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帝王

　　佛教東傳中國，與中國文化融和，產生了“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化”的現象。千余年來，佛教能在中土扎根，繁衍枝葉，開出美麗的花朵，除了早期的譯經僧來華，譯經事業(yè)得以開展，各宗派的成立、弘揚，藏經印行，高僧弘化，佛教義理的普及，以及僧團的建立、改革外，歷代帝王對佛教的護持，更是一項重要因素。

中國歷史上護持佛教的帝王

　　中國歷史上，與佛教因緣深厚的帝王相當多，或與高僧往來，或禮僧侶為國師，輔佐朝政，或更有帝王舍棄王位出家，他們護法的精神，在歷史上傳為佳話。

　　今依據朝代的遞嬗，將之劃分為四個時期，介紹說明如下：

一、東漢至魏晉五胡十六國時期

　　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土后，到了魏晉五胡十六國期間，國家、社會長期處于戰(zhàn)亂，這些戰(zhàn)亂的原因，大半來自王室的分崩離析，權力斗爭，貴族間的傾壓等，一時天災人禍，百姓困苦不已。

　　佛法的弘傳，除了靠出家僧侶外，要解除當時人民的苦難，帝王的力量自是不可忽視，因此，道安大師曾說：“今遭荒年，如不依國王，則法事難立；普施教化，自必廣弘流布。”佛教與帝王關系的密切，可見一斑。

　　東漢明帝

　　中國佛教的起源：佛教初傳中國，有各種說法，其中比較古老而最負盛名者，當推后漢明帝的感夢求法說，據晉袁宏《后漢紀》的記錄：“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此一說法被視為中國佛教的起源。

　　佛道比法，啟信護持：根據《漢法本內傳》記載，在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來到洛陽后，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有道士上奏，聲稱欲與佛教僧侶論理比法。道士宣稱點火不燒圣典，不料竟付之一炬，而佛陀舍利卻放出五彩光芒，圍觀者無不驚訝嘆息。一時，道士及宮中婦女等數百人，發(fā)心出家修道。朝廷于是敕令建寺安僧，是為佛教初傳的佳話。

　　東漢桓帝

　　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圖之寺”，“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將佛陀與黃老并行祭祠，把佛教看做是黃老道術的禳災祈福，以求福延壽，長生不老。雖然如此，他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

　　魏陳思王

　　中國梵唄的濫觴：魏國陳思王曹植奉行佛教，長于文學。曾經在游歷魚山(今山東)時，聽到空中梵天唱誦，內心感動不已，與之相和而創(chuàng)作梵唄，這便是中國梵唄唱誦的開始。

　　石勒、石虎

　　方便度化，消弭殺戮：五胡十六國時，佛圖澄見后趙王石勒殘殺無辜，心生憐憫，于是以神通、咒術等方便度化石勒，石勒自此皈依佛教，尊稱他為“大和尚”。石勒死后，暴虐殘忍的石虎為后趙王，因佛圖澄救活其愛子石斌，因而對佛教產生信心，使百姓免于多次的殺戮之災。

　　尊僧度僧，佛教興盛：石虎由于受到佛圖澄的感化，因此將諸多幼子送至寺院學佛，每年佛誕日，親自到寺中為諸兒發(fā)愿；頒令全國，準予人民信奉佛教，允許漢人出家為僧。在石虎的護持下，佛圖澄興建的佛寺達八百九十三所，受業(yè)弟子近萬人，華北的佛教因此興盛，《高僧傳》中形容：“佛法之盛，莫與之先。”佛教繁榮之景由此可見。

　　前秦苻堅

　　禮敬三寶：前秦王苻堅平生禮敬三寶，優(yōu)遇高僧僧朗、道安等法師，并且躬聆講說。他在迎道安法師到長安時，曾說：“朕以十萬大軍攻下襄陽，卻只得到一個半人而已。”這“一人”指的是道安大師，“半人”則指習鑿齒。他以殊禮恭敬大師，并諮以大政，可見苻堅對道安大師的推崇備至。

　　護持譯經：道安大師駐錫于長安五重寺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致力于經典的翻譯、注疏，一時長安成為當時的譯經中心，另外，他也制訂僧團規(guī)矩，令弟子分散各地弘揚佛法。佛教能于中國生根發(fā)展，道安大師具有相當的貢獻，其中受到苻堅大力的護持，其力量不可忽視。

　　此外，苻堅曾送佛經、佛像至高麗，為韓國、日本有佛法之始。

　　后秦姚興

　　迎請羅什大師：前秦苻堅對鳩摩羅什相當仰慕，派遣大將呂光西征往迎，不料，在回程途中，呂光聽到苻堅過世的消息而于涼州自立為王，鳩摩羅什也就滯留當地十余年。一直到姚秦時，姚興終于將鳩摩羅什迎回中原。

　　護持譯經：姚興頗具善根，他尊鳩摩羅什為國師，經常一起研討佛法；更設立逍遙園，恭請鳩摩羅什大師譯經說法，全力護持，而他自己也參與譯經工作。當時，有僧略、僧肇、僧叡、僧遷、道樹、曇順、道垣等八百多位法師協(xié)助譯經，譯出的大量經、論，奠定了中國大乘佛教的基礎，姚興可說功不可沒。

　　姚興精進禪修，研讀佛經，曾著有《通三世論》及《后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安成侯姚嵩受姚興影響，也虔誠信仰佛教。

　　中國僧官制度之始：為僧團設立僧官以規(guī)范僧團，是姚興對中國佛教另一重大影響。他敕命鳩摩羅什大師的弟子僧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任僧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濫觴。

二、南北朝時期

　　南朝

　　南朝王室變遷，更相迭起，大部分的帝王都采取保護佛教的政策，尤以梁武帝最負盛名。由于帝王對佛教的保護，外國僧侶來華的情況盛行，隨著譯經事業(yè)的發(fā)展，啟發(fā)對經典的研究，為往后諸學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國、整理內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興盛的時期。

　　梁武帝起初研究儒學，后逐漸為佛教高妙之理所懾，他在《舍道歸佛文》中說：“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愿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天監(jiān)十六年(西元五一七年)廢除天下道觀，令道士還俗。后來更在撰述的《斷酒肉文》中堅誓素食，并下詔宗廟不得用葷食祭祀。中國僧眾素食之風從此建立。

　　梁武帝受菩薩戒，有“皇帝菩薩”之稱；隨皇帝同時受戒者，有四萬八千人，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梁武帝常行普同供養(yǎng)，曾多次開設大規(guī)模的齋會，如無遮大會、平等大會、盂蘭盆會等。四次舍身同泰寺時，為四眾講經，這是歷朝帝王中前所未有。梁武帝也熱心于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涅槃經》、《大品經》、《凈名經》、《三慧經》等義疏百卷，其佛學造詣深厚，有以見之。

　　相傳武帝的皇后郗氏，性好嫉妒，往生后墮為蟒蛇，痛苦不堪，因而求助于武帝。武帝為超度其夫人郗氏，制作《梁皇寶懺》，請僧禮懺。這部懺法，綿延千余年，至今仍舊不衰。此外，武帝也躬自閱讀經藏而協(xié)助編修《水陸儀軌》，并設水陸大齋，使得冥陽兩利，恩被古今。在位期間，創(chuàng)建光宅寺、開善寺、同泰寺等著名寺院，其中更為追薦父母而建大智度寺與大愛敬寺。據說，梁武帝在寺中行供養(yǎng)之際，對父母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往往哽咽飲泣，左右使從無不感動流淚。

　　梁武帝親自撰述佛書、提倡譯經事業(yè)、建造寺塔、講經法會，乃至于舍身、放生、布施等，在位時，寺院增加八百余所，僧尼增加五萬多人，為南朝的佛教灌溉出美麗的花朵。在佛教歷史上，與印度的阿育王，一東一西，相互輝映。

　　梁朝之后的陳高祖、文帝、宣帝等，也都是信奉佛教的帝王。整個南朝帝王護持佛教的情形，在杜牧膾炙人口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猶可窺見。

　　北朝

　　在北朝史上，經歷有二次毀佛事件，對佛教的傷害相當大。然而，隨著毀佛事件的主其事者相繼過往，復興佛教的事業(yè)也隨之展開，如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為佛教帶來另一片生機。其中，以沙門曇曜協(xié)助北魏諸帝的復佛成就最大。當時的僧只戶和佛圖戶，不僅穩(wěn)固了佛教教團的經濟基礎，對于當時國家、社會的重要設施，和安定人民百姓的生活也有很大的貢獻。另外，在北魏復佛中，以佛教藝術的發(fā)展最為燦爛，包括寺院的建筑、佛像的雕鑄等，其中以云岡石窟的雕鑿更是給予中國佛教美術莫大的影響，石窟中，象征皇帝的佛像，高達六十尺以上，《魏書。釋老志》形容其“雕飾奇?zhèn)ィ�冠于一�?rdquo;。之后，龍門、鞏縣等石窟相繼并起，云岡石窟成為亞洲佛教美術的根本。

　　北魏文成帝——下詔復佛，注入蓬勃士氣

　　北魏文成帝在廢佛的太武帝駕崩后繼位，隨即下詔復佛，其具體措施有：

　　人口眾多之處允許建筑寺院，費用不加以限制。

　　身家清白，性情善良者，不限年齡，可準許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邊境可度十個人。

　　據聞，詔令下達當天，即有人開始復建被破壞的佛寺，藏匿的佛像與經書也紛紛出現，為佛教的復興注入一股新士氣，尤其任命沙門統(tǒng)曇曜負責復佛事業(yè)的推展，對北魏佛教發(fā)展的貢獻相當大。

　　北魏獻文帝——鑄像筑塔，佛教都市呈現

　　北魏獻文帝深信佛教，常讀經論，也好老莊之學。在位雖僅五年，然對佛教亦多有建樹。他曾在西嶺鹿野苑建石窟寺，有“鑿仙窟以禪居，辟重階以通術”的美稱。

　　皇興元年(西元四六七年)，獻文帝于京都平城建造永寧寺，它是一座七級佛塔的建筑，高有三百余尺，規(guī)模之大，蔚為天下第一。此外，他也建筑了一座三級的石造佛塔，這座佛塔的棟、楹、榱、楣等，都是用石頭交相重疊組合而成，其精巧嚴密，是京都一大壯觀。據《水經注》記述，當時京都平城佛法興盛，佛塔高聳，互相可望，法輪東轉，此為最上。平城由于這七層和三層的佛塔屹立，而呈現“佛教都市”的景觀。

三、隋唐時期

　　隋代

　　佛教在北周武帝時受到很大的傷害，由于隋文帝與煬帝積極復興，為中國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穩(wěn)固的基礎。

　　隋文帝

　　結束紛爭，下詔復佛：隋文帝結束中國南北紛爭數百余年的局勢，即位后，下敕：“好生惡殺，王政為本。”在京城及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絕殺生，修復荒廢的寺院，獎勵建立寺院。開皇十一年(西元五九一年)，詔稱：“朕位在人王，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此后，不論公私，寺院如雨后春筍般林立，從皇帝、皇后到庶民、信眾，皆行敬施，供養(yǎng)絹疋、凈財等。

　　造寺抄經，僧眾教化：文帝在位期間，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經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復舊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尊，對佛教事業(yè)的護持不遺余力。此外，文帝為懷念父母深恩，啟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處之多，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巨擘，影響后世極大。

　　隋文帝興建大興善寺為國寺，殿堂雄偉宏大，是隋唐以來，長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國策寺院。文帝在此設有“二十五眾”執(zhí)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謂“二十五眾”，是由二十五位通達佛教義理的高僧組成，專門弘揚佛法的組織。另外又設五位熟諳諸經論的“五眾”，從事弘法教化。因此培養(yǎng)了許多學者僧及教化僧，提升佛法研究及對大眾的教化工作。

　　宿植善根，簡樸淡泊：隋文帝在馮翊(陜西大荔縣)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師撫養(yǎng)長大。七歲時，尼師告訴他：“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十三歲時，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簡樸，喜歡寺院里的鐘聲，偏好豆類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師已圓寂，不僅在群臣前屢次提及尼師的德行，并且親自作傳紀念，對尼師孺慕之情油然可見。文帝與佛教的因緣深遠，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發(fā)心，不難想見。

　　隋煬帝

　　隋煬帝在歷史上褒貶不一，有人以為他好大喜功，勞役百姓，但也有人以為他為國建設，福利社會。盡管如此，他對佛教的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

　　敬僧迎僧，建立道場：隋煬帝是文帝的次子，篤信佛教，為揚州晉王時，曾延請?zhí)炫_智顗大師到揚州，智顗大師為他授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他也敬贈“智者大師”名號，相惜之情，傳為歷史上一段佳話。

　　隋煬帝即位前，對佛教護持已相當熱心。他曾創(chuàng)建二所道觀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場會集了當時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請三論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師入寺住持，是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長安建日嚴寺，高僧彥琮、智脫、法澄、法論、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講學之盛，冠于當世。

　　啟建道場，弘揚文教：大業(yè)三年(西元六○七年)，以佛法治國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學者、僧侶來華留學，隋煬帝特別啟用洛陽鴻臚寺四方館，聘請高僧負責留學僧的教育工作，舉辦講座、法會，從事經典的�？钡取�

　　隋初來自印度的高僧如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陸續(xù)應請入住長安，從事翻譯工作，到了煬帝時，更在洛陽設立翻經館，網羅譯經人才，對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yè)可說相當重視。

　　隋朝立國雖僅三十余年，然政治的統(tǒng)一，經濟、社會、文化的穩(wěn)定發(fā)展，加上文帝與煬帝對佛教的貢獻，上承南北朝講經、禪坐之風，下開唐宋各宗大盛之門，成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轉捩點。

　　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復興的基礎，唐高祖統(tǒng)一全國后，由于帝王對佛教的護持，使得中國佛教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各宗爭鳴，百花齊放，高僧輩出，隨著國家的威勢，將佛法傳播到東亞各地區(qū)。佛教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成熟期，呈現完全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文學上都有很深的影響與成就。

　　唐太宗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廣納諫言，知人善用，輕賦寬刑，海內升平，威及域外，世稱貞觀之治。這一時期也是我國政教合一的典型時代。太宗護持佛教，崇敬三寶，歷代罕見，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碩學輩出，譯經事業(yè)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畫推陳出新，諸宗并弘，文物燦然大備，為中國佛教最輝煌的黃金時代。

　　祈福建寺，度僧護法：唐太宗即位后，詔請有德高僧為國祈福，在七處戰(zhàn)場建立寺院，延請有德僧侶住持，令朝暮鐘鼓不斷，舉行超度法會，以慰亡靈。他曾下令全國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權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為報答親恩，將自己的舊宅改為興圣寺。他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親自撰寫疏文，自稱“菩薩戒弟子”。

　　崇敬三寶，護持文教：唐太宗對高僧大德相當禮敬，曾禮請華嚴祖師杜順和尚入宮，暢談佛法，贊嘆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賜號“帝心”。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回國后，太宗對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幾次勸請大師還俗輔政，但都為其所婉拒。后來，太宗為玄奘大師建弘法寺，寺內設置翻經院，一切的經費由國家供給，成就玄奘大師的譯經事業(yè)。玄奘大師白天與太宗論道，晚上譯經，先后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礎。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經藏，曾研讀《菩薩藏經》，致力于菩薩道的實踐；并親賜《瑜伽師地論》序，刻于石碑，即聞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太宗于駕崩前，專注于佛法研討，不僅感動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與玄奘大師相見恨晚，未能好好弘傳佛法。事實上，他一生崇法護法，禮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興盛，功不唐捐。

　　唐高宗

　　譯經事業(yè)的護持：唐高宗與佛教有相當因緣，當他還是太子時，依玄琬法師受菩薩戒；即位后，為感念母恩，在長安建造大慈恩寺，設立譯經院。高宗的太子李顯出生時，便皈依玄奘大師，法號為佛光王，并設齋供養(yǎng)五千僧眾。

　　高宗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對譯經事業(yè)的護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師駐錫大慈恩寺，全心從事譯經工作，譯場開支，全由高宗供養(yǎng)。此后，玄奘大師也陸續(xù)在洛陽積翠宮、玉華寺等從事翻譯工作，譯有《大般若經》、《大寶積經》、《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等等，都是佛教經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玄奘大師圓寂，高宗痛失國寶，為此暫罷朝政，舉行隆重的國葬儀式。

　　武則天

　　武則天原為宮中才人，太宗駕崩后，被安排到感業(yè)寺出家。再度入宮時，得到高宗的寵愛，被冊封為皇后。高宗駕崩，廢中宗，立睿宗，后來自登帝位，改國號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歷史上對她的評價毀譽參半，然而她信仰佛教，精通義理，承繼太宗、高宗時的謢佛事業(yè)，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熱潮如日中天，功德難量。

　　奉佛于道教之上：武則天是個虔誠的佛弟子，唐朝以來的帝王都將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武則天即位后，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她以五戒教育世人，并以佛法治國。義凈從天竺返國時，帶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經、律、論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親自到東門外跪迎。

　　護法濟貧：武后獎掖華嚴，曾親自參加《八十華嚴》的譯經工作，完成時，特制御序；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講《華嚴經》，深獲武后賞識，賜號“賢首大師”，后來法藏大師更以鎮(zhèn)殿“金師子”詮釋華嚴深奧之理，令武后更加佩服，特賜“康藏國師”之號，華嚴宗由于她的護持，更加興盛。此外，武后設立悲田養(yǎng)病坊，幫助貧病者。

　　開經偈的流傳：武后深具才華，文筆流暢，除了為《新譯華嚴》作序外，也曾作《方廣大莊嚴經序》和《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顯示她對佛教義理的深入與實際的體證。尤其她所寫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愿解如來真實義。”千百年來，為佛子所贊頌不絕。

　　開鑿石窟：中國佛教雕塑藝術在唐代能光芒四射，武后的提倡，功不可沒，尤其以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的開鑿，最負盛名。據聞，武后為了這尊佛像的開鑿，“助脂粉錢二萬貫”，并主持開光儀式。大佛呈現的宏偉氣魄，正是武后與當時大唐盛世的精神寫照。

四、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佛教雖不似隋唐時期各宗派的光輝燦爛，但已深入人心，不再被認為是外來宗教，有所謂的“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

　　清初時，順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等皇帝雖然興儒，但對于佛教也相當尊重、提倡，是清朝佛教的黃金時期。

　　順治皇帝

　　宿慧善根，欣羨出世：順治皇帝篤信佛法，個人精進參禪，與玉琳國師的往來，在歷史上傳為美談。數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贊僧詩》，表達了他對出世修道的欣羨。

　　康熙皇帝

　　迎請高僧，重振佛教：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將隱于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請至京師，使明末以來衰微的佛教，重現生機。他振興佛教，出版藏經(于康熙五年，即西元一六六六年，開版《續(xù)藏》二三七部、《又續(xù)藏》一八九部，至康熙十五年，全藏始完成)，并撥款重修普陀山普濟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他曾說：“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關乎民隱。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世咸登。”自謙弱冠之時，研誦經史，未暇讀覽金經貝葉，尊崇佛教之風，油然可見。

　　雍正皇帝

　　矯禪門之病，倡念佛法門：雍正在位時，禮喇嘛章嘉活佛為國師，在參禪方面，頗有造詣，自稱圓明居士，曾撰《御選語錄》及《揀魔辨異錄》。他為了矯正禪門弊病，鼓勵腳踏實地修行，以蓮池大師為模范，提倡凈土法門，促使念佛成為各宗派的基本修行，對于近世佛教的影響很大。

　　乾隆皇帝

　　刻印經藏，龍藏傳世：乾隆皇帝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刻經及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完成了我國歷代各版欽定大藏經中部帙最大的《龍藏》，共一六○○余部七千余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見。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作《如來大藏經總目錄》；二十四年，編纂漢、滿、蒙、藏四譯對照的大藏全咒；其后，又以十八年的時間，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州語，對于藏經的刻印有卓著的貢獻。

　　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都與帝王護持佛教，以佛法治國有關，而中國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護持下，遍撒菩提種子，開出燦爛的花朵，不僅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等，更影響了現在的韓國、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傳大乘佛教系統(tǒng)。

　　今日的政治體制已與過去大不相同，我們真心盼望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的精神，能夠在現代民主文明的社會下繼續(xù)發(fā)揚光大，啟迪人心，為百姓謀福祉，成為凈化社會永遠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