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奇人奇事——中國維摩禪大師傅大士

平實身世

　　傅大士，又稱善慧大士。這都是后世禪宗對他的尊稱。（大士或開士，都是佛學對菩薩一辭意譯的簡稱。）他是浙江東陽郡義烏縣雙林鄉(xiāng)人，父名傅宣慈，母王氏。大士生于齊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禪宗初祖達摩到中國時，他已二十三歲。本名翕又說名弘，十六歲，娶劉妙光為妻。生二子，一名普建，一名普成。他在二十四歲時，和鄉(xiāng)里中人同在稽亭浦捕魚，捕到魚后，他又把魚籠沉入水中，一邊禱祝著說：“去者適，止者留。”大家都笑他是“愚人”。

照影頓悟

　　當時，有一位印度來的高僧，他的名字也叫達摩（與禪宗初祖的達摩同音，不知是同是別），也住在嵩山，所以一般人都叫他為嵩山陀。有一天，嵩山陀來和傅大士說：“我與你過去在毗婆尸佛（在釋迦牟尼佛前六佛之首，即是本劫――賢圣劫中的第一尊佛）前面同有誓愿�，F(xiàn)在兜率天宮中，還存有你我的衣缽，你到哪一天才回頭啊！”大士聽后，瞪目茫然，不知所對。因此嵩山陀便教他臨水觀影，他看見自己的頭上有圓光寶蓋等的祥瑞現(xiàn)象，因此而頓悟前緣。他笑著對嵩山陀說：“爐溝之所多鈍鐵，良醫(yī)之門多病人。”救度眾生，才是急事，何必只想天堂佛國之樂呢！

　　新語云：傅大士因受嵩山陀之教，臨水照影而頓悟前緣，這與“釋迦拈花，迦葉微笑”，同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宗門作略。但傅大士悟到前緣之后，便發(fā)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線，所以他說出“爐溝之所多鈍鐵，良醫(yī)之門多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的話。這話真如獅子吼，是參禪學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閑視之。以后傅大士的作為，都依此愿而行，大家須于此處特別著眼。

被誣入獄

　　他悟到前緣之后，便問嵩山陀哪個地方可以修道？嵩山陀指示嵩山山頂說：“此可棲矣。”這便是后來的雙林寺。山頂有黃云盤旋不散，因此便叫它為黃云山。從此，大士就偕同他的妻子“躬耕而居之”。有一天，有人來偷他種的菽麥瓜果，他便給他裝滿了籃子和籠子，叫他拿回去。他和妻子，白天耕作，夜里修行佛事。有時，也和妻子替人幫傭，晝出夜歸。這樣修煉苦行過了七年。有一天，他在定中，看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位先佛放光照到他的身上，他便明白自己已得首楞嚴的定境了。于是，他自號為“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經(jīng)常講演佛法。從此“四眾（僧尼男女）常集”，聽他講論佛法。因此，郡守王杰認為他有妖言惑眾的嫌疑，就把他拘囚起來。他在獄中經(jīng)過了幾十天，不飲也不食，使人愈加欽仰，王杰只好放了他。還山以后，愈加精進，遠近的人，都來師事大士。從此，他經(jīng)常開建供養(yǎng)布施的法會。

　　新語云：歷來從事教化的圣賢事業(yè)，都會遭逢無妄之災的苦難，這幾乎成為天經(jīng)地義的事。俗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并非完全虛語。就以南北朝時代初期的祖師們來說，志公與傅大士，都遭遇到入獄的災難。至于達摩大師，卻遭人毒藥的謀害。二祖神光，結果是受刑被戮。如果是不明因果、因緣的至理，不識償業(yè)了債的至誠，誰能堪此。所以寶王三昧論說：“修行不求無魔，行無魔則誓愿不堅。”世出世間，同此一例。以此視蘇格拉底、耶酥等的遭遇，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又何悲哉！

舍己為人

　　傅大士為了化導大眾，便先來勸化他的妻子，發(fā)起道心，施舍了田地產(chǎn)業(yè)，設大法會來供養(yǎng)諸佛與大眾。他作偈說：“舍抱現(xiàn)天心，傾資為善會。愿度群生盡，俱翔三界外。歸投無上士，仰恩普令蓋。”剛好，那一年又碰到了大荒年，大家都普遍在饑餓中。他從設立大會后，家中已無隔宿之糧，當他的同里人傅昉、傅子良等入山來作供養(yǎng)時，他便勸導妻子，發(fā)愿賣身救助會費。他的妻子劉妙光聽了以后，并不反對，就說：“但愿一切眾生，因此同得解脫。”大通二年（公元五二八年）三月，同里傅重昌、傅僧舉的母親，就出錢五萬，買了他的妻子。大士拿到了錢，就開大會，辦供養(yǎng)（賑濟），他發(fā)愿說：“弟子善慧，稽首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今舍妻子，普為三界苦趣眾生，消災集福，滅除罪垢，同證菩提。”過了一個月后，那位同里的傅母，又把他的妻子妙光送回山中來了。

　　從此以后，傅大士的同里中人，受到他的感化，也有人學他的行徑，質(zhì)賣妻子來作布施，也有人捐供全部財產(chǎn)來作布施，大士都為他們轉贈于別人或修道的人。他的靈異事跡，由此而日漸增加，然“謗隨名高”，毀蔑他的謠言也愈來愈多。但大士不以為忤，反而倍增憐憫眾生的悲心。當時，有一位出家的和尚，法名慧集，前來山求法，大士便為他講解無上菩提的大道，慧集自愿列為弟子，經(jīng)常出外宣揚教化，證明大士便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大士每次講說佛法，或做布施功德的時候，往往凝定神光在兩眼之間，諸佛加庇，互相感通，所以他的眼中常現(xiàn)金色光明之相。他對大眾說：“學道若不值無生師，終不得道。我是現(xiàn)前得無生人，昔隱此事，今不復藏，以示汝云。”云云。

　　新語云：粱武帝身為帝王之尊，為了學佛求福，曾經(jīng)舍身佛寺為奴，留為千古笑談。傅大士身為平民，為了賑災，為了供養(yǎng)眾生，舍賣了妻子，他是為眾生消災集福，滅除罪垢，同證菩提，而并不是為了自己。這與粱武帝的作為相同，而動機大有不同。佛經(jīng)上說：大乘菩提的行道，為了眾生，可以施舍資財、眷屬、妻子，乃至自己的頭目腦髓。嗚呼！禪之與佛，豈可隨便易學哉！孔子曰：“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諸！”戛戛難矣哉！

　　其次，我們由于傅大士的賣妻子，集資財，作布施的故事，便可了解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事難兩全的道理。世間法以富貴功名為極致，所以“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為成就，所以佛學以般若解脫為依歸。但作法施（慧學的施舍）者，又非資財而不辦，自古至今，從事宗教與學術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終身，否則，必依賴于權勢和財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為了要宏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終至影響朝野，須知大士當時的經(jīng)過，在彼時期，其發(fā)心行愿，尤有甚于舍賣妻子的艱苦，豈獨只以先前的躬耕修道方為苦行？其實，修菩薩行者，終其一生的作為，無一而不在苦行中。佛說以苦為師，苦行也就是功德之本。其然乎？其不然乎？

名動朝野

　　此后，大士認為行化一方，法不廣被，必須感動人主，才能普及，他就命其弟子傅昉奉書粱武帝，條陳上中下善，希望粱武帝能夠接收：“其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yǎng)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傅昉抵達金陵，通過大樂令何昌和同泰寺的浩法師，才得送達此書。粱武帝雖欣然接見，但為了好奇，也要試他的靈異，便叫人預先鎖住所有的宮門。大士早已預備了大木槌，扣門直入善言殿。粱武帝不要他叩拜，他便直接坐上西域進貢的寶榻。粱武帝問他：“師事從誰？”大士答：“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后來，大士經(jīng)常來往于帝都及山間。有一次粱武帝自講三慧般若經(jīng)，“公卿連席，貂紱滿座。特為大士別設一榻，四人侍接。”劉中亟問大士：“何以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大士答：“敬中無敬性，不敬無不敬心。”粱武帝講畢，所有王公都請大眾誦經(jīng)，唯有大士默認不語。人問其故，大士便說：“語默皆佛事。”昭明太子問：“何不論議？”大士答：“當知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夫復何言。”

　　有一次，粱武帝請大士講《金剛經(jīng)》，才升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曰：陛下會么？帝曰：不會。志公曰：大士講進竟。有一日，大士朝見，披衲衣（僧衣）、頂冠（道冠）、靸屨。帝問：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大士以手指靸屨，帝曰：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

　　新語云：傅大士和志公，都是同時代的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長，而且聲望之隆，也在傅大士之先。達摩大師到中國的時期，也正在志公與傅大士之間。達摩大師雖然傳授了禪宗的衣缽給二祖神光，但當時他們之間的授受作略（教授方法與作風），仍然非常平實，的確是走定慧等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如來禪的路線。唯有志公、傅大士等的中國禪，可稱為中國大乘禪的作略，才有透脫佛教的形式，濾過佛學的名相，瀟灑詼諧，信手拈來，都成妙諦，開啟唐、宋以后中國禪的禪趣――“機鋒”、“轉語”。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響更大。因為自東漢末期，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儒道兩家的固有思想，始終與佛學思想，保持有相當距離的抗拒。在三國末期，牟融著作“牟子理惑論”，融會儒佛道三家為一貫。可是歷魏、晉、南北朝以后，雖然佛學已經(jīng)普遍地深入人心，但這種情形，依然存在。傅大士不現(xiàn)出家相，特立獨行維摩大士的路線，宏揚釋迦如來的教化。而且“現(xiàn)身說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國禪的法相，是以“儒行為基，道學為首，佛法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這一舉動，配上他一生的行徑，等于是以身設教，親自寫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絕妙好文。大家于此應須特別著眼。今時一般學人，研究中國禪宗思想和中國禪宗史者，學問見解，智不及此；對于禪宗的修證，又未下過切實工夫，但隨口阿附，認為中國的禪學，是受老莊思想的影響，豈但是隔靴搔癢，簡直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不知所云地愈飛愈遠了。

帝廷論義

　　大同五年（公元五三九年）春，傅大士再度到金陵帝都，與粱武帝論佛學的真諦。大士曰：“帝豈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無心，俱入于實相，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有一天，粱武帝問：“何為真諦？”大士答：“息而不滅。”實在是寓諷諫于佛法的主意，以誘導粱武帝的悟道，可惜粱武帝仍然不明究竟。粱武帝問：“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故鈍。如此則未免流俗。”答曰：“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帝曰：“居士大識禮。”大士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旨矣。”大士曰：“一切色相，莫不歸空，百川不過于大海，萬法不出于真如。如來于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普視眾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退而作偈，反復說明“息而不滅”的道理。原偈如下：

　　若息而滅。見若斷集。如趣涅槃。則有我所。亦無平等。不會大悲。既無大悲。猶如放逸。修學無住。不趣涅槃。若趣涅槃。障于悉達。為有相人。令趣涅槃。息而不滅。但息攀緣。不息本無。本無不生。今則不滅。不趣涅槃。不著世間。名大慈悲。乃無我所。亦無彼我。遍一切色。而無色性。名不放逸。何不放逸。一切眾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無過去有。無現(xiàn)在有。無未來有。三世清凈。饒益一切。共同解脫。又觀一乘。入一切乘。觀一切乘。還入一乘。又觀修行。無量道品。普濟群生。而不取我。不縛不脫。盡于未來。乃名精進。

　　新語云：這與僧肇作涅槃論進秦王（姚興），是同一主旨與精義，但各有不同的表達。

撒手還源

　　大士屢次施舍財物，建立法會。及門弟子也愈來愈多，而流行于南北朝時代佛法中的舍身火化以奉施佛恩的事情，在傅大士的門下，也屢見不鮮。到了大同十年（公元五四四年），大士以佛像及手書經(jīng)文，悉數(shù)委托大眾，又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等，完全捐舍，營建精舍，設大法會，自己至于無立錐之地，又與他的夫人劉妙光各自創(chuàng)建草庵以居。他的夫人也“草衣木食，晝夜勸苦，僅得少足。”“俄有劫賊群至，以刀脅，大士初無懼色，徐謂之曰：若要財物，任意取去，何為怒耶？賊去，家空，宴如也。”

　　先時，弟子問曰：“若復有人深障，大士還先知否？”大士答曰：“補處菩薩，有所不知耶？我當坐道場時，此人是魔使，為我作障礙，我當用此為法門。汝等但看我遭惱亂，不生嗔恚。汝等云何小小被障而便欲分天隔地殊。我亦平等度之，無有差也。”弟子又問：“師既如是，何故無六通？”大士答曰：“聲聞、辟支，尚有六通，汝視我行業(yè)緣起若此，豈無六通，今我但示同凡耳。”

　　太清三年（公元五四九年），“粱運將終，災禍競興。大士鄉(xiāng)邑逢災。所有資財，散與饑貧。課勵徒侶，共拾野菜煮粥，人人割食，以濟閭里。”

　　天嘉二年（公元五六一年），他的定中感應到過去的七佛和他同在，釋迦在前，維摩在后。唯有釋迦屢次回頭對他說：“你要遞補我的位置。”

　　陳太建元年（公元五六九年），大士示疾，入于寂滅。世壽七十三歲。當時，嵩山陀已先大士入滅，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諸弟子曰：“嵩公已還兜率天宮待我。我同度眾生之人，去已盡矣！我決不久住于世。”乃作《還源詩》十二章。

　　傅大士《還源詩》：

　　還源去，生死涅槃齊。由心不平等，法性有高低。還源去，說易運心難。般若無形相，教作若為觀。還源去，欲求般若易。但息是非心，自然成大智。還源去，觸處可幽棲。涅槃生死是，煩惱即菩提。還源去，依見莫隨情。法性無增減，妄說有虧盈。還源去，何須更遠尋。欲求正解脫，端正自觀心。還源去，心性不思議。志小無為大，芥子納須彌。還源去，解脫無邊際。和光與物同，如空不染世。還源去，何須次第求。法性無前后，一念一時修。還源去，心性不沉浮。安住王三昧，萬行悉圓修。還源去，生死本紛綸。橫計虛為實，六情常自昏。還源去，般若酒澄清。能治煩惱病，自飲勸眾生。

　　新語云：傅大士生于齊、粱之際，悟道以后，精進修持，及其狀盛之年，方顯知于粱武帝，備受敬重。而終粱、陳之間，數(shù)十年中，始終在世變頻仍、生靈涂炭、民生不安中度過他的一生。但他不但在東南半壁江山中，宏揚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極盡所能，施行大乘菩薩道的愿力，救災濟貧，不遺余力。當時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為平民大眾安度亂離的屏障，其功實有多者。至于見地超人，修行真實，雖游行于佛學經(jīng)論之內(nèi)，而又超然于教外別傳之旨，如非再來人，豈能如此。中國禪自齊、粱之間，有了志公和傅大士的影響，因此而開啟唐、宋以后中國禪宗的知見。如傅大士者，實亦曠代一人。齊、粱之間禪宗的興起，受其影響最大，而形成唐、宋禪宗的作略，除了以達摩禪為主體之外，便是志公的大乘禪，傅大士的維摩禪。也可以說，中國禪宗原始的宗風，實由于達摩、志公、傅大士“三大士”的總結而成。僧肇與竺道生的佛學義理思想，但為中國佛學思想超潁的造詣，與習禪的關系不大，學者不可不察也。后世修習禪宗者。如欲以居士身而作世出世間的千秋事業(yè)，應對于傅大士的維摩禪神而明之，留心效法，或可有望。如以有所得心，求無為之道，我實不知其可也。

　　――摘自南懷瑾《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