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講“現(xiàn)代中國佛教”之后

　　聽講“現(xiàn)代中國佛教”之后

　　──二十五年秋在上海中國佛學會分會講──

　　今天請本會監(jiān)事常惺法師來講演,這是一個很好的難得的機會,故我也來參加聽講。常惺法師在短促的時聞,講演“現(xiàn)代中國佛教”,雖然語句不多,很能反映出全中國佛教為一般人士切實研究而未能解答的問題。故今天所講的對于佛教徒所負的任務(wù),甚為重大,關(guān)心佛教前途的生存與繁榮,危險與滅亡,整理與潰爛,殊足表示常惺法師對于佛教前途一切問題的注意。

　　中國古代帝王的政策,是愚民的政策,惟恐人民有革命的爆發(fā),惟恐無法威脅知識界士大夫集中作政治上的活動,唯有采取佛教的消極思想與行為來安定愚夫,和支配知識界優(yōu)越的心理作用,轉(zhuǎn)移人民的視線,維持帝王位置永久的安全。把佛教禪宗推崇到很高的地位,要他們不涉及政治思想與行動,即是將佛教消極的作用──無用之用,來封鎖人民的思想。在中國唐、宋時代有這種封鎖人民的思想政策建設(shè)。吾人研究中國歷史,無論在政治方面,或在佛教方面,都發(fā)見到有過這種驚人底思想和行為底轉(zhuǎn)變。

　　但佛教在另一方面,與上述完全兩樣,乃千年來不但在一般人無從去知道,即是信佛者或是研究佛教學理的人也沒有注意到,其事略說如下:在中國南北朝時代──梁、陳、隋至盛唐約有兩三百年歷史,佛教有一種積極救世的宗派,其名稱叫做“三階教”。其所舉辦的事宜、方法、建設(shè),特采取積極措置,不僅社會事業(yè)的建設(shè),亦影響到政治。他們所謂“三階教”者,認為佛法施設(shè)在人間,應該要分作三個時代:

　　一、以一乘佛法為第一階,如華嚴經(jīng)等頓教一乘佛教屬之,蓋華嚴等經(jīng)專為大乘菩薩說法。

　　二、以三乘教法為第二階,故第二階教則為就三乘別教諸經(jīng)之佛教。

　　三、第三階以末法眾生為當機的一乘普法,而與大乘一乘的意義卻有共通之點,在教義上取十輪經(jīng)及法華經(jīng)里常不輕菩薩等思想,即所謂‘我不輕視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無論他是男女老幼、或是罪惡眾生,都視作佛敬重他。

　　三階教創(chuàng)始者,叫做信行禪師。其所以主張創(chuàng)導三階教的意見和理由:他以為佛在世時說法,應機施化,當佛出世至佛滅后沒有好久的時代,這是正法時代。如來善用三乘教法,使正法安住眾生得樂。如今呢,已是末法時代了,在末法時代的我們,應該自修謙和忍辱苦行,振作大乘積極救世的精神,不分別的以尊敬一切眾生,普皆成佛。無論他是持戒的、毀戒的人,或是出家的、在俗的人,我們都要如同常不輕菩薩一樣底恭敬他,供養(yǎng)他,實施救濟社會工作,發(fā)揮大乘積極救世的精神作用。凡是信仰三階教的信徒,為佛教積極救世前途的發(fā)展著想,把各人的財產(chǎn)都拿出來放在“無盡藏”里,付與三階教領(lǐng)導者的管理權(quán)支配權(quán),作國家社會佛教的公益事業(yè)。如果國家社會一旦遇了災難,有了無盡藏里的財物寶庫的救濟,不致匱乏。是故三階教,在當時的國家社會中,有一種顯著的地位,占民眾信仰之中心,并握著民生之樞紐,殆將駕帝王政治勢力而上之。經(jīng)過了很久的時間,無盡藏里貯藏財物之豐富,不可數(shù)計,而轉(zhuǎn)移社會力量亦尤大,在朝野人士,信者甚眾。而當時之寺院的組織,僧眾的生活,因思想之不同,就不容易融合一體了。于是,在寺院里有一、禪宗院,二、三階教院,各別的組織。而三階教院另有律儀的生活,這好像現(xiàn)在寺院里有附設(shè)著佛學院的組織一樣。

　　在隋朝及唐朝武則天、唐玄宗時代,因三階教在社會上積極底自由行動,引起帝王的嫉忌,政府不能容忍,曾有幾次以法律措置,沒收“無盡藏”,制止三階教的活動。故在唐朝中葉末葉時代,三階教積極救世的活動,漸見減退,漸趨消滅。古代帝王政府,其所以不滿意三階教的積極救世的作用,而摧殘三階教在國家社會方面活動,其理由如次:一、惟恐搖動帝王權(quán)力之基礎(chǔ);二、在朝野士大夫之流一般儒家之徒,以為救濟國家社會之公益事業(yè),這惟是政府和我們?nèi)寮业墓ぷ?在這樣發(fā)生爭持時,以強有勢力的政府,立即把三階教的如同銀行一樣底“無盡藏”完全沒收去了。一般的三階教徒既如此遭難,此后對于國家社會公益事業(yè),乃無從過問,不能不放棄了積極的作用。反之、禪宗消極的作用,身居蘭若,依山林水邊過生活,悠游歲月,足以消納國家剩余才智,不妄冀非分,故為帝王提倡而盛行宋、明、清、間。

　　所以講到今后佛教要積極發(fā)展救世作用的問題,本人不勝其無窮底感慨。就是說:佛教能否為國家社會容忍其發(fā)生大乘積極救世功用,確有很大問題。本人三十年來,對于佛教欲發(fā)展積極救世作用之經(jīng)過,不但不曾得到充分的幫助與同情,而教內(nèi)教外反發(fā)生很多的嫉妒障礙。不但今日如此,往例皆然。有人說:佛教徒是消極的,厭世的,逃空的;然而、不消極,不厭世,不逃空,又怎么辦?縱有少數(shù)的佛教徒有積極作用,在惡勢力支配了中國佛教的今日局面之下,未必敢輕于一試吧!雖然、中國佛教徒如果沒有大慈大悲積極救世底精神,一味的消極,退到絕境,是自淪黑暗底途徑。全中國佛教徒將采取何種積極作用,以為挽救佛教危亡的方法,誠為目前值得注意的問題。(燈霞記)(見�？�十八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