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賢法師：人生難說目的

　　明賢法師:人生難說目的(第一天第一課)

　　——二零一三年元旦第一天,給北大、人大、北中醫(yī)等高校同學的第一課

　　二零一三來到了,“末日”熬得不太平;

　　和光同塵快著眼,無能受物道中心!

　　社會發(fā)展得飛快,人們越來越忙碌,舉止行為各有目的。行動可以有目的,生命是否也有目的?

　　關于人生之目的,青年學子說:要做成功人士;為人父母者說:期待兒女出人頭地……。物化的“外在目的”,幾乎已經(jīng)成為了人生方向的代名詞,功利追求的行動,也成為達成人身目的合理追求之行動。于是,似乎一個人從小到大,越來越清晰的人生目的便可以大約取代漸行漸遠的人生意義了。

　　雖然多數(shù)人認為,“目的”未必能代表全部的“人生”意義,但畢竟是接近的。甚至,不少“人生意義”要由眼下的“目的”去達成。因此,很多人的人生意義在不知不覺中異化成了目的。為了目的,他們重視商業(yè)利益的追逐,而忽略了現(xiàn)實的局限性,為了達成未來的目的,而不惜迷失現(xiàn)在的意義。

　　其實,“目的”多半是被功利化了的。一個人的成長,經(jīng)歷入學、考試、升學、畢業(yè)、工作……,家長、學校、社會,在他們力量的影響之下,我們一級級由功利目的去鋪就人生階梯。游走其中,卻又漸漸發(fā)現(xiàn),人生目的在現(xiàn)實面前有很多沖突,解決沖突的過程讓自己越來越功利化!對于現(xiàn)實目的的追逐愈強烈,生命的長遠意義便越淡化。究其實,并不一定是“人生理想在現(xiàn)實面前屈服了”,而是:當我們將人生理想局限地理解為“目的”的時候,這樣的理想在硬性現(xiàn)實面前,得不到人生意義的軟性拓展空間的維持,于是,這目的化了的人生理想總是被現(xiàn)實“無情”地平衡下來。與其抱怨“人生理想屈服于現(xiàn)實”,還不如說,起步的人生理解就有問題,目的化的理想本身是脆弱的,“功利化”乃是失敗痛苦的真因,它是人生(意義)迷茫的起點。

　　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有元素都遵循其“持續(xù)改變”的無常本質(zhì)。這一特質(zhì)潛伏在任何一種成功(達成的目的)的背后,甚至,一些成功(達成的目的)本身就是失敗的起點,僅憑個人智慧如何控制無常的大局?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在這些“變動不居”的現(xiàn)實局限性面前,有時只能爭取到“盡人力而聽天命”的結局。所以,追求“完美的人生目的”,還不如關注當下的切實可行處,以求其“完整”的意義。

　　人固然要有與困難抗爭的勇氣、和與障礙拼搏的決心,但萬不可將這種勇氣和決心膨脹成為忽略“人生現(xiàn)實局限性”的沖動。所以,人生也許談不上什么目的,但是,我們可以盡力地使之有意義。

　　人生“目的”太容易被物化成外在目標。中國文化的先哲們認為,人生方向一旦被外化成為某一種目的,便將“貪看天邊月,失卻手中珠”,會很快偏離人生的光明大道。大體而言,人的創(chuàng)造力表現(xiàn)在“外謀功利”和“內(nèi)省道德”兩方面,而最有價值的創(chuàng)造力是向內(nèi)著力而省求于“道”。人生方向的基礎,是應該向內(nèi)著力,而不應該向外執(zhí)取。人生不能談目的,確切說只應該是責任。儒家先師孔子也曾有過相同的主張。認為必須要從修身開始,先改變自己,然后才有望齊家治國平天下。從人生的角度來談,如果首先著眼于個人心靈涵養(yǎng)的內(nèi)在意義,那些曾被誤作為“首要目標”的外在目的,終將會成為“必然收獲”。

　　因此,向內(nèi)著力應當重于向外追求。這,既是中國文化的常規(guī)路徑,也是中國人在成長過程中增上生命意義的通途。改變世界固然是好的,但那不能作為首要目標。從改變自己開始,增上人生的意義,那些目的終將成為必然收獲。本與末不能倒置。

　　事實上,人生難說目的。現(xiàn)代人在傳統(tǒng)教育、信仰教育缺失的情況下,時常無序理解人生意義與人生目的的先后關系。梁漱溟先生云:“人生不好說目的,目的是后來才有的事”。什么是目的呢?如一人到北京旅游,想?yún)⒂^紫禁城,但因時間關系去不了,就說是沒有達到目的。如果這樣定義目的,人生就不能說是“有目的”。我們不能說人生是“有目的而來”,不能說人生是為掙錢而來、做官而來、光大宗族而來、解放人類而來……“誰人為何而來到人間”,他人可以這樣評價自己,那種理解代表了他人的情感,自己不能這樣理解。自己能不能來是由父母定的,自己為什么來是父母寄望的,都不是自己的事。若自己也這樣理解了,那就顛倒先后了。乘車到京是手段,看紫禁城是目的,將“手段、目的”分開來,是“日常事務”中所慣用的,但不能把它延伸到“整個人生”上去理解。我人順應父母及業(yè)力因緣投生人間,只是順其自然,并無目的,“我”未曾先知,便先有了“我”。如果一定要找個“我為什么到人間來”的目的,這目的斷然找不出來。后來安一個,也與來人間受胎的事件毫無關系。哪能說人一生來就有目的呢?

　　人生如果真的有目的可言,那么這種目的最終結果一定可以被推測出來。閱歷、經(jīng)驗,甚至易經(jīng)八卦生辰命相,都可以成為推測這種結論的方法。明代袁了凡的《命自我立》被中國文化界深加重視,其原因就是書中描述人生目的的結果被準確推測后,袁了凡先生消極的生命態(tài)度為云谷禪師所改變的故事。袁了凡先生偶遇傳承邵康節(jié)《皇極數(shù)》的孔先生,求教之下,袁了凡先生未來半生一直到死的所有福禍命運,全部都被寫在了紙上,并一個一個地被驗證。在漫長的仕途中,自己滿以為充滿了自由意志的人生努力,其結果被一一驗證在孔先生早年給自己留下的“預言性字條”中,哪一年幾擔俸祿、哪一年官升幾品……袁了凡先生心灰意冷,他反復問自己:“命運已被算定,人生目的有何價值?再大努力所獲的結果也都是被算定的,生命的意義在哪里?”直到面對云谷禪師打坐,亦心如死灰。禪師諷袁了凡先生“原以為是個君子,原來只是個俗人”。最終,袁了凡先生遵循云谷禪師等善知識教導,克己奉持,扎實踐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每日“功過格”,不久即發(fā)現(xiàn)自己的命運軌跡完全脫離了“預言性字條”的描述,不光官俸財產(chǎn)完全不同于“預言”了,甚至改變了“預言”所談因個性剛直膝下無子的命運,五十余高齡喜得貴子。他完全相信“充滿了自由意志的人生努力”在命運預言下的無奈,更相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對于改變“預言性命運”的絕對作用。他改變命運的過程,就是主動奉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基本佛教教義、并驗證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基礎的“自由意志”所具有的改變命運的功效的過程。他從此相信,在盲目人生努力中發(fā)展的自由意志對于宿命是完全不可改變和無奈的,但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基礎的善行卻又可以證實“命運的改變完全在我”——先前無意義的自由意志在這里卻具備了絕對作用,甚至完全是可以改變宿命的。于是,他提筆寫下了這段經(jīng)歷的全過程,將這篇文章命名為《命自我立》。掌握善法的人,能夠命自我立,缺乏善法的人,雖然自我感覺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可多半是錯覺,自己手中多半只掌握著煩惱。換言之,自己命運只是掌握在自己惡習或墮習的手中,當然也就被“宿命”把控了,“宿命”在他們面前堅定而不可改變。所以,有善法者命自我立,無善法者只能口頭冒言“無懼宿命、改變宿命”,事實則只能深墮“宿命”泥沼、而聽任宿命的擺布,他們高聲呼喊著“命運主動”,深陷“極端命運被動”。在宋明以后社會大眾逐漸將“私”字作為改變命運起點的社會潮流中,《命自我立》成為大眾宿命生死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它明言了臨時性人生目的對于“宿命”的無可奈何,也明確了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基礎的人生意義(自由意志)對于深層命運絕對作用�！睹�自我立》是人生難說目的,但可以善法來提升人生意義的絕好說明。

　　人生目的不好說,但不能不說人生有其意義。其意義在哪里?人們運用心思來改造自然供其應用,這種改造帶來了進步,自己享受進步果實,也使他人共享,人群的組織關系便隨之遷進,前代傳后代,代代積累,才有人類文明今天的繁盛狀況。無論是為“脫離苦”,還是為“求幸�！�,人生的意義,就在這種自利與利他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實現(xiàn)。

　　德國一位牧師曾為自己留下這樣的墓志銘:我年輕的時候決定改變?nèi)�人�?經(jīng)過很多努力,并無任何改變。中年的時候只想改變周邊的人群,發(fā)現(xiàn)也很難。到晚年只想改改自己,卻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走到生命的盡頭。假如年輕的時候從改變自己做起,也許以自己的進步能贏得家人與周邊朋友的支持,進而幫助我為社會做更多努力,改變世界反倒成為可能。

　　人,可以有生活中的臨時性“目的”,生命的“目的”則不好說。希望大家以“和光同塵(深度認同世間的不圓滿性)”的態(tài)度客觀地接受現(xiàn)實(暫時世俗智慧),順時盡力地調(diào)整自我(自由意志),以“無能受物(無實體而有作用)”的大道智慧(勝義諦智慧的大道中的核心),放下對“生命目的”的強求,看淡所謂的“完美”目的,以實現(xiàn)人生的“完整”意義。

　　所以,人生難說目的,但,可以使之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