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傳 題解

　　比丘尼傳 題解

　　《比丘尼傳》，梁釋寶唱撰，四卷。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比丘尼傳記，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佛教專門史著作。

　　撰者釋寶唱，俗姓岑，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少家資不寬，勤田為業(yè)。然其稟性敏慧，文思穎脫，旁搜他求所見之書，日夜不輟，從容誦讀。年十八，依當(dāng)時名僧釋僧佑，受戒出家，住莊嚴(yán)寺，出入三藏，博采群言，并開庭講經(jīng)，啟悟士俗。又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學(xué)習(xí)《莊》、《易》、經(jīng)、史，因而識見弘通，學(xué)業(yè)淵雅，為日后大規(guī)模著述奠定基礎(chǔ)。齊末因戰(zhàn)亂，曾避居閩越一帶，天監(jiān)四年(公元五０五年)還金陵，梁武帝擢為新安寺寺主。受命編集《眾經(jīng)擁護(hù)國土諸龍王名錄》、《眾經(jīng)護(hù)國鬼神目錄》，以備舉辦禳災(zāi)建福之法會時查用。武帝特重此書，親覽其辭，謂為靈驗(yàn)。

　　《續(xù)高僧傳．寶唱傳》稱：「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也。」可見所撰之重要。

　　天監(jiān)七年(公元五０八年)，武帝勅令莊嚴(yán)寺僧旻撰《眾經(jīng)要鈔》八十八卷，開善寺智藏撰《義府》八十卷，建元寺僧朗注《大涅槃經(jīng)》七十二卷，寶唱「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勅」(《續(xù)高僧傳》)，亦足窺武帝對他的推崇。另據(jù)史料記載，華林園佛殿乃武帝藏經(jīng)之所，曾命僧紹撰《華林佛殿經(jīng)目》，書成之后，武帝意猶未愜，又勅命寶唱重撰。撰成后，武帝覽之大悅，遂勅職掌華林園寶云經(jīng)藏。寶唱撰述甚豐，除上述諸作外，尚有：

　　《續(xù)*輪論》七十余卷

　　《法集》一百四十卷

　　《經(jīng)律異相》五十五卷

　　《飯圣僧法》五卷

　　《名僧傳》三十一卷(以上據(jù)《續(xù)高僧傳》載錄)

　　《眾經(jīng)諸佛名》二卷

　　《眾經(jīng)懺悔滅罪方法》三卷

　　《眾經(jīng)護(hù)國鬼神名錄》三卷

　　《眾經(jīng)擁護(hù)國土諸龍王名錄》三卷

　　《眾經(jīng)目錄》四卷(以上據(jù)《歷代三寶記》，是書載寶唱撰集八部，一O七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據(jù)《大唐內(nèi)典錄》增入)

　　《比丘尼傳》四卷(據(jù)《開元釋教錄》增入)

　　寶唱撰集凡十余部，三百余卷。此外據(jù)《高僧傳》卷三〈求那毘地傳〉載，寶唱還幫助扶南《今柬埔寨》僧人僧伽婆羅譯出《大阿育王經(jīng)》、《解脫道論》等。不過，他的貢獻(xiàn)主要還不在譯經(jīng)，而在于對佛典的部別區(qū)分及對佛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前者如《眾經(jīng)目錄》和《經(jīng)律異相》，后者如《名僧傳》和《比丘尼傳》。

　　兩晉以還，佛法隆盛，寺廟蜂起，僧尼云集，迨及蕭梁，此風(fēng)更熾，梁武帝不僅崇佛佞佛，更以佛學(xué)為治國安邦之策。佛門昌隆如斯，也定然會對佛教現(xiàn)實(shí)發(fā)展中的史實(shí)資料的搜集整理，提出相應(yīng)的要求，作為一個關(guān)心佛教、宣弘大法的佛門名僧，寶唱深感責(zé)無旁貸。其《名僧傳》序云：「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凈行，獨(dú)亡紀(jì)述，玄宗敏德，名絕于古，擁嘆長懷，靡茲永歲�！�(據(jù)《續(xù)高僧傳.寶唱傳》引)因而撰《名僧傳》以述名僧之行跡，旁及西域中土之僧人，時間肇自中土佛教初興之時，網(wǎng)羅搜集，振史傳以方厥，起絕代于秘聞，撰文三十一卷，紀(jì)名僧四百二十六人，成書于天監(jiān)十三年(公元五一四年)。

　　自此之后，寶唱又感僧事有錄，尼行難尋，遂萌撰述尼傳之意，并于天監(jiān)末、晉通初年(公元五二O年左右)成《比丘尼傳》四卷�！侗惹鹉醾鳌沸蚍Q：「夫年代推移，清規(guī)稍遠(yuǎn)，英風(fēng)將范于千載，志事未集乎方冊，每懷慨嘆，其歲久矣。」可見，撰《比丘尼傳》與撰《名僧傳》出于同樣的用心：搜羅史籍，嘉惠佛林。兩書一僧一尼，比勘而行，可知撰者淵深之為文用心也。

　　為僧徒立傳，前人雖無專書，但經(jīng)籍中多有涉及；為比丘尼立傳，則可謂開天辟地第一遭，這是一大創(chuàng)舉。且后世佛苑，此音絕響，故而此傳乃中國佛教史上寡二少雙之作，顯得彌足珍貴。

　　《名僧傳》因于唐未入內(nèi)典收藏，故唐后逸失。然今從日本鐮倉時僧人宗性之《名僧傳鈔》中，亦可見其規(guī)模。全書區(qū)宇鴻大，網(wǎng)羅稱齊，共分十八科，載四百二十六人傳記，凡三十余卷(《大唐內(nèi)典錄》作三十一卷，《隋書．經(jīng)籍志》作三十卷) 。

　　而《比丘尼傳》凝篇較小，它不以搜羅宏富為標(biāo)的，入傳尼僧經(jīng)過嚴(yán)格的遴選，邈邈數(shù)百年，煌煌千余寺，尼僧紛紜，何可萬計！而此尼傳只錄六十五人。故其搜括刊芟，頗有法度可循。

　　一、從入選比丘尼情況來看，入選之人大都為名尼，她們對當(dāng)時尼僧文化有重要影響，同時在社會政治、文化中起重要的作用。如晉簡靜寺的妙音尼、宋晉賢寺的法凈尼。

　　二、所選之尼有不少在中土比丘尼發(fā)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如晉竹林寺的凈檢尼，為中國比丘尼之開山人物；晉洛陽城東寺道馨尼，乃中國尼僧最早講經(jīng)之人。

　　三、記載「貞心亢志，奇操異節(jié)」的人，以德操作為甄選標(biāo)準(zhǔn)，這一點(diǎn)所占比例也最大。

　　《比丘尼傳》序中云：

　　「像法東流，凈檢為首，綿載數(shù)百，碩德系興；善妙、凈珪，窮苦行之節(jié)；法辯、僧果，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全之弘震曠遠(yuǎn)，若此之流，往往間出，并淵深岳峙，金聲玉震，實(shí)惟菽葉之貞干，季緒之四依也�！�

　　在具體行文中，確也貫徹了這一原則。作者對尼僧生平瑣事所記甚少，而對其德操的一二事例則詳加描述。她們或寬容為懷、棄物如塵(如惠湛尼遇劫而舍衣)，或舍身佛法、視死如歸(如善妙尼、曇簡尼燃火自焚)，或陶心大法、凝念如癡(如僧果尼悄然入定而形若枯木) ，如此等等，皆所謂風(fēng)烈英徽，為百代之雅范也。

　　在選材上，還有一點(diǎn)值得一提。由于材料的限制，此書詳今而略古。兩晉一百余年，可入選者僅十三人；宋、齊至梁天監(jiān)，歷時不足百年，卻入選五十二人。同時，由于受當(dāng)時政治、地域的影響，此書又詳南而略北。據(jù)《辯正論》載，東魏、西魏時有僧尼兩百多萬，北魏時人數(shù)更是有增無減。

　　《續(xù)高僧傳》卷八載，至北齊時，全國有僧尼兩百多萬。僧尼總數(shù)以百萬計，比丘尼數(shù)自不在少�？墒菍τ谌绱饲闆r，《比丘尼傳》幾乎未有涉及，北朝尼僧的活動也不得而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寶唱在自序中談到撰述此書方法時說：

　　「始乃博采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不尚繁華，務(wù)存要實(shí)。」

　　寶唱此言大抵不誣。唐道宣曾言寶唱作《名僧傳》有「文勝其質(zhì)」之弊端，而在此《比丘尼傳》中則鮮有此虞。其行文芊蔚清雅，敘事精萃簡明，唯以存實(shí)為重，一切可有可無之論盡皆刪削。它既不像慧皎《高僧傳》那樣講究鋪排，也不似寶唱自己在《名僧傳》中那樣注重辭藻。

　　正如撰者所言，他在搜羅爬梳材料中的態(tài)度是嚴(yán)肅的。尼僧情況前賢之文多所不載，經(jīng)傳中亦多付闕如，可謂一無依傍，因而作者只能跨越佛門，涉略經(jīng)史，廣采記、集、碑、頌、史、志。這一點(diǎn)在尼傳中皎然可辨。

　　如宋景福寺慧果尼，傳稱：「宋青州刺史北地傅弘仁，雅相嘆賞，厚加賑給，以永初三年割宅東面，為立精舍�！棺咴凇赣莱跞辍瓜伦宰⒃疲骸笗易谠疲骸涸纹吣辏轮骱氚材嵋云鹚�，愿借券書見示永初三年�！弧箷易诖苏Z出自《京師塔寺記》。傳下加注，以求密合，作者態(tài)度之謹(jǐn)嚴(yán)正灼然可觀。

　　宋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中稱其為「吳郡人，安茍女也�！瓜伦宰⒃疲骸浮缎�(yàn)記》云：『是即安茍也。』」這里則采取不同說法，錄而備考的態(tài)度�！缎�(yàn)記》，宋劉義慶撰，為筆記小說，可見寶唱撰此書時，收錄材料已涉入筆記逸聞之中，其搜羅之勤之廣當(dāng)亦不難見出。

　　撰者在尼傳序中稱自己除搜錄文字?jǐn)?shù)據(jù)外，還「訊之傳聞，訪之故老」，進(jìn)行實(shí)地考察，以求資料來源之豐富和準(zhǔn)確。宋蜀郡善妙尼有舍身撫養(yǎng)妹妹，最終又舍身自焚之事，傳中已有詳載，撰者又于篇末自注云：「問益土人，或云元嘉十七、八年燒身，或云孝建時，或言大明中，故備記之耳。」此即為親自探訪之證。

　　尼僧行跡，材料難尋，故每得一碑、一記，都彌顯珍貴。若無其它數(shù)據(jù)相佐，有時難免照錄，或加以縮寫，以求其本真。生當(dāng)齊梁時的禪林寺名尼凈秀，卒后梁文壇巨擘沈約曾作有〈南齊禪林寺尼凈秀行狀〉，文載《廣弘明集》卷二十三�！侗惹鹉醾鳌芬擦卸U林寺凈秀尼傳。二文如出一轍，只有繁簡之別(沈文繁，寶唱之作簡)。文長不便征引，茲舉一段凈秀出家前后的描寫，以供比勘：

　　沈約之〈行狀〉云：

　　「性聰叡，幼而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jīng)》，不聽食肉，于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晉練道人出于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后出家住青園寺)有開士馬先生者，于青園見上，即便記言：『此尼當(dāng)生兜率天也�！挥钟H于佛殿內(nèi)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zhàn)傈。上澹然自若，徐起下床，歸房執(zhí)燭，檢聲所在，旋至構(gòu)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

　　寶唱之《尼傳》云：

　　「凈秀幼而聰教，好行慈仁。七歲自然持齋。家申請僧轉(zhuǎn)《涅槃經(jīng)》，聞斷魚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親知。若得鮭鱔，密自棄去。從外國沙門晉練，諮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違犯。……時有馬先生，世呼神人也，見秀記言，此尼當(dāng)生兜率。嘗三人同于佛殿內(nèi)坐，忽閑空中聲，狀如牛吼。二人驚怖，唯秀澹然，還房取燭，始登階，復(fù)閑空中語曰：『諸尼避路。』」

　　凈秀卒于梁天監(jiān)六年(公元五０七年)，沈約之〈行狀〉也定作于此后不久，沈約卒于天監(jiān)十三年，而寶唱之《尼傳》最早成書不早于天監(jiān)(公元五O二——五一九年)末，傳中載道貴、法宣尼卒于天監(jiān)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而其自序中稱：「起晉升平，迄梁天監(jiān)。」故《尼傳》定在〈行狀〉之后成書，沈文正是寶唱「廣搜碑頌」之對象，唱書襲用沈文亦彰彰明甚。由此也表明：《比丘尼傳》可能帶有一種資料纂集的性質(zhì)。

　　《比丘尼傳》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一部描寫中國婦女奉佛的專著，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每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xué)者所重。它不僅對于了解中國比丘尼的發(fā)展情況，而且對于研治整個佛學(xué)、探測六朝時期的社會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茲摘其要者略述如下：

　　第一、提供中土比丘尼初創(chuàng)時期的重要史枓

　　西域比丘尼產(chǎn)生甚早，釋迦牟尼佛姨母大愛道(Mahaprajapati)即是其地尼僧的創(chuàng)始人。自此以后，比丘尼和比丘一道發(fā)展起來。后龜茲等地也相率建立了比丘尼制度。

　　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比兵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就介紹了龜茲(今新疆》的比丘尼情況：

　　阿麗藍(lán)(百八十比丘尼)、輪若干藍(lán)(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lán)(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總依舌彌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蔥嶺而來的王侯婦女，為道遠(yuǎn)集斯寺。

　　《比丘尼戒本》于前秦建元十五年(公元三七九年)由僧純、曇充傳入，其時中土比丘尼尚處于萌芽狀態(tài)，而龜茲的尼院經(jīng)濟(jì)就相當(dāng)發(fā)達(dá)了�？梢娭型帘惹鹉嶂贫冉⒃邶斊澲笫鞘置黝^的。

　　《比丘尼傳》為我們提供了中土比丘尼產(chǎn)生的最早情況。據(jù)本書載，中土比丘尼肇始于西晉末年的建興年間(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第一批尼僧共有二十五人，凈檢就是其中的一個。

　　中土比丘尼的建立受到西域比丘尼制度的影響，大愛道所創(chuàng)立的第一個比丘尼僧團(tuán)以及寺院有僧尼二眾的制度均給中土以直接啟發(fā)。然中土比丘尼的創(chuàng)立又緣于中土婦女自身的覺悟，凈檢則是其實(shí)際創(chuàng)始人。〈凈檢尼傳〉載：

　　「后沙門法始，經(jīng)道通達(dá)，晉建興中，于宮城西門立寺。檢乃造之，始為說法，檢因大悟。念及強(qiáng)壯，以求法利，從始借經(jīng)，遂達(dá)旨趣。他日云：『經(jīng)中云：比丘、比丘尼，愿見濟(jì)渡�！皇荚唬骸何饔蛴心信�，此土其法未具�！粰z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寧有異法?』始曰：『外國人云：尼有五百戒，便應(yīng)是異，當(dāng)為問和上�！缓蜕�(即罽賓智山)云：『尼戒大同細(xì)異，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無和上，尼無所依止耳�！粰z即剃落，從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師，共諮凈檢，過于成德�！�

　　此節(jié)文字由凈檢覺中土無尼之憾，到問僧、受戒、建寺，最后到立師，將比丘尼初建時的狀況敘述得十分清晰。中土第一個比丘尼僧團(tuán)的形成在此初露面目。

　　同時，這一尼傳還記載了中國第一次比丘尼在船上受戒的史實(shí)。當(dāng)時僧建請曇摩羯多于洛陽建戒壇，沙門道場以《戒因緣經(jīng)》為難，認(rèn)為他傳戒結(jié)界不合法，遂浮舟于泗河，以成結(jié)界，凈檢等四人便在這船上受了戒。

　　《比丘尼傳》對比丘尼受戒的發(fā)展情況的記載，尤具價值，可補(bǔ)史傳所記之闕。按佛教入教儀式規(guī)定，女子出家，二十歲之前，要先受沙彌尼戒，共十條，故亦稱受十戒；二十歲后，要受具足戒，又稱大戒，共三百四十八戒，或稱五百戒。與比丘不同，比丘尼受此戒時，要先后從比丘、比丘尼二眾而受，戒師須由十人組成，所謂「三師七證」。經(jīng)過二度受戒，即成為正式比丘尼。

　　但草創(chuàng)時期，比丘尼受戒儀規(guī)未完備，尚處于摸索階段。凈檢尼等先從智山受十戒，后又于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從外國沙門曇摩羯多受具足戒。從受十戒的建興年間(公元三一三——三一七年)到升平，其間已有四十年。

　　但此種戒法有一重大缺憾，按比丘尼戒法規(guī)定，比丘尼受具足戒，必有十位著名尼僧在場，晉安令首尼雖從佛圖澄和凈檢尼受具足戒(見卷一〈安令首尼傳〉)，但未得十人，故此戒法仍有未備。

　　且晉世以來，比丘尼受戒主要是從比丘受戒，大都未從比丘尼受。晉世四眾皆備，但比丘尼受戒卻一直是在這種不完備的情況下進(jìn)行的，直到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觀，然其間又經(jīng)過了約八十年的時間。

　　《比丘尼傳》環(huán)拱于這一問題作了至為豐贍的記載，這也是這部傳記所關(guān)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卷二〈慧果尼傳〉、〈僧果尼傳〉、〈寶賢尼傳〉，卷三〈德樂尼傳〉，卷四〈凈秀尼傳〉等，均對此載記甚詳。最早從二眾受具足戒的是宋景福寺慧果、凈音等三百余人。卷二〈寶賢尼傳〉載：

　　「初，晉興平中凈檢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足戒，指從大僧。景福寺慧果、凈音等，以諮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國土無二眾，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慧果等后遇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從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壇，重受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耳。」

　　關(guān)于這次大規(guī)模受戒的起因、過程，寶唱又在〈慧果尼傳〉、〈僧果尼傳〉中詳加交待。其〈慧果尼傳〉稱：

　　「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果問曰：『此土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愛道，誠有高例，未測厥后，得無異耶?』曰：「無異�！褂謫枺骸壕腿缏晌�，戒師得罪，何無異耶?』答曰：『有尼眾處，不二歲學(xué)，故言得罪耳�！褂謫枺骸耗丝纱藝任从心幔情惛o也。』答曰：『律制：十僧得受具戒，邊地五人亦得授之。正為有處，不可不如法耳�！�……九年，率弟子慧燈等五人，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

　　慧果在這次諮問中，深感中土尼戒不整，其中涉及無二眾受戒是否合理，尼師不足十人能否受戒等問題。最后決定重修戒法，以起微妙之善心。在大僧主持下，從鐵薩羅尼等十人以受戒�；酃谕曜阒型聊岜娭浞ㄉ献咳挥泄�。宋贊寧《僧史略》卷上所引〈薩婆多師資傳〉：「此方尼于二眾受戒，慧果為始也。」可能正本于此傳。

　　在〈僧果尼傳〉中，則詳細(xì)描述了這次受戒的過程：

　　「元嘉六年，有外國舶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丘尼來至宋都，住景福寺。……到十年，舶主難提復(fù)將師于國鐵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dá)諸尼，已通宋語。請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壇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比丘尼傳》這些詳細(xì)的記載，為中國佛教史留下了十分珍貴的資料。尼戒逐步完善的情況在六朝時的佛教傳集中鮮有記載，惟《高僧傳》對此有所涉及。《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云：

　　「時景福寺尼慧果、凈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jīng)有尼，那得二眾受戒，恐戒品不全�！话夏υ疲骸航浞ū驹诖笊姲l(fā)，設(shè)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恢T尼又恐年月不滿，若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茍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xué)宋語，別因西域居士，

　　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dāng)?shù)。』」

　　卷三〈僧伽跋摩〉亦云：

　　「初，三藏法師(即僧伽跋摩)明于戒品，將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眾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眾乃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

　　這樣，《高僧傳》和《比丘尼傳》二相比勘，即可得此事之詳。然慧皎所記，較寶唱為略，尤其對此次受戒尼僧的具體情況沒有涉及，而對此受戒的過程也語焉未詳。兩書合而觀之，許多前人的謬說亦不俟煩言而解。

　　如《高僧傳》稱元嘉六年師子國來尼八人，后又請鐵薩羅等比丘尼至�！侗惹鹉醾鳌贩Q元嘉六年師子國有比丘尼至宋都，住在景福寺，并學(xué)宋語，十一年又有鐵薩羅等十一尼至，前后計有十九人，受戒時定有先期到達(dá)的那些已懂宋語的比丘尼。而許多書中載此史實(shí)云：「元嘉十年請師子國鐵薩羅等十一尼受戒」，此實(shí)為誤記。

　　菩薩戒也是佛門戒法之一，為大乘戒法，但此戒不是必須，而是自愿，梁武帝等就受過此戒，自稱「菩薩戒弟于」。關(guān)于比丘受菩薩戒，史不乏載，但比丘尼受此戒，則史書鮮見�！侗惹鹉醾鳌氛裳a(bǔ)這一缺憾。其卷二〈法盛尼傳〉稱法盛曾「從道場寺偶法師受菩薩戒」。此后，受菩薩戒者漸多。菩薩戒興起于梁、陳二代，而比丘尼受菩薩戒，宋時就已經(jīng)流行，這也是很有史料價值的。

　　另外，東晉和南北朝時期，《十誦律》在南方非常流行�！陡呱畟�.明律篇》認(rèn)為：「《十誦》一本，最勝東國。」這一點(diǎn)在《比丘尼傳》中也可得到證實(shí)。

　　據(jù)載，宋、齊、梁時代比丘尼多重律學(xué)，在律學(xué)之中，又獨(dú)鍾《十誦》，而當(dāng)時名重京都的律學(xué)大師法穎等宣講《十誦》，尼眾便爭相聽受�！侗惹鹉醾鳌酚嘘P(guān)《十誦》的記載對研討六朝律學(xué)的傳布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二、提供了諸家所無的佛教史資料

　　〈凈檢尼傳〉稱：「晉咸康中，沙門僧建于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于洛陽譯出。」僧佑《出三藏記集》、慧皎《高僧傳》以及《開元釋教錄》等均所不載，《比丘尼傳》提供了此二經(jīng)譯者、翻譯時間的珍貴資料，故為世所重。

　　佛教傳入東土之始，佛與黃老并祠，視佛為中國之神仙方術(shù)之一，并將老子與釋迦牟尼佛比并。然晉世以來，佛、道之爭日顯劇烈，理論界之筆戰(zhàn)也酣然熾盛�！侗惹鹉醾鳌穼Υ艘蔡峁┝嗽S多有價值的材料。其卷一〈道馨尼傳〉載：

　　「晉泰和中，有女人楊令辯，篤信黃老，專行服氣。先時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術(shù)寢亡。令辯假結(jié)同姓，數(shù)相去來，內(nèi)懷護(hù)嫉，伺行毒害。后竊以毒藥內(nèi)馨食中，諸治不愈�！�

　　從其語氣看，寶唱顯然是奉佛輕道的。這雖系道佛相爭之一斑，但因信仰不同，竟然演成蓄意謀殺之地步，可見其沖突之劇烈。

　　從這段敘述，還可看出一點(diǎn)，即道教本來在民間信仰中占統(tǒng)治地位，「先時人物，亦多敬事」，但佛教傳入后，道教便漸失往日之隆興，這可能也是道佛相爭的根本原因�！讣败暗劳酰湫g(shù)寢亡」，佛道間的替嬗之跡瑩然可觀。

　　這一點(diǎn)在〈道容尼傳〉中也有所體現(xiàn)。晉簡文帝本信道教，服膺清水道師，并割第為之立道舍。雖經(jīng)道容竭力勸諫，他卻始終不聽。后簡文帝因此而屢招不祥，道容尼卻為他除掉邪魔，于是他才翻然易轍，棄道從佛。這種態(tài)度的變化既反映出佛道相爭相替的歷史事實(shí)，同時它也對前代重黃老之風(fēng)起了一定的矯正作用。

　　南方重義門，北方重禪學(xué)。然南方禪學(xué)雖不及北方發(fā)達(dá)，但確也頗具規(guī)模。晉宋之際，南方禪學(xué)就為世所重，但比丘尼奉禪之說史無所載，惟《比丘尼傳》言之棊詳，正可從一個側(cè)面看出當(dāng)時禪法流行之勢態(tài)。

　　《比丘尼傳》所列婦女奉禪，兩晉無載，宋時頗多，中有宋景福寺法辯尼、竹園寺慧濬尼等。降及齊梁，奉禪之風(fēng)亦有增未減，如齊禪基寺僧蓋尼、華嚴(yán)寺妙智尼、東青園寺法全尼、梁長樂寺曇暉尼、閑居寺惠勝尼、底山寺道貴尼等等。禪法在南方婦女奉佛者之中信眾頗多。

　　宋明帝泰始三年，明帝為凈秀尼所建之禪林寺為宋、齊、梁三代比丘尼禪學(xué)宗寺，一如道場寺(被時人稱為「禪窟」)之于比丘之地位。比丘尼在此競相以禪寂為樂，悉心禪觀，靜守定慧，一心獨(dú)往，忘卻世道紛紜�！侗惹鹉醾鳌愤�載有尼僧多頌《首楞嚴(yán)》、《楞伽經(jīng)》、《勝鬘經(jīng)》，以尋求心法要旨。

　　《比丘尼傳》另載有當(dāng)時禪師授禪的情況。畺良耶舍是宋時著名禪師，《高僧傳》有傳。但他在比丘尼中授禪的情況，皎書則語焉未詳。《比丘尼傳》有關(guān)此禪師的記載，正可補(bǔ)其不足。

　　卷二〈法辯尼傳〉載：法辯曾「從道林寺外國沙門畺良耶舍，諮稟禪觀，如法修行�！咕硭摹磿視熌醾鳌递d畺良耶舍還西去蜀地援禪，「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

　　《比丘尼傳》還列有諸傳乏載的禪師，如隱、審二法師，尼傳有多處載其行跡。如卷四〈僧述尼傳〉云僧述「從隱、審二法師，諮受秘觀，遍三昧門」。卷三〈僧蓋尼傳〉言其「受業(yè)于隱、審二禪師，禪師皆嘆其易悟」。卷三〈慧緒尼傳〉又載有玄暢禪師從蜀下荊授禪之事。此皆足補(bǔ)史傳之闕。

　　齊梁時禪師《高僧傳．習(xí)禪篇》未載，道宣之《續(xù)僧傳》也列之甚少，《比丘尼傳》所記其時授禪情況，為中土禪學(xué)史研究提供了信而有征的資料。

　　第三、提供了六朝時寺廟情況的新材料

　　兩晉和宋、齊、梁、陳的寺院如雨后春筍，據(jù)唐法琳《辯正論》和道世《法苑珠林》載，西晉兩京有寺一百八十所，東晉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宋有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齊有寺二千零十五所，梁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對于如此龐大的寺院群，若想知其詳、究其極是相當(dāng)困難的。

　　梁曇宗《京師塔寺記》、慧皎《高僧傳》、唐許嵩《建康實(shí)錄》，都有這方面的記載，但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侗惹鹉醾鳌烦霈F(xiàn)了大量的寺廟記載，許多寺廟冥然未見于諸傳之中，尤其關(guān)于尼寺源流的交待，更在中國寺院考辨中具有突出的價值。

　　《比丘尼傳》記載了二十五座新建尼寺，對其建寺的時間、人物、規(guī)模乃至名稱原委等均有程度不同的交待，其中晉七座、宋五座、齊十座、梁三座。

　　晉七尼寺分別是：號稱中國尼寺之祖的凈檢等二十四人共立之竹林寺、安令首尼所建的建賢寺、司空何充為康明感所建的建福寺、晉穆帝何皇后為曇備所建的北永安寺(又稱何后寺，乃晉世著名尼寺) 、晉康帝褚皇后為僧基尼所建的延興寺、晉明帝為道容尼所立的新林寺、大傅司馬道子為妙音尼所立的簡靜寺。其中建福寺、北永安寺等是影響較大、持續(xù)時間較長的著名尼寺。

　　在宋世的六個新建尼寺中，有景福寺、南永安寺、菩提寺、青園寺、竹園寺、禪林寺等，其中景福寺，曇宗《京師塔寺記》有載，但極為簡略�！侗惹鹉醾鳌穭t將所建時間、地址、源由、人物以及百年左右此寺中尼僧活動情況詳加記載。宋著名尼僧慧果、法辯，齊凈虔、僧猛均居于此寺，開庭講法，篤念修行，社會名流也常出入此寺，蔚為一時之盛事。

　　青園寺也是南朝名寺，宋后廢帝和大臣常親臨此寺，曇宗《京師塔寺記》謂此寺為王景深為業(yè)首尼所建；《比丘尼傳》則更相擴(kuò)展，謂：「元嘉三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日青園。齊肅徒眾，甚有風(fēng)規(guī)。潘貴妃嘆曰：『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為首更廣寺西，創(chuàng)立佛殿。復(fù)拓寺北，造立僧房。賑給所須，寺業(yè)興顯，眾二百人，法事不絕。」這段敘述遠(yuǎn)較曇宗所記為詳，成了后世了解這所著名尼寺的重要材料來源。

　　齊時，尼傳共錄新建尼寺有：眾造寺、齊明寺、東青園寺、西青園寺、法音寺、福田寺、集善寺、王國寺、齊興寺、竹園寺等十所。至梁時，又共記新建尼寺有閑居寺、頂山寺兩座。這些尼寺的記載也頗具史料價值，為后世研治六朝寺院及其沿革洞開了一條途徑。

　　如青園寺又有東西二寺之分，二者孰先孰后?又何以分為二寺?前人對此多付闕如，而觀乎〈法全尼傳〉則曉然覺悟。其文云：「寺(青園寺)既廣大，閱理為難。泰始三年，眾議欲分為二寺。時寶嬰尼求于東面起立禪房，更構(gòu)靈塔，于是始分為東青園寺。」

　　這段記載雖字?jǐn)?shù)不多，卻將「分為二寺」的理由、時間、人物一一交待出來，同時，它又與〈業(yè)首尼傳〉中有關(guān)青園寺的記載有互見之妙，對探究青園寺的沿革極具史料價值。

　　《比丘尼傳》中，對諸尼寺的雕刻造像等有所記載，它是研究中國佛教藝術(shù)史的有用材料。茲舉一例以明之。卷二〈道瑗尼傳〉載：

　　「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處處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軀，帳座宛具；瓦官寺彌勒行像一軀，寶蓋瓔珞；南建興寺金像二軀，雜事幡蓋；于建福寺造臥像并堂，又制晉賢行像。供養(yǎng)之具，靡不精麗。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無量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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