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度牒

　　四、度牒

　　度牒是國家對于依法得到公度為僧尼的所發(fā)給的證明文件（度是說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稱為祠部牒，都是綾素錦素鈿軸（北宋用紙，南宋改用絹，見《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三》），就是品官所用的綸誥（其實物在日本還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軸，那上面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以及官署關系者的連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確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時還可以免除地稅遙役。

　　宋贊寧據(jù)《唐續(xù)會要》載（會昌）六年（８４６）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隸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官潓幰颉独m(xù)會要》上文有天寶二年事，遂認六年為天寶六年，而謂度僧給牒即從那時開始（《僧史略》卷中《管屬僧尼》條）這是錯誤的。武后延載元年（６９４）僧尼即隸祠部，故祠部給牒也不見得如《僧史略》所載是從天寶六年開始。度牒的發(fā)給與登記僧尼名籍有關，南北朝既已有僧籍，度牒也可能開始于唐代以前。不過它的發(fā)給究始于何年，現(xiàn)在還沒有定論。

　　自從北魏北周兩次摧毀佛教之后，直至唐初，全國僧尼還只有十萬左右（《廣弘明集》卷十二）顯慶六年（６６１）高宗于天官寺度僧二十人（《舊唐書》卷四《高宗本記》）。其后年有增加，中宗時尤甚：那時造寺費財數(shù)百億，度人，免租庸者數(shù)十萬（《舊唐書》卷一百零一《辛替否傳》），并且公主外戚都請度人為僧尼，也有私出財造寺者，富戶強丁都設法避役，幾乎到處皆是（《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當時僧尼之冒濫，可想而知。玄宗即位，姚崇秉政，因僧惠范附太平公主亂政，即謀沙汰僧尼（《舊唐書》卷三十七《五行志》），雖未能徹底施行，而唐王朝對于度僧事宜，已開始重視。天寶重申祠部給牒之令，也還有限制出家人數(shù)和遴選出家人才之意。唯僧尼受牒必須納錢，因此度人為僧，統(tǒng)治者也有好處。早在唐代中宗景龍二年（７０８），就有賣度牒的弊政。即如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錢三萬也可得度（《資治通鑒》卷二百零九）。后來政局不穩(wěn)定，這種收益更覺有必要。如天寶十四年（７５５），安祿山叛亂，軍費增多，政府財政支絀，就派人到太原去納錢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錢百萬緡，因此第二年又度僧道收貲（《癸巳存稿》卷十二）。肅宗至德元年（７５６）「彭原郡以軍興用度不足」又「權(quán)賣官爵及度僧尼」（《舊唐書》卷十《肅宗本記》），當時度牒費貴至百緡（《佛祖統(tǒng)紀》卷四十）。安史之亂以后，國家財政逐漸穩(wěn)定，大歷十四年（７７９）代宗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上）。其后綱紀隳弛，甚至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謀財利，如徐州節(jié)度使王智興聚?無厭，當敬宗生辰那一月里，即于泗州置僧壇度人以圖厚利，江淮百姓皆結(jié)隊渡淮（《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當時剃了頭發(fā)的人到達之后，各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見《全唐文》卷七百零六《王智興度僧尼狀》）。此外各地類此情形的不一。

　　宋代度牒，不僅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它的價格還隨使用范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１０８４）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元佑間定價為三百千。南宋紹熙三年（１１９２）定價為八百千。元豐至紹熙，百年間度牒價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異常寬泛。如北宋神宗時「河北轉(zhuǎn)運司干當公事王廣廉嘗奏企度僧牒數(shù)千道為本錢于陜西轉(zhuǎn)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貨志》）。這樣以度牒充青苗資本，限制高利貸者的盤剝，減輕人民負擔，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一類。神宗熙寧六年（１０７３）賜夔州路轉(zhuǎn)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這樣以度牒充市易本錢，防止大商人壟斷物價，穩(wěn)定市場，并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二類。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給陜西轉(zhuǎn)運司度僧牒，令糴谷，賑霜旱州縣」（《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熙寧三年（１０７０）四月「丁卯給兩浙轉(zhuǎn)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紀》）。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八月丁丑賜環(huán)慶安撫司度僧牒，以募粟，賑漢番饑民」（同書同卷）。南宋孝宗干道三年（１１６７）八月「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賑濟」（《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紀》）。次年（１１６８）綿漢等州饑「五月癸亥出度牒千道，續(xù)減四州科調(diào)」（同書同卷）。八年（１１７２）十二月「甲寅雨雹，以度僧牒募閩廣民入米」（同書卷三十五《孝宗本紀》）。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七月「辛酉，江西湖南饑，給度僧牒鬻以糴米備賑糶」，「八月辛未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賑紹興府饑」（同書同卷）。這樣以度牒作賑饑之用，算是第三類。北宋徽宗大觀元年（１１０７）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宋會要輯稿》第二百冊道釋一）。南宋高宗建炎元年（１１２７）五月一日赦，暴露遺骸許所在寺院埋瘞，每及一百人，令所屬勘驗，申禮部給度牒一道。紹興二年（１１３２）改為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出處同上）。次年（１１３３）九月七日，陜西諸路都統(tǒng)制兼宣撫處置司都統(tǒng)制吳玠，母劉氏墳寺乞賜名額。詔以報功顯親院為額，仍歲給度牒一道（同上）。干道六年（１１７０）湖州馬墩鎮(zhèn)行者祝道誠收葬運河遺骸千二百六十有余，蒙賜度牒并給紫衣剃度（同上）。八年（１１７２）二月建康府僧普立童行彭普海「以管干皇兄元懿太子道饡所香火已及三年賜度牒一道」。五月饒州饑，僧紹禧行者智修煮粥供贍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煮粥供贍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詔行者智修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同上）。九年（１１７３）三月敘州男子郭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負土成墳，孝節(jié)感著，賜度牒一道披剃為僧（同上）。這樣以度牒旌表有功或孝節(jié)，算是第四類。南宋時期，軍事倥傯，財政支絀，朝廷還往往以度牒充軍費，如紹興九年（１１３９）八月乙丑「給新法度牒紫衣師號錢二百萬緡，付陜西市軍儲」（《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１１４１）宋金激戰(zhàn)于廬州，「三月庚子朔張俊進鬻田及賣度牒錢六十三萬緡助軍用」（同書同卷）。寧宗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正月，乙未「以度僧牒千給四川平費」（同書卷四十《寧宗本紀》）。理宗淳佑七年（１２４７）四月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祠牒千絹萬并戶部銀五千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diào)用」（同書卷四十三《理宗本紀》）等都是，算是第五類。此外朝廷還以度牒經(jīng)營商業(yè)，如北宋神宗熙寧七年（１０７４）「遣三司干當公事李杞入蜀，經(jīng)劃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jù)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余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同書卷一百八十四《食貨志》），算是第六類。后來朝廷還以度牒幫助改革幣制，如南宋光宗紹熙三年（１１９２）「出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同書卷三十六《光宗本紀》），算是第七類。總之：宋朝一代，度牒可以作為貨幣來應用。

　　度牒領得之后，可以免丁錢避遙役，保護貲產(chǎn)，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現(xiàn)象。因此豪強兼并之家，公然冒法，買賣度牒，從中取利，甚至有偽造度牒的（《宋會要輯稿》第六十七冊《職官》十三）。南宋時代，因疆域縮小，朝廷收入減少，所以在紹興十五年（１１４５）正月辛未，又命「僧道納免丁錢」（《宋史》卷三十《高宗本紀》）。干道七年（１１７１）「詔寺觀毋免稅役」（同書卷三十四《孝宗本紀》）。淳熙五年（１１７８）正月「癸卯罷特旨免臣僚及寺觀科遙」（同書卷三十五《孝宗本紀》）。這樣，就連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稅役了。不過他們還可以享受其他種種權(quán)利，度牒仍有它一定的價值，所以到紹興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州縣還有出賣亡僧度牒而不繳申祠部的情形（《宋會要輯稿》第二百冊道釋一）。

　　明代僧尼依然給牒，明太祖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規(guī)定「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清世祖順治八年（１６５１）免納銀給牒。其后又將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歸并為「地丁」一種賦稅。以地歸丁，不須報牒免役。但為了限制僧尼的數(shù)量，依然嚴行發(fā)給度牒的制度，一直沿用到干、嘉時代，后來何時廢止（見《大清會典事例》），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