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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流派

  產生于中國、成長在日本的禪宗,對于形成日本人的性格,起著重要的作用。禪宗不僅對日本人的道德和凈身慎心的生活,而且對日本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禪宗以外的佛教諸宗派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起的影響,可以說只限于日本人的宗教生活,而禪宗則超越了這一影響范圍,深入到日本人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一事實有著極為深刻的意義。

  一般來說,理解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解決這一難點的途徑還是有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特別是在最近,熱心的求道者在不斷增加,不少人都參加了坐禪會等活動。尤其是近來不少西洋人對禪發(fā)生了興趣,作為世界思想體系之一的禪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我為能在這里敘述禪的簡單大意,使大家理解禪在形成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特點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榮幸。古代印度盛行一種宗教的實踐方法,即以心平氣和的姿勢,調整呼吸,統一精神,來達到高 度認識階段的瑜伽(Yoga)方法。這種方法一直延續(xù)到現代。通過這種瑜伽法,在提高精神力量的同時也能增強肉體力量,甚至可能產生奇跡。

  這種方法據說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被很多修行者實踐過。釋尊在他出家以后的最初時期也學習過瑜伽,之后他實行了六年的苦行,但始終不得覺悟。最后釋尊放棄了苦行,來到摩伽耶王國水流清澈的尼連禪河畔,在佛陀伽耶的菩提樹下結跏趺坐,靜思冥想,終于在十二月八日的拂曉,豁然開悟。自此,釋尊便成為覺悟真理的“佛陀”。

  自那以后,佛陀的自覺覺他的言教,以其超乎尋常的人格、無與倫比的感化力和說服力,普及到了一般民眾之中。

  佛陀時常教導他的弟子們進行瑜伽的實踐。在佛教中,瑜伽、禪、三昧大體是同一意思,人們一般熟悉的是被寫成漢字的“禪”或“禪定”(定即精神統一)。

  禪同律并為一切佛教的基本實踐,沒有禪亦即沒有佛教,所有佛教共同的基本原則是,以戒律作為道德的基本準則,通過禪這一宗教的體驗,而達于慧這一絕對真理。

  印度佛教除了坐禪和呼吸的調整即數息觀以外,尚有對特定問題考察的觀法以及在心內描寫佛陀形象的觀佛,沒有這些禪也就無所謂印度佛教。因而在印度并不單獨標榜禪,也沒有所謂的禪宗。

  佛教一傳入中國,人們隨即也就知道了禪。四世紀初,設立江南廬山白連社的慧遠就是一位熱心的念佛者和禪者,同時代的鳩摩羅什等也翻譯了有關禪的經典。隋代智kai天臺宗止觀,唐代真言密教的阿字觀亦皆是禪的變形。從這種意義來說,不同禪發(fā)生關系的佛教是沒有的。即以念佛來說,最初也是因觀佛而發(fā)展起來的。六世紀初,南印度的菩提達磨(略稱達磨)來到中國,禪宗開始正式形成。

  菩提達磨是南印度香至國王的第三個王子,初就般若多羅修行四十年。般若多羅示寂后,達磨大弘教化,折服了當時盛行的小乘禪觀的六宗,名聲大播。其后教化其侄異見王,乘船馳向東方的中國,于梁普通三年(520)九月,到達廣州灣。十月,由廣州敕使蕭昂迎至金陵,于宮中同武帝問答,見機緣未熟,便至洛陽止息嵩山少林寺,日夜面壁坐禪,故稱“壁觀婆羅門”。時有青年僧神光仰慕達磨高風,乞求入室而不許,遂斷臂以示其志之堅,終得達磨印可,改名慧可,勤勉修行,最后從師受得禪宗心髓,并傳以袈裟、佛缽和《楞伽經》,成為宗禪第二祖。

  初祖達磨傳法二祖慧可時曾書一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如同一朵花開了五個花瓣,自然會結出豐碩的果實一樣,眾生之心若能從煩惱

  妄想纏繞的迷網中解脫出來,綻開覺悟之花,也就能結成菩提之果。另有一種解釋說,這是預言達磨傳來的這一之后名為禪宗的佛教宗派,在中國的土地上扎了根,將來會法運隆盛形成五個流派。以后的事實是禪宗興旺發(fā)達,分成為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云門宗、法眼宗五家。

  二祖慧可之后有僧璨、道信,他們以高潔的日常生活態(tài)度深受民眾的敬仰。五祖弘忍時出了神秀和慧能兩個人才。前者神秀后在北方盛弘北宗禪,但北宗禪在中國僅傳數代便衰弱了。后者慧能南歸故鄉(xiāng)廣東弘法,后世的禪宗皆是慧能所傳的系統。南宗禪自慧能第四代百丈懷海時期開始設立獨立的禪院,制定禪院規(guī)制,稱為“百丈清規(guī)”。自此確立了禪僧以勞動達到自給自足的禪院修行生活的模式。

  百丈禪師的孫弟子是臨濟義玄,創(chuàng)立了臨濟宗。又六祖慧能的弟子之一青原行思,門下有曹山和洞山二禪師,創(chuàng)立了曹洞宗。這兩個分派作為禪宗的代表傳到了我國。北宋滅亡以后南宋興起,出了臨濟系圜悟門下大慧宗杲和曹洞系的宏智正覺兩大禪匠。

  大慧的宗風是看話禪?丛挾U是對公案(一種問題)加以考究達到大徹大悟,對師僧提出的公案,將自己體得的見解呈師認可,通過極為具體的個別直觀的體驗求得永恒真理的一種修行方式。宏智的禪風是默照禪。默照禪只顧坐禪靜心,從內心體得絕對自由的境地,不需要公案。

  另一方面,與大慧并稱為圜悟門下“二甘露門”(兩位最高知識)的虎丘紹隆也在江蘇省蘇州虎丘山宏揚楊岐派禪風。虎丘紹隆門下有應庵曇華,繼有密庵咸杰、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以及曹源道生,名僧輩出,大弘宗門。密庵門下的禪僧大多因宋朝的滅亡而來到日本。在此前后,日本留學僧也去到中國寺廟參學問道。當時正是日中禪交流史上的繁盛時代。松源派無明慧性會下出有蘭溪道隆。蘭溪來到日本,在鐮倉開創(chuàng)建長寺,曹源會下三世一山一寧也到了日本,給日本的禪宗以很大的影響。破庵派下的無準師范、石田法薰,無準門下的無學祖元、兀庵普寧,石田門下的孫弟子清拙正澄也相繼來到日本。

  日本的圓爾弁圓去到中國,參學無準,嗣法后歸國,成為東福寺的開山祖。無學祖元來到鐮倉開創(chuàng)了圓覺寺,其門下有高峰顯日,高峰下有夢窗疏石,夢窗派占了日本禪宗的大半,乃一大宗派。

  松源門下又有運庵普愿,運庵會下有虛堂智愚。就虛堂參學嗣法歸國的大應國師南浦紹明,其下出大燈國師宗峰妙超,宗峰會下出無相大師關山慧玄。宗峰和關山分別開創(chuàng)了大德寺和妙心寺,形成日本臨濟宗主流的所謂“應、燈、關”一派。此派后由白隱慧鶴得以中興,其法脈作為現存唯一的臨濟禪而延續(xù)至今。日本最初開創(chuàng)禪宗的是榮西。從中國回國的榮西在建仁二年(1202)創(chuàng)立了建仁寺,此為我國臨濟宗的開始。之后從中國來了不少名僧,以寬元四年(1246)來日的蘭溪道隆為首,無學祖元、一山一寧等宋僧相繼來日,臨濟宗以鐮倉和京都的五山為中心而興盛起來。一山一寧是夢窗疏石的老師,之后成為五山文學之祖。由夢窗系統發(fā)展而來的五山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夢窗系統發(fā)展而成的五山派,在日本繪畫史上起著重要作用,如拙、周文、雪舟等人才輩出。

  在曹洞宗方面,先從榮西就學的道元入宋之后,從天童山如凈禪師修行。如凈與宏智正覺屬于同一系統,傳授“只管打坐”。道元在如凈那里得法,于安貞元年(1227)歸國,寬元二年(1244)在越前開創(chuàng)永平寺。這就是日本曹洞宗的濫觴。

  禪宗就這樣在日本落了根,之后便結成了豐富多樣的果實。比如,美術、書法、繪畫、茶道、劍道、俳句、能、庭園等,對日本文化起了很大影響,直至今日依然脈脈相承,F在曹洞宗、臨濟宗以及承應三年(1654)由來到日本的隱元禪師創(chuàng)立的以萬福寺為本山的黃檗宗,至今仍保持著各自的禪風。這里想主要就臨濟禪的流派敘述如下。

  禪宗傳入我國的當初,貴族對禪抱有反感,利用政權等加以反對。因此當時的日本禪宗避開京都,來到鐮倉,以得北條一族的庇護和武士階級的擁護,在鐮倉興起了禪宗。幕府的所在地鐮倉成了禪的根據地。因此中國來的禪僧大多在鐮倉定居,并與北條時賴、北條時宗一族及其家臣有了接觸。中國來到日本的僧人帶來了很多美術品,也帶來了美術家。日本也有不少僧人爭相到中國留學,回國時帶回不少美術和文學作品。夏珪、馬遠、梁楷、牧谿等人的畫傳到了日本,而且卓越的禪僧圜悟克勤、大慧宗杲、虛堂智愚等的書法也被視為“墨寶”而在日本被珍藏了起來。

  禪宗尊重藝術的風氣,對以后在室町時代作為日本吸收宋朝新的學問和文物據點的五山十剎制度的形成,對日本書院事業(yè)的發(fā)達以及足利歷代將軍對書畫等美術趣味愛好的養(yǎng)成,起著良好的開創(chuàng)作用。三代將軍義滿酷愛學問,曾與義堂周信、春屋妙葩等禪僧大德參禪論道。他任春屋妙葩為天下僧錄司(相當于禪宗的總管長)。因春屋、義堂曾建造相國寺,義滿便將南禪寺破格提升,將相國寺置于五山中的第二位。五山的確立自鐮倉時代以來幾經變遷,到了義滿時期才最后完成了五山制度,即一位天龍寺,二位相國寺,三位東福寺,四位建仁寺,五位萬壽寺。義滿并且重新開辟了自元以來中斷的日中貿易,改修營建了西闌寺家讓出的北山殿(后金閣寺),確立了所謂五山文學的基礎,形成了勢力強大的北山文化。八代將軍義政效法祖父義滿,營造了東山殿,命同朋眾(奉侍將軍家的僧形侍者)中的能阿彌、藝阿彌從歷代將軍的大量收藏品中試著制定東山御物,并同能阿彌等共同創(chuàng)始了獨具匠意的東山流茶道。由于義政崇尚奢華,美術工藝和其他文化隨之大興,形成了華麗的東山文化。在北山文化和東山文化時代,以五山為中心,特別是因為茶道的興盛,禪文化深入到了所有的階層,深入到了室町幕府和武家、富裕的市民一直到一般的國民生活之中。

  禪的宗教生命僅在于“見性成佛”,同釋迦所說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同一意思。一切眾生本來都具備圓滿的佛性,明確地自覺體驗“真實的自己”,這就是悟禪的根本。坐禪開始時通過種種修行,自覺體得了“真實的自己”即佛性之后,繼續(xù)修行便會出現悟性純化的階段,要能修煉到在任何場合佛性畢露,言行皆履行佛道、呈現“真實的自己”的階段,最終進入佛的境地,這就是禪的目標。初祖達磨大師所說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就是說不要依賴文字,真實是文字和語言所難以傳達的,亦即真實是超越以論議為主體的悟性,必須從體驗中去會得。因此禪的表現樣式是蔑視邏輯,對事物的表象持漠然寡默的態(tài)度,喜好直接把握事物的真髓。對所要表現的對象,不取其形式,而是直截了當地把握對象的本質,采取簡潔粗放的表現樣式,以禪畫為例,即在絹上或紙上用盡可能少的線條和筆墨來表現物體的形狀,比如漪漣的水面上的一介漁船,觀畫人便如同置身于茫然無邊的大海之中。無所依傍的小舟,翻越激流,連一根舵漿都沒有,然而正是這無所依傍才人感到其中的無限之美。又如棲息于枯木上的一只鳥,畫面上沒有多余的一線一畫,但是畫中隱藏的含意卻在我們眼前顯露無遺。這種樣式表現的藝術作品正是日本人所喜愛的。書法也同樣,直至室町時代中期,尊重墨跡的風氣幾乎只在禪僧的社會里流行。他們對于禪宗前輩祖師墨跡的崇拜,與其說是出自對祖師的絕對尊敬和信賴,倒不如說是用這種崇拜來作為自己修煉的借鑒。當時隨著茶道的流行,尊重墨跡的風氣也在一般社會里開始流行開來。吃茶的習慣傳入日本是在奈良時代,來源于唐代的淹茶法,起初用于寺院佛事中的供茶,之后便在宮中流行開來。到了平安時代吃茶的習慣有所衰退,但是到了鐮倉時代,宋代的抹茶法傳到了日本,開始在寺院僧侶之間流行。這是因為榮西將臨濟宗傳入日本,也將茶種帶到了日本。榮西在宋國學習了抹茶法,寫了《吃茶養(yǎng)生記》二卷,論述吃茶的功德。建保二年,將軍實朝罹病時,榮西將抹茶一碗作為良藥并《吃茶養(yǎng)生記》獻于實朝。抹茶法視作新來的妙藥逐漸普及流行開來了。榮西又將茶種五粒贈與拇尾高山寺的明惠,明惠將茶種在深瀨試種,得了上等茶樹,吃茶隨之盛行。又有師事榮西后來入宋、歸國后開創(chuàng)曹洞宗的道元,仿效唐代名僧百丈禪師的《百丈清規(guī)》,寫了一部日常修道儀規(guī)的《永平清規(guī)》,制定了吃茶、行茶、大座茶湯等茶禮。當時隨從道元入宋的加藤四郎左衛(wèi)門景,在中國學習了陶器制造法,回國后在瀨戶制造了“茶入”、“天目”等陶器,被尊為“瀨戶燒”的陶祖,在我國陶磁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我國在世界上以陶磁王國而自豪,同加藤四郎的巨大功績是分不開的。博多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大應國師)也曾入宋。嗣法徑山虛堂禪師,文永四年(1267)歸國時帶回了茶具架和茶典七部,其中有一部《茶堂清規(guī)》三卷,改名為《茶道經》刊行,廣泛地傳播了禪和茶的知識。據說茶具架后來傳到了由南浦的法嗣宗峰妙超(大燈國師)開創(chuàng)的大德寺。

  嘉歷元年(1326)來日的清拙正燈特別精通《百丈清規(guī)》,后來應小笠原貞宗所請開創(chuàng)信州開善寺,據說曾給貞宗講說《百丈清規(guī)》中的布薩式,為武家茶禮的成立作了準備。小笠原氏以禪林中日常茶飯的禮式為基礎,制定了武家禮法。到了小笠原長秀一代,受將軍義滿之命,撰述了《三議一統大雙紙》十二卷,又仿效此書寫了《今川大雙紙》、《宗五大草紙》等有關武家禮法的書籍,嚴格規(guī)定了武家社會中接客,為貴人選物時的舉止動作禮儀。后來所說的舉止動作禮儀即是指的小笠原流派。六代將軍義教時期,在同朋眾中出現了能阿彌這一位藝術家,他善于在上流武家住房即書院的大廳里裝飾茶道器具,將一直被作為玩物的茶道改成為上流武家社會中的嚴肅的茶道,這可以說是正式茶道的第一步,也叫做東山流茶道。另外,同時代的村田珠光,曾參大德寺一休宗純禪師。一休曾得宋圜悟克勤的墨跡,作印可之證,深悟茶道中有佛法。這是大德寺一派同茶道結合的起始,以后大德寺和茶道就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

  珠光提出了比形式更為重要的茶道禮法的“心”的問題,提倡真正的茶道應當是戒除我執(zhí),不以我心為師,而當成為我心之師,熟練者不應輕視初學者,初學者也不應嫉妒熟練者。珠光將一休授與的墨跡掛于壁間,比喻佛法也見于日常茶飯的茶道之中,亦即展現了茶禪一味的境地。基于這種信念和見識,他對茶室和茶道器具加以改革,并富有創(chuàng)意,不在客廳而在四疊半的草庵里鋪上席子,將涂漆茶具架改作竹制茶具架,客廳壁間的掛軸也一改過去的中國繪畫而代之以禪宗名僧的墨跡,壁間的飾花改作鮮茶花。這種名符其實的茶道后來傳給了武野紹鷗。

  紹鷗生于大阪府,因家庭富裕而精于茶道,曾就南宗寺大林宗套參禪論道。大林出任大德寺第九十一世住持時,紹鷗隨大林到了京都。紹鷗向三條西實經學習歌道,悟出藝術創(chuàng)作的學習和構想是兩回事的道理,在這一點上作歌和茶事都一樣,從而開創(chuàng)了探究珠光流派的奧義并著眼于新的構想的茶道新派。

  在大林宗套門下熱心參禪的還有位青年人,叫千宗易,后稱利休。利休也曾歷參笑嶺宗訴、古溪宗陳等師。后號據荃齋宗易,成為信長、秀吉的茶頭。他在東福寺僧功叔居住的山崎妙喜庵布置了鋪著二張席子的叫作“待庵”的別出心裁的房間,開創(chuàng)了在耳房里

  進行茶道的做法。他發(fā)現在耳房里舉行茶道比在大客廳里舉行茶道更能發(fā)揮茶道的精神。當時曾有弟子南坊宗啟問道:“人們常說,茶道以茶具架為根本,在耳房舉行茶道似覺心內無所依托,這是為什么?”利休回答說:“耳房茶道,第一,以佛法而修行得道。講究居住的考究,飯食的美味,那是世俗的做法,只要住房不漏,食物不缺,也就行了,這就是佛的教誨,茶道的本意。茶道就是取水、砍薪、燒水、點茶、供佛、與人同飲,插花點香,繼承佛祖的家業(yè)。此外具體的,你自己去想吧。”這就是充分表達利休茶道精神的名言。

  茶道來自禪宗,禪院的僧侶將茶道作為奉佛的儀式,以達勤勉專一的心地境界。村田珠光、武野紹鷗即是按此禪法精通茶道的人物。珠光是茶道的開山祖,紹鷗是茶道的名人。此外精通茶道的還有東山流派的北向道陳,及其弟子利休,都受到珠光流派茶道的影響,著重于茶道的禪法。

  以上所述禪的思想的多種樣式的展開,直至今日仍然生動地活躍在日本人的生活之中。我希望今后日中兩國的佛教,通過禪的交流,更加活躍,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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