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在青天水在瓶
都說“遠來的和尚會念經(jīng)”,可這個“會”,前提卻是和尚們絕不能真的太遠,否則的話,文化相異,語言不通,如同早期來中國講佛教八正道的西域胡僧們一般,即使你個個“高”得和姚明一樣,張開嘴,也只能是“胡說八道”,令人難知所云。所以,從公元前后開始的初傳五百年,佛教的師父徒弟們都在忙活什么呢?除去必要的四處走穴趕場,玩玩魔術(shù),弄怪唬人外,大塊的時間、大量的精力幾乎全用來譯經(jīng)講經(jīng)了!
然而,說到這譯經(jīng),也著實是不容易。基督教于近代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候,就為著一個“God”的翻譯,差點便搞得“God”的眾多愛子們打破頭。內(nèi)幕據(jù)說,無論是用“上帝”、“天主”,還是用“天神”、“真神”,都沒法完整地表達“God”,而且,更令他們不可饒恕的是,這幾個詞甚至在實際中還反而讓中國人更方便地歪曲了“God”。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佛教初傳怕也大類于此。雖然所知的材料不如基督教之近之多,但還是留下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奚落調(diào)侃。真沒辦法!誰讓你開始時非要掛靠道家這個土特產(chǎn)呢,打人家的招牌,用人家的“無”字,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被人家用道家“沒有”的“無”篡改自己“變化”的“無”的危險,結(jié)果,原本和后世的老馬們同樣精妙的觀點:一切都是運動發(fā)展的。剛一說出來,就讓人以為是:一切都不存在。這哪跟哪兒呀。所以,出場講經(jīng)時你打那么多的寶傘寶蓋又有什么用?排場越大,聲勢越足,就越容易讓人家覺得你是裝模作樣煞有介事,笑破肚皮了都!
哎呀,說起來,我真是太佩服那位把佛教的“Dhya na”譯作“禪”的老祖宗了!同樣是取自道家,卻絕沒叫人有先入為主的后遺癥!莊子·寓言》中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huán),莫得其倫,是為天均。”這句話從科學(xué)角度上來看,頗有些能量轉(zhuǎn)化與守恒的味道。而從佛教思想上來考慮,則又有萬物輪回更迭種性平等的意思。甚妙!此中的“禪”,音同“善”,意為“替代”。佛教的“Dhya na”來源于極為古老的“Yoga”。后者音譯為“瑜珈”,有“苦行”、“持心”兩義——持心,也就是“定”的意思。據(jù)說,這是一種有五千年歷史的修行方法,早在佛教創(chuàng)立之前,就已經(jīng)盛行在古印度了。佛祖當(dāng)然肯定認真地研修過“Yoga”,這是有資料可證的。而且也正因為如此,后來佛祖證悟創(chuàng)教后,就干脆把“Yoga”毫不手軟地充分揚棄,批判地吸收在佛教里,名之以“Dhya na”——而舍不得揚棄傳統(tǒng),并堅持要復(fù)辟傳統(tǒng)的堂弟提婆達多,則與佛祖漸行漸遠,終至于分道揚鏢,被時人指誣為“叛教”。實際上沒那么過份!用佛學(xué)專家季羨林老先生的話來說,“他同釋迦牟尼的矛盾決不是個人恩怨,而是‘兩條路線\’的斗爭”。況且,若是非要用“叛教”來說事的話,從“Yoga”的傳統(tǒng)來看,佛祖才是名副其實,只不過今天看來,這一揚棄,恰恰是體現(xiàn)了佛祖勇于破舊立新的英明睿智,是符合科學(xué)發(fā)展觀要求的改革創(chuàng)新……啊,說多了,趕快回頭。
是誰妙筆生花,把佛教的“Dhya na”翻譯成“禪”呢?限于早期材料的極度匱乏,佛教的這一老大難,目前還沒有人能說清。不過,佛教界和學(xué)術(shù)界公認,公元二世紀在中國東漢譯經(jīng)傳法的西域洋和尚安世高,是關(guān)于禪的最早的翻譯家和實踐家,或者之一,他所翻譯的《安般守意經(jīng)》、《陰持入經(jīng)》——這兩部經(jīng)典是中國漢魏時期眾多習(xí)禪者視若拱壁的“紅寶書”——其中已經(jīng)有了“禪法”、“禪經(jīng)”等字樣,并且,安世高非常注意尋找印度佛教和中國本土文化的結(jié)合點,積極以道家概念來類比經(jīng)中的概念,比如在《安般守意經(jīng)》中——這可是一本專講與道家吐納功夫極其相似的佛教數(shù)息觀的書,他說,“安般守意,名為御意至得無為也。安為清,般為凈,守為無,意名為”。顯見對中國道家是非常之熟悉。但,為什么“Dhya na”沒有被翻譯成“清靜無為”之類的,卻被看似是毫不相關(guān)的“禪”所“替代”?有人說,這是因為“禪”字,從示,而示從二從川,按《說文解字》的套路,有神示的意思在里面,正可表示修習(xí)“Dhya na”能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而我本人則為增加說服力,又從“禪”字“替代”的本義出發(fā),談其隱含著佛教生命輪回種性平等的理念,用它來翻譯“Dhya na”,既表佛教理念又表實踐方法,恰是佛教知行合一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最佳典范。呵呵,這其實都是瞎猜了,或者,科學(xué)地說,這都是“大膽懷疑”,卻沒法子去求證。反正印度佛教的“Dhya na”到中國被道家的“禪”字給“替代”了——翻譯就是一種“替代”,而且,語言形式上的“替代”,還沒影響語義內(nèi)容上的表達——誰讓咱祖上勤勞智慧呢,給它改個叫法,讀作“饞”音,就與原配一刀兩斷情盡義絕,哪里還會膩膩歪歪攪不清呢!只可惜這一神來之筆,也如同作翻譯的那位一樣,都是天外飛仙,在歷史的煙海中了無痕跡,云深不知處,弄得我們這些后世的孝子賢孫們,逢年過節(jié)想為他們燒炷香什么的,都不知姓氏名誰!
不知其實也沒什么,重要的,是我們現(xiàn)在已知,所謂的禪,原來與苦行修定的瑜珈有著絕不可忽視的繼承關(guān)系。所以,從禪的角度來審視中國佛教發(fā)展史,就變得特有意思。
先說說苦行吧。這簡直就可算是佛教脫胎舊傳統(tǒng)的一大隱疾,動不動就要發(fā)作一下,刺激刺激時人的神經(jīng)。我們知道,佛祖本人是反對執(zhí)著苦行、極端苦行的,佛祖提倡的是一種既滿足人性基本需求,又不致引發(fā)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劇烈沖突的、不苦不樂的人生態(tài)度,即所謂中道。而中道的行事原則,就是隨緣——能根據(jù)內(nèi)外部條件的變化,“息世譏嫌”,非常簡單,特別務(wù)實。這都是見諸經(jīng)典的確載,然而,也正是因此,執(zhí)著苦行的大迦葉與佛祖產(chǎn)生了分歧,極端苦行的提婆達多與佛祖最終分裂,給佛教發(fā)展帶來極大的危害。佛教傳入中國后,陣痛仍然。早期佛教行人根據(jù)個人基礎(chǔ)與外部環(huán)境的不同,分別走上相異的弘法道路:學(xué)識淵博的,被皇帝請進釣魚臺國賓館,好吃好喝地侍侯著,建官方譯場,廣召天下學(xué)人,走知識路線、上層路線——是所謂義學(xué)僧,隋唐時統(tǒng)稱為教門;專志篤行的,身無長物,無籍無寺,游行民間,唯苦行修禪是務(wù),以走下層路線居多——后世僧史稱之為禪門。這原本是沒什么問題的,各隨各的因緣嘛。但北魏時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崇真寺”條,卻通過一個閻王爺發(fā)落五比丘的故事,反映出當(dāng)時洛陽有一種輿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講經(jīng)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是“比丘中第一粗行”,被送進地獄受罪;“造作經(jīng)像”,建寺造廟,是劫奪民財,也被送進地獄。據(jù)說,這故事一出來,當(dāng)朝的胡太后“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nèi)休養(yǎng)之”,“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fù)以講經(jīng)為意”。這當(dāng)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北魏胡太后時,佛教義學(xué)反倒發(fā)展更大。但這一傳說卻不能不令人注意到,在當(dāng)時的教門與禪門之間的確是存在著嚴重對立的傾向。比方說北魏菩提流支譯經(jīng)團和散兵游勇的菩提達摩。唐中期的《歷代法寶記》和《寶林傳》都記載說,達摩之死,是因菩提流支等人六度于食中置毒所致。為什么要毒死達摩?《續(xù)高僧傳》說“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這顯然是輕描淡寫,沒在點上,因為包括菩提流支在內(nèi)的義學(xué)僧們也都是講“定法”的,多年下來大家怎么能算得上是“乍聞”?可見,讓人“多生譏謗”的,只能是達摩的禪法與菩提流支不同。如何不同?湯用彤先生研究指出:“達摩‘四行\(zhòng)’非大小乘各種禪觀之說,語氣似婆羅門外道,又似《奧義書》中所說。達摩學(xué)說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難斷言。”真是一語破天機——所謂毒害,怕也是印度佛教新舊派之爭流毒蔓延中國的變異版本罷了!
乍看起來,這事好像與苦行是無甚大關(guān)系的,起碼字面上不明顯,但問題是,達摩在五代后被追認公推成中國禪宗第一祖,這下事情可就弄大了。因為禪宗此時已成中國佛教第一宗,勢力最大,范圍最廣。又因為達摩留世最深的,其實并不是他的禪法,而是“九年面壁”的傳說和強身健體的武術(shù)。武術(shù)又叫功夫——這名字很有創(chuàng)意,雙關(guān)甚明,肯下功夫,才能有功夫,能下苦功夫,才能有真功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得,“苦”出來了。九年面壁,那更是一個苦啊——據(jù)說,小鳥在他的頭頂上都孵出幾百個蛋了,這幾人能做到?結(jié)果一來,苦行,就成為中國僧人的心靈烙印了,即使再身不苦的,也要口頭上紛紛以“心苦”作標(biāo)榜,好像不苦就不是僧人了似的,流風(fēng)所及,人人都習(xí)以為常,認為這是理所應(yīng)當(dāng),真是何其怪哉!
前不久,有人在網(wǎng)絡(luò)上還把北方某寺與中原某寺放在一起比較,說北方某寺苦行是佛教正道,中原某寺富貴為佛教敗家子,褒貶分明,理直氣壯,更過份地是,甚至把人家長得肥頭大耳也當(dāng)作是腦滿腸肥的一大罪狀——這似乎已經(jīng)不是為佛教而爭,而是為個人審美而斗了——活脫脫地又是如上心理的一次新時代“閃光”。而實際上呢,且不說北方某寺的師兄們沒那么苦,中原某寺的同修們也沒那么腐敗,就是隨便翻翻佛教史,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總體說來,佛教主流好像從來就沒苦過,而且,不光沒苦過,甚至還可說是,一直錦繡花開、富甲一方!試想,“三武一宗”為何滅佛?“應(yīng)是昔年崇奉日,不肯清檢守真風(fēng)。”這首當(dāng)其沖的,還是錢多燒得呀!還苦行呢,你銀子比皇帝都多,小日子過得又那么招搖,這不是找滅么!再想想,印度佛教為何在十三世紀時滅亡?除去戰(zhàn)爭因素外,不也是因為后期密宗貪腐墮落,失了民心?中國是亦如此例啊!“三武一宗”后,禪宗聰明,躲入山林打游擊,保存了實力,后來又農(nóng)村包圍城市,成功地占據(jù)了中國佛教的絕大壁江山。如何?人一闊臉就變!什么農(nóng)禪并舉自力更生,一邊歇著吧,翻了身的禪師們有的是皇帝賜的土地、信徒捐的珠寶,變現(xiàn),放貸,圈地,出租,你追我趕地,個頂個都成了莊園大地主了,落到民國時,社會上都鬧著要“廟產(chǎn)興學(xué)”。為什么?眼紅唄。誰讓你錢多了不花,明擺著是要做唐僧肉啊!唉,慈航法師當(dāng)年說,佛教有三大救命圈:一者教育;二者慈善;三者文化。我本人理解:教育,就是要讓我們明白前車之鑒后事之師,不忘本;文化,就是要博采眾長因材施教,教化眾生;慈善,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務(wù)社會,做財富的中轉(zhuǎn)站而不是終點站。應(yīng)當(dāng)銘記,隨緣和眾,息世譏嫌,才是佛教立身處世的標(biāo)準啊!
當(dāng)然還有持心修定,也就是現(xiàn)在所通常理解的禪,這更是佛教的重要內(nèi)容,重要到說中國佛教其實就是禪與禪宗了。然而這里邊花樣兒也最多,說下來又是一大堆的官司要打。
首先要明確的是,中國佛教雖然號稱有“八宗(禪、密、律、凈、臺、賢、法、空)”之說,而修禪習(xí)禪,卻絕對是各宗的通用技術(shù),無一例外,只不過名稱方便有些不同,比如天臺宗,他叫“止觀”,從“善調(diào)五事(食、眠、身、息、心)”入手。所以,翻開唐代道宣律師的《高僧傳》,我們會發(fā)現(xiàn),天臺宗的開創(chuàng)者慧思、智者、灌頂,自師祖到徒孫三代人,郝然便也在禪僧之列,毫不奇怪!至于現(xiàn)在所通說的專以“禪”作招牌的“禪宗”,依圣嚴法師的說法,“乃是第十世紀(宋初或稍前)時才開始的事。”當(dāng)然,獨立的禪寺要早些出現(xiàn),所謂“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guī)”,這倒是在公元八世紀時發(fā)生的——從獨立建寺到立派標(biāo)榜,中間之所以差這么長時間,那是因為外部戰(zhàn)亂及自身尚未取得穩(wěn)定的政治認可所致。
也正因為十世紀時禪宗出現(xiàn)了,為了能和別人劃清界線,以示自己的卓異不凡,禪宗門徒們就開始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提出“祖師禪”,抗衡于前人強調(diào)的“如來禪”,別樹一幟;一是涂涂改改,趕快出爐自己的宗譜,即祖統(tǒng),鼓吹得佛真?zhèn)?mdash;—這兩個問題其實緊密相關(guān),前者是流,后者是源,前者標(biāo)新領(lǐng)異,若無后者的有力支撐,也就異得過了頭,失掉合法性、正統(tǒng)性。這事顯而易見。其大功告成的標(biāo)志是,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由禪僧道原編撰、學(xué)士楊億修訂的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傳燈錄《景德傳燈錄》問世。在這部燈錄中,道原不僅總結(jié)提出了正版禪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說,與唐代神會禪師弄出的東土六祖接軌,而且,更借其中所載的禪門溈仰宗創(chuàng)始人之一仰山慧寂之口,喊出了“祖師禪”的口號,一時天下轟動,習(xí)為信史——因為是官修禪書,還入藏經(jīng)了。只是沒料想,這個原本是唐宋禪門齊動員共同糊弄檢查團(別派和信眾)的大氣球,卻被民國時跳將出來的胡適,一個“一指禪”就給戳破了——假的。真是一石擊起千層浪,輿論大嘩,禪門大怒,本為胡適好友的大禪師鈴木大拙,此刻也顧不得在西方和“God”的羔羊們談禪了,與其公開交惡,反目成仇——背后想必也一定給他念了多少遍的往生咒吧,嘿嘿?珊m呢?怙惡不悛,依然故我,直到死也沒悟出自己哪兒錯了,甚至晚年回憶自己的佛教研究時,竟大不敏地還說什么是“耙糞工作”,可謂花崗巖腦袋頑固到家了!胡適錯在何處?很簡單。佛祖當(dāng)年曾親口說過,他講經(jīng)說法不過是“黃葉止兒啼”,后世禪門的子孫們?nèi)绱?也不過是隨機應(yīng)變,有樣學(xué)樣,你胡適卻偏偏非要給人家在旁邊大喊一聲:“那是枯枝敗葉,不是大白兔奶糖,騙你呢。”你讓這“啼”還怎么止得了?還是印順導(dǎo)師說的精辟,“傳說,對宗教來說,正是感召人心,宗教活力的源泉之一。”至于胡適的法子,絕對于建設(shè)和諧社會無益!所以,很早韓非子就說,“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好像還真有那么點道理呀。
不過,在有一點上,胡適倒還是摸到了一些門道。比方說,他分禪為印度禪和中國禪,并認為,印度禪重在“定”,中國禪重在“慧”,中國的禪宗,達摩到慧能前是楞伽宗——以《楞伽經(jīng)》傳道,慧能及其后為般若宗——以《金剛經(jīng)》授法。這些在學(xué)術(shù)界可是言之鑿鑿,逢禪必引的。我無意在此冒犯權(quán)威,更不敢挑戰(zhàn)權(quán)威——沒練金鐘罩,哪敢稱少林,咱可怕被人拍磚。不過,還是想提醒提醒,千萬別被《景德傳燈錄》等一類的禪門書籍所暴露的“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形式化對立所誤導(dǎo),上了老禪師們的套。何謂如來禪?也就是印度禪,這個沒人疑義。印度禪傳到中國,經(jīng)過安世高、鳩摩羅什、道生、天臺智者,甚至傳說中的菩提達摩等敷演宣解,到慧能,禪風(fēng)為之一變,別開生面,這也是眾所公認。但是,若是因為此之后的“風(fēng)”變,就說他們“色”變——胡適說,印度禪“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說是中國禪”(道一是慧能徒孫,建禪寺的那位“馬祖”),顯然還是沒有了解禪,特別是慧能之后的禪宗祖師禪。
何出此言?很不好意思,雖然我也是慧能的后世子孫,卻也不能不指出——祖師禪和如來禪的對立,只是慧能的徒子徒孫們吵架的結(jié)果。
慧能之后,他的徒弟徒孫們開創(chuàng)了眾多禪派,其中有三家——荷澤禪、洪州禪、石頭禪,非常值得一說。荷澤禪的開創(chuàng)者是洛陽荷澤寺的神會,而神會則是“祖師禪”的祖師爺慧能的關(guān)門弟子——這個詞現(xiàn)在可是炙手可熱,學(xué)術(shù)界尤其是“關(guān)門弟子”滿天飛,似乎,能做個“關(guān)門弟子”,就必然別有密法,能得師真?zhèn)饕粯。不過,神會老和尚卻果真是著實厲害。當(dāng)時在全國佛教界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禪門神秀北宗一派——神秀是慧能的大師兄,他的徒弟普寂在師父成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之后,也做了國師,《舊唐書》上說他,“天下好釋者,咸師事之”,風(fēng)頭之健可謂一時無倆。唐中宗時,普寂被欽定為釋迦正宗、神秀嫡傳,便儼然以禪門七祖自居——神秀自然就是六祖了。這下可就捅了馬蜂窩,慧能的徒子徒孫們不干了。本來大家還滿尊重神秀一系的,起碼是他們把名不見經(jīng)傳的神秘高手達摩發(fā)揚光大,為大家爭得了佛教正統(tǒng)的大面子,可你普寂這樣搞,明顯就是不尊重長輩慧能,不拿達摩傳下的袈裟當(dāng)回事兒,這樣“English”(硬改歷史)還了得!于是,最小的師弟神會自告奮勇,竄將出來,跑到對方大本營的中心地帶河南滑臺大云寺擺下擂臺,開了個“無遮大會”——無遮,也就是沒門檻,有本事就可上臺,聲稱“為天下學(xué)道者辨其是非,為天下學(xué)道者定其旨見”,誓把普寂囂張氣焰徹底消滅——神會原是神秀的弟子,后來才到慧能門下學(xué)習(xí),所以他出面很有說服力。結(jié)果呢?還好,雖然屢遭磨難,最終神會總算是成功了,死了不知多少年的慧能,到底得到了禪宗六祖的政治認可——胡適據(jù)此說神會是慧能南宗的締造者也沒錯。
然而,麻煩卻也接踵而來。因為神會確實是太厲害了,厲害到文人傾倒,政客折腰——大文豪王維、杜甫、劉禹錫等都是他的忠實粉絲,竭盡全力為其鼓吹贊美。而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干脆就把神會敇定為禪宗七祖!天哪,這不是給老和尚找抽嘛!雖然老和尚年高德韶,行跡卓然——人家當(dāng)年安史之亂的時候,可是把所有的度僧手續(xù)費都捐給部隊了,稱得上是古代版常香玉(捐飛機給志愿軍),是標(biāo)準的愛國愛教的高僧,當(dāng)?shù)闷鹌咦娴氖ヌ。然?以神會的智慧,當(dāng)然更深知:這七祖的稱號絕對是塊臭狗肉,輪不到的都覺得香,輪得到的又全身都發(fā)臭,明白人誰去弄這玩藝!我相信,假如老和尚還在世的話——此時已是神會圓寂后的第三十四個年頭了,他肯定忙不迭地上表堅辭,絕不會重走普寂路。可如今呢,卻只有干瞪眼沒辦法了!而且,更可怕的是,皇帝不過是論功行賞,虛應(yīng)故事,自己的徒弟卻比誰都熱衷這個大帽子——這也好理解,背靠大樹好乘涼嘛。神會的四傳弟子,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家宗密禪師,不僅言必以“七祖”尊稱神會,還在他名作《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圖》中,赫然即列神會為禪宗中華七祖——這是北宗神秀與普寂徹底被慧能與神會取代的標(biāo)志。這原也沒什么關(guān)系,好歹神會的七祖是皇帝御批的,哪像普寂,純是自己謬稱,沒辦過法律手續(xù)。但,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宗密還寫了一本《禪源諸詮集》(已佚),在其現(xiàn)存的長達四卷的“都序”中,他對當(dāng)時教、禪的高低層次進行了爬梳整理,比如把禪分成五類,認為達摩傳來的禪,也就是如來禪,最好、最棒、最高,而且,還對同時代的禪宗他派同學(xué)們的表現(xiàn)進行了不得人心的點評,說人家不看經(jīng)、不學(xué)論的,非正宗,非嫡傳,太不利于佛教的信仰建設(shè),都這么教下來,不成了歪門邪道了嗎?得,這回可不是捅馬蜂窩的問題了,而是點著了火藥桶了;鹆蓬^兒最猛的,就是說起來與荷澤禪還是親兄弟的,洪州禪與石頭禪兩大派。
過去看過一個真實的笑話。說一個外國朋友看中國的武俠小說入迷了,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國來,一下飛機,逮住人就問:“江湖在哪里?江湖在哪里?我要到江湖去學(xué)藝。”江湖在哪里?如果是唐末的僧人們,問這個問題就是白癡!誰不知道?江就是江西,那里有馬大帥,噢,是馬大師,馬祖道一禪師在洪州傳禪,培養(yǎng)的徒弟個個一級棒,比如百丈懷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號稱洪州“三大士”;湖就是湖南,石頭希遷在南岳石臺上結(jié)庵授徒,教出了天皇道悟、藥山惟嚴、潮州大顛(此人可是起初反佛的韓愈的師父)等誰見誰都會倒頭便拜的高人。時人都說,“自江西主大寂(馬祖),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這就是人們要“跑江湖”的由來。
洪州禪與石頭禪這兩派可了不得。唐武宗滅佛以后,中國佛教的,什么三論宗啊、天臺宗啊、華嚴宗啊、唐僧引進的高科技唯識宗啊,甚至包括神會一支的荷澤禪,等等依附官僚士族,愛走知識路線、上層路線的佛門宗派,統(tǒng)統(tǒng)在大唐散架、黃巢起義、五代十國中,零落成泥輾作塵,宋以后,就只聞樓梯響如故——名存,實則難見人下來了——實亡。而洪州禪與石頭禪則不然,雖然是泥腿子的干活,雖然早先被人罵作是“破戒比丘”,但是,卻憑著泥土的厚實、石頭的硬氣,一路高歌猛進,在十世紀的時候巍然而成中國佛教的真正代表、絕對主流,而且,還開枝散葉,子孫繁衍出“五家七派”,各呈風(fēng)流——洪州禪分出兩支:溈仰宗和臨濟宗,后者入宋后又分為楊歧派和黃龍派;石頭禪分出三支:曹洞宗、云門宗和法眼宗。
這么牛的一大家子,得罪了他們,當(dāng)然也肯定不會有好下場。荷澤禪不是弄出個“壇經(jīng)傳宗”來混淆視聽,證明自己是嫡傳嗎?他們就發(fā)起一場重新解釋《壇經(jīng)》的運動,尤其是針對《壇經(jīng)》中神會初見慧能一節(jié),借慧能之口痛貶神會,說人家“也只成個知解宗徒”(只重理論學(xué)習(xí)之意),非要把荷澤禪的祖師爺整得和中石油股票似的,直到“破發(fā)”。結(jié)果也當(dāng)然不出意外,狂轟濫炸之下,大家習(xí)非成是,此說便就成了真理,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宗寶本《壇經(jīng)》,即最流行的《壇經(jīng)》上就是如此記載。
再有就是針鋒相對,提出“祖師禪”與“如來禪”搞對抗賽,說自己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吵啊吵的,結(jié)果當(dāng)然又是大滿貫全贏,因為他們子子孫孫無窮盡也,不像別人早早地絕了后,斷了種,自然也就成為佛教的正宗嫡傳——沒辦法,歷史研究中就是這樣活人欺負死人,誰一口氣堅持到最后,誰就是勝利者!
其實,真要說起來,祖師禪與如來禪除去教育方法有不同外,其它的并無二致,根本沒多大差別。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很多,而且看上去還都肥肥大大的,顯得很有含量。但以我這個學(xué)者里的和尚,和尚里的學(xué)者來看的話,都太啰嗦了,哪用著如此復(fù)雜!來個比喻好了。吃飽知道不?吃飽的感覺記得不?知道,記得?好。吃米飯能讓你體驗這種感覺不?吃饅頭能讓你重溫這種感覺不?毫無疑問,都能!那么,告訴你:祖師禪與如來禪也不過就是讓你體悟人生本來面目的大饅頭、白米飯,如此而已。所謂“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優(yōu)劣,對機者勝”,喜歡哪個就哪個,“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何分你我,聚訟攻訐?所以,宗密該打五十大板,還如來禪藉教悟宗呢,白看了那么多佛經(jīng),怎么就沒“藉教”看到這一點?什么?你說饅頭管飽、米飯易餓?對不起,你已經(jīng)被剛剛的這個比喻所用的文字相(名詞)——饅頭和米飯——所惑。如果我再用一個比喻:吸煙可使人陶醉,喝酒可使人陶醉,抽鴉片也可使人陶醉,你是不是又要說:鴉片有毒,吸煙有害,喝酒不利于健康?這同樣又是被“鴉片”、“喝酒”、“吸煙”的文字相所迷惑索引,注意力已經(jīng)不在比喻的本義上,而是跳到了名詞語義延伸的別處,若是一直這樣地跳來跳去,那不就是心猿意馬嗎?心猿意馬,就是佛經(jīng)上所說的凡夫的根性啊!可見,語言文字在表達上確實有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既可能是因語義不完整而來——像辭不達意,又可能是因易于讓人產(chǎn)生注意轉(zhuǎn)移而來——即如前面的情況,但,無論是哪種局限性,毫無例外地,都只能是強化而不是轉(zhuǎn)化我們凡夫的劣根性!祖師禪的禪師們顯然是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才非經(jīng)非教非佛像,屙屎吃茶并擔(dān)柴,非一切可能讓佛教徒產(chǎn)生執(zhí)著的對像,徹底予以否定,拈一切可拈之物,不思善惡,自在說法,從而在弘法風(fēng)格上,才個個顯得汪洋恣肆、氣魄雄渾、揮灑自如、勢不可擋!“風(fēng)”確實變了,但只是風(fēng)格之變,至于令人明心性之真得從容之定的“色”——本質(zhì)卻沒有變,無論如何,總還是“禪”啊,這才是佛教的真正根本。而經(jīng)也好,教也罷,卻也只是一條條的“徑”——經(jīng)者,徑也,如果把其奉為教條,非其不可,人人都要從此道路經(jīng)過,那當(dāng)然就更是離禪萬里,距佛日遙——這輩子想成佛?如此固執(zhí),做人都會有麻煩啊!所以我在談禪修的時候,就總是強調(diào):禪修的五個境界:散心——專心——一心——無心(無分別心)——隨心,第一個階段靠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興趣不論好壞,有真興趣才能晉身專心之地;第二階段靠信仰,真信仰才能讓我們一心一意地堅持到底;第三階段靠功夫——又來了——能下苦功夫,才能無心合道;第四階段靠悟性,機緣成熟,自然隨心自在,圓通無礙。一家之言啦,不用太在意。
回過頭來說,祖師禪的禪師們其實也逃不了五十大板的——反正他們都不在了,又不會像白云她媽似的,來帶我走,我在這兒冒充冒充法官,就算小孩子過家家吧。因為他們的教學(xué)法實在是太靈活了,靈活到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以至于產(chǎn)生了兩個后遺癥:一個是高徒難尋、難得,能傳下法來的太少,甚至沒有,而這些祖師爺們又看破一切,根本不在乎,結(jié)果,法脈也只好成了太監(jiān),沒了下部,傳傳就沒影了。再一個就是讓人心生敬仰加羨慕,羨慕之后就搞模仿秀,模不來神,咱就仿其形,于是后來的庸脂俗粉們也人人握著德山棒、端著云門餅、吃著趙州茶,吆五喝六地抖擻起來——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丐幫打狗呢!出家人也就越來越?jīng)]文化,越來越?jīng)]水準,越來成為社會的陰暗面、下九流!唉,這板子舉到這兒,我都不知道究竟是該埋怨祖宗呢,還是該自己直接抹脖子上吊了事,省得丟人!
祖師禪的祖師爺慧能是不是文盲——那是學(xué)術(shù)界的事,讓們吵去吧,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求定得定的可復(fù)制可量化的純粹技術(shù),印度禪到他這兒搖身一變?yōu)槎ɑ鄣瘸、靈活無比的人生藝術(shù)——中國禪,卻絕對是千真萬確無可爭議的事,所以一方面讓他在《壇經(jīng)》中引經(jīng)據(jù)典,一方面作為他的徒子徒孫,尤其是一個賽一個的有文化,動不動就是唐宋詩僧、文僧,有這禪那禪出世的晚輩們,卻喜歡把他塑造成文盲,倒真是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思考,是出于弘法的需要?還是佛教反知理念的具體?還是其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每一種答案也許都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啟發(fā)與思索。這也就如同人們?nèi)シ治鋈鐏矶U與祖師禪一樣,有的人從中看到了佛教超脫之名與庸俗之實的對立;有的人從中看到了教學(xué)方法的不同與對立;有的人從中看到了佛陀崇拜與祖師崇拜的對立;有的人從中看到了知識階層與勞動階層的對立;有的人從中看到了印度之定與中國之慧(其實是定慧等持)的對立,誰的對?五祖說,“能者得之。”我們,來玩參禪吧。
唐代的李翱是個很了不得的人。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xué)史》中說,“宋明道學(xué)之基礎(chǔ)及輪廓在唐代已由韓愈李翱確定矣;而李之所貢獻尤較韓為大,其學(xué)說所受佛學(xué)之影響尤為顯然。”李翱是韓愈的門生兼女婿,給他施以極大影響的,就是他非常尊重的藥山惟嚴禪師!端胃呱畟鳌酚浧渑c禪師初次相見時說:李翱問禪師,何為道?禪師隨手一指,答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豁然大悟,贊頌說: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jīng),我來問道無余說,云在青天水在瓶。
李翱悟了什么我且不問,且說我今天探禪源、聊禪史、說禪話,挺沒勁的東西為何卻用一個如此雅致風(fēng)流的名字“云在青天水在瓶”,是何用意?
參——
參你個紅燒獅子頭啊,沒事找事,該干嘛干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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