由宗教信仰不同問題而劃成。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誰說不是因為宗教信仰的問題。但后來卻成為歐洲文藝復興的原動力。假使那時候歐洲人民沈有為宗教信仰問題而東征帶回阿刺伯的科學文學也許沒有今日的歐洲文藝罷。總之宗教不是軍閥專門破壞人類社會文化進展的,乃是助長人類民族社會文化進步的。

　　在現(xiàn)前各方面沒有能夠統(tǒng)一的中國,要想將來或是最短期間能夠實行統(tǒng)一。那首先在兒童心理上建設個同一宗教性的運動,也就是先謀兒童心理感官的統(tǒng)一。將來即以此兒童心理同一宗教信仰觀念來謀國家統(tǒng)一�，F(xiàn)前中國之所以然不能如實歸于統(tǒng)一者正是因于各地民族心理信仰不同并且沒有宗教思想的兒童是枯燥的無靈性與情感的魄力。故任公先生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tǒng)一,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以及克林威爾再造英國,女杰貞德再造法國,維廉濱開關美國等皆歷千辛萬難犧牲軀殼的大無畏精神都富有宗教思想也。

　　在這里須要聲明的我們所說的宗教不是專在儀式上崇拜無學理可研辦的宗教,是具有超人理智富情緒的宗教。前者是神權時代的遺產品,后者乃民權時代的前驅助長民族思想運動的釋迦牟尼佛理智平等的宗教。

　　釋迦牟尼佛以前印度整個思想界都被唯一的神格創(chuàng)造主宰思想所籠斷,支配人生宇宙普遍法則唯有一個主宰萬能的神圣償罰一切。人生一切的希求的欲望期待于這唯一造物主來裁判。因此,在婆羅門教統(tǒng)治下的印度民族思想上產生不平等的階級制度,限制民族思想的進展,這是人類最大的錯誤的宗教,釋迦牟尼佛眼看這種盲目宗教統(tǒng)治民族思想的進化,故出來提倡人類大同平等慈悲理智運動的宗教,提高民族的思想,否認一切支配人生宇宙普遍萬能的梵圣,我們不是由支配宇宙人生神格所賞罰得來的,乃由于各個過去精神作用的業(yè)力所招感。在自身以外沒有償罰統(tǒng)治我們的神聊。唯有各人發(fā)揮自己的生命自他平等的自覺及宇宙平等大我主義。為人類大眾作普遍救濟的運動。故我們當在自他平等的原則上建立兒童宗教心理的圓滿人格。也就是以釋迦牟尼佛宗教思想為兒童訓育的主體。

　　人格的完成乃是社會生活的要件,同時,也是人類本性的要求。兒童圓滿人格構成的要素智,情,意的三種精神作用。在一般哲學理解思想可以助長兒童智解的人格一分,一般科學技能思想可以助長兒童意解人格的一分,一般儀式的宗教思想可以兒童情緒人情的一分,三者都有所偏不能夠站在同樣立場上作總線索上的助長。且所謂哲學昏學思想不過是勉強附帶說法,實際上兒童思想談不到,故唯有理智情緒具足的釋迦牟尼佛的宗教思想是助長兒童圓滿人格的大導師,在智解方面所謂證得一切智一切種智無所智自然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這是多大智慧呢。在情緒方面這所謂『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又是怎樣濃厚的情緒呢,釋迦牟尼佛因為富有這樣情緒的思想所以它纔有我『不入獄誰入地獄』種種同體大悲的精神。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為全人類而生存所得來的幸福纔是人生眞正究竟的幸福呢?我們現(xiàn)代中國正是需要這樣一種的兒童心理啊!!!

　　東初,(兒童宗教性的訓育),《佛教與佛學》,第2卷第20期,1937,頁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