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話禪門五宗：法眼宗

　　法眼宗是中國佛教禪宗“五家七宗”中最后產(chǎn)生的一個宗派。它歷經(jīng)文益( 885 — 958 )、德韶( 891 — 972 )、延壽( 904 — 975 )三祖,活躍于唐末宋初的五代時期。

　　作為宗派,法眼宗的傳承歷史不長,但是,它的幾位祖師都是吳越地區(qū)學(xué)修并重的高僧。

　　文益,俗姓魯,青原下第八世,余杭人。七歲落發(fā),受具足戒于越州(紹興)開元寺,習律于明州育王寺,兼探究儒家的典籍。既而改習宗乘,到福州,參謁雪峰義存的法嗣長慶慧棱,住了不久,即為大眾所推許。結(jié)伴到各處參學(xué),路過漳州,為雪所阻,暫時住在城西的地藏院,因而參謁玄沙師備的法嗣羅漢桂琛。

　　桂琛問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說是“行腳。”桂琛說∶“行腳事作么生?”文益說∶“不知。”桂琛說∶“不知最親切。”后桂琛問∶“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內(nèi),在心外?”師云∶“在心內(nèi)。”桂琛云∶“行腳人著什么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下衣包依桂琛。近一月余,日呈見解,說道理。桂琛說∶“佛法不憑么。”師云∶“某甲詞窮理絕也。”桂琛云∶“若論佛法,一切現(xiàn)成。”文益于言下有悟。

　　后來歷覽長江以南的叢林,到臨川,住在崇壽院,開堂接眾。南唐始祖李建國,迎請他到金陵,住報恩禪寺,既而遷住清涼寺,致使“諸方叢林,咸遵風化”。卒后,謚號“大法眼禪師”,法眼宗便由他的謚號而得名。法嗣六十三人,而以天臺德韶為上首。其余如報慈文遂、報慈行言、報恩法安、報恩慧明、清涼泰欽、靈隱清聳、歸宗義柔、百丈道常、永明道潛、凈德智筠等,均接眾甚廣,大揚一家的禪風,但德韶一支尤為繁榮。關(guān)于文益的言行,有《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一卷及文益自撰《宗門十規(guī)論》、《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等。

　　德韶(891～972),處州龍泉人(一作縉云人),十五歲出家,后唐人.同光年中到諸方參訪,歷參投子大同等五十四位善知識,都不契。最后到臨川,謁文益,倦于參問,但隨眾而已。有一天,文益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文益說∶“是曹溪一滴水。”德韶在座側(cè)聞之,豁然開悟。既而往游天臺山,停留白沙、吳越。錢俶當時在臺州作刺史,延請問道。

　　后漢干佑元年(948),錢俶繼承王位,遣使迎請,尊為國師,開堂說法。曾勸王遣使新羅,取回散落的天臺教籍,使天臺宗之文獻獲全。后住通玄峰頂,有偈示眾說∶“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之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又在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宋開寶五年(972),于蓮華峰示寂。有語錄行于世(多佚)。法嗣四十九人,以延壽為上首。

　　延壽(904～975),余杭人,二十八歲時依雪峰義存的法嗣翠巖令參出家,既而往天臺山,在天柱峰下習定九旬,又往謁德韶盡受玄旨,后周廣順二年(952),住在明州的雪竇山,學(xué)人很多。宋建隆元年(960),應(yīng)吳越王錢俶之請,住杭州靈隱山的新寺為第一世,第二年又應(yīng)請移住永明寺(今凈慈寺),參學(xué)的大眾有二千多人。

　　他著有《宗鏡錄》一百卷、《心賦注》四卷及《唯心訣》一卷等書,闡揚文益的盡由心造之旨。高麗國王仰慕他的學(xué)德,遣使致書敘弟子禮,并遣僧三十六人來受道法,前后回到高麗,各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延壽成為法眼宗最有影響的祖師,被清朝雍正帝稱為“震旦第一導(dǎo)師”。延壽住在永明十五年,度弟子一千七百人。法嗣有富陽子蒙、朝明院津兩人。

　　三位祖師生活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生活在佛教信仰經(jīng)受著時代風云沖擊的混亂局面中。面對禪宗末流,他們經(jīng)過反思、整合,建構(gòu)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體現(xiàn)出了法眼宗獨特的精神風貌。簡而言之,最突出的有以下兩種精神。

　　一、 針砭時弊,匡復(fù)正法

　　法眼宗產(chǎn)生的時候,禪宗內(nèi)部已經(jīng)有嚴重的門派、門戶之爭,而這種狹隘的思想傾向與行為缺陷,不利于佛教的健康發(fā)展,也違背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文益、延壽都針對性地進行分析、批判,而其理論的闡釋及信仰的確立,貫穿著一種可貴的現(xiàn)實批判精神。

　　1、文益:駁斥宗門十病

　　《宗門十規(guī)論》是文益最重要的蓍作。其所列舉的十種弊病是:

　　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為人師”。

　　第二“黨護門風,不通議論”。

　　第三“舉令提綱,不知血脈”。

　　第四“對答不觀時節(jié),兼無宗眼”。在禪宗偽仰、臨濟、曹洞等宗派祖師們采用棒喝、酬對機鋒等方法,為了旁敲側(cè)擊、辨邪歸正,完全是一種有的放矢、應(yīng)機說法的教育技巧。但現(xiàn)在“宗師失據(jù),學(xué)者無稽”,“用人我以爭鋒,取生滅為所得”,“棒喝亂施”,“誑謔群小,欺昧圣賢”。

　　第五“理事相違,不分濁凈”。

　　第六“不經(jīng)淘汰,臆斷古今”。祖師“公案”故事有其特殊時代背景,同時,其中也有純屬戲嬉之言辭,學(xué)之無益。參學(xué)之人必須擇依善知識。

　　第七“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學(xué)佛之人,不能只會模仿先賢,“承言滯句,便當宗風,鼓吻搖唇,以為妙解”,不契實際,還妄稱“師承”。

　　第八“不通教典,亂有引證”。宣揚佛法必須契合佛祖本意,博古通今。但有人“不識義理,只當專守門風”而“妄有引證”,“不假熏修,乃得少為足”。

　　第九“不關(guān)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

　　第十“護己之短,好爭勝負”。

　　文益駁斥宗門十病各有側(cè)重,比如,第二第十針對黨同伐異的宗派觀念,第四第六針對不求甚解的教條學(xué)風,第一第九針對裝腔作勢的虛浮作風,反對禪僧們追名逐利、弄虛作假。

　　2、延壽:抨擊邪見百種

　　延壽著作頗豐,在《萬善同歸集》中,延壽為了抨擊禪僧們輕蔑佛教善行而固守偏陋的錯誤,先列舉出十種錯誤觀點,這些觀點至今在佛教界中仍有影響。

　　延壽在《唯心訣》中進而詳細地指出各宗門信徒在修行實踐中常犯的 120多種毛病。并指出,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在于宗門信徒們“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于本心,不入中道。”他們“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觀行,因言立號:意隨想起,言逐念興,想念俱虛,本末非有。”也就是說,禪宗門徒及一切學(xué)佛之人,必須打破對世間萬象乃至佛法各宗門語言名相的妄念偏執(zhí),徹底弄清它們是因緣和合而生與方便施設(shè)的,才可能獲得智慧解脫。

　　二、 理行并重的融合精神

　　法眼宗在禪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論著作最為宏富。

　　1、在理論上,博采眾長,圓融自在。

　　文益在《宗門十規(guī)論》中認為,其他禪宗門派“雖差別于儀規(guī)”,且無礙于融會”。他在《華嚴六相義》中作頌有“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這顯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詩《理極忘情謂》中說:“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學(xué)修圓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強調(diào)佛教整體是“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來一大藏經(jīng),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

　　延壽作為集大成者,在《宗鏡錄》等著作中,充分運用唯識宗、華嚴宗、天臺宗、三論宗等理論,所引資料約 300種,包括釋、儒、道三教典籍,答問評說,旨在融通。在他的兩部代表作中,《宗鏡錄》主要論述禪與教的融合,《萬善同歸集》主要論述禪與凈的融合。另外,他還論述了禪與戒的融合等。

　　禪學(xué)思想大致經(jīng)歷了依教修心禪(如安般禪、五門念佛禪、實相禪)、悟心成佛禪(如達摩面壁、六祖頓悟)、超佛祖師禪(如南岳懷讓、石頭希遷)、越祖分燈禪(如曹洞、云門、法眼宗)等。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禪宗正處于越祖分燈時期,溈仰、曹洞、臨濟、云門、法眼五宗相繼產(chǎn)生。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進一步加深了禪學(xué)中國化。但在禪風鼎盛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變異之相,一些宗門禪者借頓悟之名,妄執(zhí)宗師名相,要么守空玄談,要么狂禪怪行,大做呵佛罵祖之事,毀棄信解行證,失去了禪的本來意義。

　　延壽有詩《超倫每效高僧行》:“碧嶠徑年常寂寂,更無閑事可相於。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難忘古佛書。落葉亂渠憑水蕩,浮云翳月倩風除。方知嬾與真空合,一衲閑披憩歸戶。” 說明延壽把學(xué)習經(jīng)教作為成就高僧的條件,悟契真理的途徑,但他學(xué)習經(jīng)教,最終還是建立圓融無礙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帶來了后人一些非議,其實延壽苦口婆心,并不是要執(zhí)教廢禪,目的就在于破除偏執(zhí)教法和斷空邪見。

　　2、在實踐上,廣行善行,濟國安邦。

　　延壽在倡導(dǎo)六度萬行之時,大力提倡“濟急利時”,提倡慈善公益事業(yè),主張“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萬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恭之道。”

　　忠以治國,孝以齊家,是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國社會,就在于將“忠孝”思想納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脫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禪宗門派,其祖師的言論開示及特立獨行,多呈現(xiàn)玄遠、空靈的宗教情趣,少有勸善的演繹,而法眼宗的祖師們則突出了服務(wù)社會現(xiàn)實的色彩。

　　文益、延壽等人以“國師”之尊,吟詩作文,學(xué)問宏博,為當時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們的激揚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辭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傳統(tǒng)的儒道之學(xué)進一步貫通,所以法眼宗理論成為承前啟后、融鑄后世佛教乃至中國文化的寶貴材質(zhì)。

　　法眼宗的祖師們非常自身的修證與完善。如延壽曾在天臺山國清寺結(jié)壇修法華懺,在天柱峰誦《法華經(jīng)》三年,可謂苦心孤詣,德才兼?zhèn)�。這樣的人格品位,當是正法住世的關(guān)鍵。

　　法眼宗的三代祖師都是吳越人,他們的思想與禪風對中土佛教,尤其是吳越地區(qū)的影響,可謂持久而深遠。延壽等人所倡導(dǎo)的禪教一致、禪凈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則對后來兩宋理學(xué)的產(chǎn)生以及明清凈土宗的發(fā)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