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民族性

　　一個民族的形成,不能離開宗教,總理在三民主義里面,已經(jīng)說得非常透徹。所以宗教與民族性,有其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總裁在精神總動員綱領里面,也希望宗教徒起來站在精神動員的先頭。我們?nèi)绻�再考察英國和日本立國的原�?對于總裁的主張,才能更深一層地知道其為深瞻遠矚的政治動員方案。

　　研究英國史的學者告訴我們: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所貢獻于英國的,不是1628年到1658年有的共和國政府,而是在這個政府下面,所采行的保護清教徒(Puritain)的政策�？耸献孕攀巧系勖�他領導英吉利民族,跑上新時代的“先知”,把英吉利民族造成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民族,乃是他的責任。圣經(jīng)足他的法律,圣詩和圣史是他的精神基礎。在他的眼中,只有英國才算是真正新教的國家,她負著神的使命,應把新教宣布于世界,所以不惜任何犧牲,征服了反對新教的愛爾蘭和西班牙,給英吉利民族以深刻而恒久的影響。

　　威爾哈昂(Wildh Agen)說,英吉利民族的優(yōu)越性甚堅強,精勤、自治、團結(jié)和重紀律,都是清教徒之所養(yǎng)成,亦即英人用以統(tǒng)治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人口的精神工具。所以英國人總以為英國的一切,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了這寶貴的民族自信心,誰也不能否認她還不會像法人希佛來(Siegfricd)那樣幸災樂禍地說崩潰就在目前。然而是克倫威爾之賜,清教之賜。

　　日本地小人少,本身沒有文化,其能躋于強國之列,又居然X X X X我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中華民族,事實告訴我們不足偶然的。戴季陶先生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為引起革命(明治維新)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內(nèi)成功,完全是歷史所養(yǎng)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xiàn),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所以日本人往往喜歡把“日本化”、“大和魂”幾個字,放在腦筋里,不肯放棄。蔣百里先生也說:“日本人以為另有歐洲所沒有的‘內(nèi)在精神\’——所謂“大和魂”這個東西。”據(jù)我看來,Titz論美學,嘗說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諦。而這“剎那間的異常境遇,是從佛教禪宗里所謂悟,所謂空而來的。”而所謂“武士道”的精神,也就是大和魂寄托在武士身上的表現(xiàn),“輕生死”、“重然諾”、“尚義氣”等武士獨有的特性,都是淵源于禪宗,并不是陶鑄于儒學,這也有歷史事實的證明。

　　禪宗,即所謂中國佛教,盛行于日本,約在元宋之間,忽必烈的所以沒有能夠東征成功,一方面足吃了風的虧,一方面則是鐮倉武士英雄抵抗的結(jié)果。這種英雄抵抗的精神,則養(yǎng)成于所謂“武家禪”。這在《興禪護國論》等書中,敘述得非常詳細,不能抹煞。其后一寧禪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東渡諭降,又引起了“公家禪”的繼起,論武家禮法的三議正統(tǒng),也是根據(jù)了禪宗的百丈清規(guī)做的。日本的能夠立國,能夠強盛,可以說足完全由于政治情感與宗教思潮的結(jié)合。宗教所具凝固民族的力量,我們足無法估計的。

　　工業(yè)革命的怒潮,把日本的封建制度沖破了,導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旋流。“町人”的卑鄙齷齪,蠅營狗茍,強X X“X X”X X X,當然更談不上“武士道”,與“武家禮法”。“XXX”的精神掃地無余,剩下的只是盲目的,XX的,悲劇性的夸大與無恥,終于自造了一個致命的國難。我們真替X X可惜!

　　前個月,省黨部方面,曾有吸引宗教界中優(yōu)秀份子入黨的提案,這的確足一個異常賢明的觀點。希望宗教界能夠負責起來,用宗教本具凝固民族的力量,以加強全民眾的民族自信力,和為國犧牲的決心,使每個國民,都像英法百年戰(zhàn)爭里面的貞德一樣,奮不顧身地,擊退了魔鬼般的XX。“執(zhí)柯伐柯,取則不遠”,總裁正用殷切的熱望,期待我們成功哩!

　　(原載《覺音》1 940年第1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