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悲愴四次法難

　　超波
　　閩南佛學

　　前言

　　佛教自東漢傳人中國，上至皇帝、皇后、臣子，下至百姓，全國上下，如醉如狂的崇佛，出現(xiàn)“街東街西講佛經(jīng)”的熱潮，影響到社會各個階層。尤其，佛學作為“魏晉南北朝文化”時期最主流的哲學思想，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都遠非宋明理學，西漢經(jīng)學所能比擬的。入宋以后，佛教與儒教融會，被當作生活的精神食糧，為人民所接受，佛教已不再作為外來的宗教，而滲透到中國人民的血肉中。佛教不僅找到它的立腳之地，而且還在中國的土壤上，經(jīng)歷了試探、適應、發(fā)展、改革、滲透、許許多多的歷程，最終產(chǎn)生了自己的獨特結(jié)構(gòu)，形成廠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體系，呈現(xiàn)出可謂中國的氣象和特質(zhì)，從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和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內(nèi)容。在其發(fā)展變化過程中，一方面，印度發(fā)展著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斷傳人，給予了它持續(xù)的影響；另一方面，已形成的中國佛學思想也逐步成熟，構(gòu)成廠如天臺、華嚴、凈土、禪宗等各種體系。因此，所謂中國佛教，它既不同于，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也不是印度思想的全盤移植，而是吸收了印度學說所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種新文化。
　　佛教，是宇宙人生的最高真諦，它是“亙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存”的偉大真理。然而，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卻沉浮不定，經(jīng)受丁種種劫難，如一位自發(fā)蒼蒼的老人，飽經(jīng)風霜，歷盡風險。在佛教傳人中國—二千余年的歷史中，受到空前絕后打擊的，莫過于“三武一宗”(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后周世宗)的教難了。

　　一、法難簡析

　　“三武一宗”法難給當時的中國佛教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給當時的社會發(fā)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今天雖已成為歷史，但對于我們佛教求生存求發(fā)展的今天，這是我們每個佛教徒不可不明了的問題。那么，當時的佛教為何會遭受如此的厄運?每次都有它的社會背景，主觀和客觀的因素。下面就以本人的—點心得大略的給予分析。

　　l、北魏太武帝滅法

　　據(jù)歷史記載，北魏太武帝本來對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請高德沙門，共贊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節(jié)，當釋尊像經(jīng)過時，還親自登上城樓觀看慶祝活動，并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后來，他聽信司徒崔浩的諂諫，逐漸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
　　公元445年，杏城蓋吳叛反而長安騷亂，太武帝親自率兵去鎮(zhèn)壓蓋吳。到達長安，在—寺中，見有沙門于寺中種麥牧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為之大怒，認為沙門與蓋吳通謀造反。又于寺中查出釀酒器具及大量財物，并發(fā)現(xiàn)寺內(nèi)還有洞窟藏匿婦女，太武帝被這些長安寺院沙門的不如法行為所激怒，崔浩從行，極力勸帝滅佛。于是，太武帝采納崔浩絕滅佛教的建議，斷然下詔廢佛，殺戮沙門，焚毀佛像經(jīng)卷，并命令全國各地廢佛。
　　緊接著，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門通告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jīng)籍,坑殺沙門。執(zhí)政的太子晃，雖然再三反對刑戮沙門和焚毀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卻以佛教為虛妄，斥佛教為“西戎虛誕，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張。其憎惡佛教說：“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在北魏全境實行激烈的廢佛運動，其廢佛情況，據(jù)《高僧傳》卷十《曇始傳》載：“以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tǒng)內(nèi)僧尼悉會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nèi)，無復沙門。”
　　繼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于道士寇謙之的煽動及崔浩的誣言，在光輝的中國佛教史上，劃上了第一條傷痕。
　　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法難呢?當然北魏太武帝滅佛并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采取這項重大措施，當然有其原因。其原因是：第一，佛教是外來宗教，是一種異國的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現(xiàn)象，它在中國的傳播發(fā)展，肯定會引起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沖突的矛盾。第二，佛教的發(fā)展，需要有巨大的經(jīng)濟力量作為后盾，寺院經(jīng)濟的過分發(fā)展，侵害了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滿。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統(tǒng)治階級要憑借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而且，當時尼大多數(shù)不直接從事生產(chǎn)。因此，出家僧尼數(shù)量太多，就會影響國家的稅收和勞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樣使國家經(jīng)濟力量受到影響。總之，佛教力量的過分膨脹給封建統(tǒng)治勢力帶來一定的不利因素。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間斗爭的激化也是太武帝滅佛的原因之一。當時道士寇謙之通過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傳道教，使太武帝逐漸信仰道教。440年，改國號為“太平真君”，就證明他接受了道教，后又至道壇受符篆，正式成為道教徒。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學而為太武帝所信任，其堅決反對佛教，因此，太武帝毀佛可說是佛道斗爭的結(jié)果，不過，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則是一些佛教僧侶的不法行為。這次滅佛，雖然因為太子晃的暗中庇護而減少了損失，但是這一行動卻給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極大影響，直接影響到后來的佛教發(fā)展。

　　2、北周武帝滅法

　　太武帝在毀佛后不久就被侍從宗愛等人所謀殺。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詔重興佛教，頓時給狂熱的佛教徒激起廠興佛運動。人們親眼目睹崔浩滿門抄斬，以及太武帝的暴斃，信服于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報應，而都有心驚膽顫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極一時。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難，是為佛教歷史上第二次法難。
　　北周武帝最初并不反對佛教，但為了滅齊，統(tǒng)一北方，建立業(yè)績，首先要富國強兵。于是采取“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的限佛政策。對于日趨奢華的佛教要進行整頓改革，加之還俗僧人衛(wèi)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張賓等的共伺策劃，終于導致滅佛活動。當時還俗沙門上書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說明治理國家并不在于佛教，恥佛教同“五胡”，責佛法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贊同。于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門，道士及百官以辨優(yōu)劣。至577年的10年中，周武帝先后七次主持三教辨論，其中當然以佛道二教之辨為主。
　　570年，沙門甄鸞呈《笑道論》痛揭道教偽虛，《笑道論》當場被武帝燒毀。另有道安上《二教論》貶斥道教，認為“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軌轍”。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為第一，認為“六經(jīng)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于世有宜，故須存立。”①卻憎惡僧人，說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而且認為佛教來自國外，不應敬奉。他說：“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僅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②認為理應廢棄夷狄之佛教。
　　577年，征討北齊時，武帝在此境內(nèi)推行滅佛令。以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為由，實行大規(guī)模廢佛活動，完全不顧及著名僧人慧遠，任道林等人的極力抗爭，于北周全境內(nèi)掃盡—切寺塔，焚毀經(jīng)籍佛像，勒令僧尼還俗為民。如此，使佛教一時銷聲匿跡。多數(shù)高僧或隱藏山林，或亡命北周，或混淆于俗人中，亦有還俗者。據(jù)《歷代三寶紀》卷十一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shù)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圣容，焚燒經(jīng)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這次滅佛，與北魏太武帝滅佛不同。第一，佛道二教并廢；第二，雖毀壞寺塔，焚燒經(jīng)典，但未殺沙門，而是強迫他們?yōu)槊�；第三，奉儒教為正統(tǒng)，認為建立統(tǒng)一大業(yè)必須以儒家宗法制度鞏固三綱五常為中心。如此，不僅為自己統(tǒng)治華夏提供根據(jù)，而且儒家學說也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這次毀佛是以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利益出發(fā)，而進行廢佛的。
　　北周武帝廢佛的時間雖然極短，但打擊尤為酷烈，給佛教界的思想、經(jīng)濟等方面，都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影響和損失。

　　3、會昌法難

　　從南北朝發(fā)展起來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貴族的尊重。他們很重視佛教對維護社會安定、穩(wěn)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唐朝佛教顯得比以往更繁榮。新的佛教教義不斷從印度傳來，更加豐富了原有宗教的內(nèi)涵。與此同時，中國佛教的各個宗派基本在此時形成。由于宗派的建立，使宗派信仰和宗教文化更進一步的滲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令這一外來宗教終于達到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休戚相關的程度。
　　唐中期以后，由于佛教寺院經(jīng)濟的高度發(fā)展，觸犯了世俗地主和貴族的利益，也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于是，產(chǎn)生了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三次法難——會昌廢佛。
　　這次廢佛，起因于道教排斥佛教。得到皇帝信賴的道士趙歸真煽動，唆使篤信道教的武帝廢佛。當然，廢佛的原因不僅僅發(fā)自道教方面，其主要理由還是由于僧團的腐敗，僧侶墮落，私度僧、偽僧、濫僧等的不如法行為，以及寺院擁有大量財產(chǎn)，從而造成國家經(jīng)濟上的困難所致。
　　據(jù)《舊唐書》卷十八載：武帝在廢佛敕里說：“……僧徒日廣，佛寺日增，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shù)……”。寺院經(jīng)濟雄厚，僧尼數(shù)量猛增，在當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對統(tǒng)治階級構(gòu)成了嚴重的威脅。武帝并且說：“壞法害人，無逾此道。”因此，在會昌五年，實行大規(guī)模滅法運動，在全國各地進行全面滅佛。結(jié)果，拆毀的千古悲愴四次法難在 109寺院有4600余所，沒收沃田數(shù)千萬頃，改奴婢為兩稅戶達15萬人。且將廢寺時所得來的銅像、鐘磬等，用來鑄錢、造農(nóng)具等。寺舍一律歸公，以往佛教興盛的繁榮景象被一掃而光。這是“三武一宗”中災禍最嚴重的一次厄難。
　　在唐代諸帝中，唐武宗僅僅是個政績平平的統(tǒng)治者。然而，他卻是唯一的、堅決排佛的封建君主。他從國家政治經(jīng)濟利益出發(fā)，尊道排佛。且推崇儒、道二教，對佛教外來文化采取敵視的態(tài)度。他采取了粗野、暴烈的措施來取締佛教，完全不顧及佛教的社會地位及其影響，大張旗鼓地對歷代以來的寺院及僧尼進行殘酷的摧毀。這種無知、愚昧的做法是唐武帝脫出常軌的行為，是病態(tài)的表現(xiàn)。造成這一事態(tài)的原因，除了偏激的認識和錯誤的估計外，同他個人素質(zhì)低劣也有關系。他不懂得佛教的社會基礎及佛教的教義有可以凈化社會的價值，簡單地付于強力手段。
　　武帝廢佛，毀寺殺僧，勒令還俗，做法兇殘，這是武帝錯誤的宗敎政策所造成的悲劇。滅佛一年后，武帝駕崩，宣帝即位,罪不容沫的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人，被一一殺戮，原因是煽惑武帝排毀釋教。其后，宣帝遂大興佛教。一時“斤斧之聲，不絕天下”，佛教又以新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于世。

　　4、后周世宗滅佛

　　五代時期，江南諸國的君王崇信佛教，并向佛教名僧問道，如吳越王錢弘俶便是很虔誠的信徒，他曾經(jīng)向天臺德韶，永明延壽等禪師問道。因吳越境內(nèi)未受戰(zhàn)亂之擾，故唐末五代，隨著文化逐漸向南轉(zhuǎn)移，佛教也受到南方諸國王的保護和支持，繼續(xù)廣泛而又穩(wěn)定地傳播，從而使以吳越為中心的佛教顯得十分繁榮。
　　然而，與此相反，北方佛教卻受到限制。由于北方諸國戰(zhàn)爭不停，造成賦役沉重，掠奪連年，既給佛教設施以嚴重破壞，也驅(qū)使更多的壯丁和人口流人僧侶中。如此，從國家急需兵源和財力上，佛教起了重大阻礙作用。所以，北方諸朝對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賞賜名僧和度僧人數(shù)的政策。到后周世宗時，對佛教則采取大規(guī)模壓縮和堅定限制的方針。
　　955年，后周世宗詔令禁止私度僧，不經(jīng)父母、沮父母同意的不準出家，嚴禁私自傳戒，由官方發(fā)給度牒者乃可剃度受戒，違者重罰。毀除沒有敕額的寺院3300座，所存寺院有2600多所，僧尼系藉者61200人，無藉者勒令還俗。他還禁止舍身、燒臂、燒指、燒身等各種毀壞身體的行為，并把廢掉的銅像鐘磬改鑄成錢幣，給廠佛教以沉重打擊。由于這種措施的實行，使得江北佛教再度衰微。
　　從周世宗廢佛的措施與結(jié)果看，與前三次廢佛有所不同。這次廢佛不是由于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對立、互相排斥爭論所致，主要是因為國家財政上的困難以及僧團的墮落而肅清教團，周世宗在位雖六年左右，但他是—個比較有作為的君主，整頓佛教的態(tài)度比以前幾次滅佛顯得比較明智。
　　從歷史全貌看，無淪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外來佛教發(fā)生怎樣的激烈爭執(zhí)，也不管以皇帝為代表的統(tǒng)治階級出于經(jīng)濟政治的需要，采取各種措施，對佛教給予禁止、限制、乃至打擊，都沒有阻止住佛教在全國境內(nèi)迅速廣泛的傳播，以及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入。相反，儒釋道的斗爭，且起到了促進三教的相互吸收與相互融合的作用。諸帝滅佛，并不反映整個統(tǒng)治集團的集體意識，暗中反對毀佛者大有人在。因此，雖然毀佛一時，給佛教以巨大的打擊，但不能長久，更沒有使佛教教團滅絕，反而起到了—些整頓、改革佛教的作用。在各種矛盾激烈的沖擊下，中國佛教取得了既有異于外來佛教，又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獨立地位，形成廠一種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每一次的廢佛活動，除了出于統(tǒng)治者的主觀原因之外，還存在其它客觀因素。前三次法難，幾乎都是因佛道二教互相攻擊、毀滂、排斥，為了自己的教派能取得君主的支持與弘揚，就提高自己的教義，而貶低異己之教，利用各種言詞乃至著書等手段來博得帝王的信賴。如此—來，君工若信仰道教則排佛，若崇佛則對道教進行貶斥，或二者俱廢。如唐武帝滅佛，就是由于唐武宗李氏王朝追李耳為始祖，加上他幻想長生的原因，欣賞道教的長生之術，而崇尚道教，因而偏信道士趙歸真的諂言，實行廢佛活動。又如北周武帝時，因道士衛(wèi)元嵩上書建議廢佛，僧人甄鸞又呈《笑道淪》以明道教之偽妄，在這種佛道二教爭執(zhí)不休的情況下，武帝獨尊儒術，毀滅佛道二教，結(jié)果二者俱傷。
　　其實，任何一種文化的產(chǎn)生既然能得以生存及其得到發(fā)展，都有它一定的社會性質(zhì)，歷史意義及其存在價值，應該互相包容、吸收、取長補短。眾所周知，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有它獨到的教義和理論，同樣，外來的佛教，更有其創(chuàng)見之處，經(jīng)過長期的發(fā)展，已滲進人民的生活中，豐富廠人民大眾的信仰，成為人們生活中的精神營養(yǎng)。尤其今天，物質(zhì)文明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群眾更需要尋找精神寄托，來充實他們的生活。那么，更需要佛教在這方面發(fā)揮它本身具有的作用。
　　佛教的傳播與弘揚是不分地理位置的，至于北周武帝視佛教同“五胡”，認為理應廢棄夷狄之法的佛教，只不過體現(xiàn)了他錯誤片面的認識。其實，應該持“天竺天地之中”、“圣教妙通，至道淵博”、“大教無私，互德弗偏”之態(tài)度。③
　　佛道二教不過是信仰上的差別，其目的都是勸人行善，無須論誰是誰非�！逗朊骷肪砥咧鞆V之《咨顧道士夷夏論》云：“崇空貴無，宗趣一也。”反對其蔑視外來的佛教，主張佛道二教是一致的。在佛道之間，反對重此抑彼的偏袒作法。又如，蕭子良批評孔稚珪尊道斥佛，分辯彼此．主張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gòu)是非，橫起謗議。”④強調(diào)在信仰上應互相尊重，毋須楊己長，貶他短而產(chǎn)生矛盾，互相攻擊，只會釀成歷史悲劇。

　　二、諸帝滅法，摧殘文化

　　四次滅法，無疑是一種歷史悲劇。對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帶來了很大的障礙。諸帝王滅法，可說是對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摧毀。
　　佛教自印度傳人中國以后，經(jīng)過艱辛而漫長的過程，形成了—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輝煌燦爛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對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哲學等都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和作用。
　　在文學方面，它對我國文學的發(fā)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數(shù)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jīng)典，其中一部分本身是典雅、瑰麗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詰經(jīng)》、《法華經(jīng)》、《楞嚴經(jīng)》特別為歷代文人所喜愛，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究。
　　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自居易、王安石、蘇軾等大文學家的詩歌創(chuàng)作，“三武一宗”諸帝王竟然把佛教文化毀于一旦，使佛教一落千丈，停滯不前。
　　在藝術方面，佛教對它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為燦爛的成果。例如：眾所周知的中國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隨著佛教的傳播，建塔造像的藝術亦隨之風行全國各地�，F(xiàn)在我國古代建筑保存下來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許多佛教建筑已成為我國各地的主要風景點。聞名中外的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是我國雕塑藝術的寶庫；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座像，是我國最大的石佛像。這些地方都成為世界著名的風景區(qū)及旅游觀光圣地，給祖國的錦繡山河增添了光輝。三武一宗諸帝王則采取粗暴、野蠻的行動，焚燒寺塔、經(jīng)像，其行為無疑是愚昧、無知的，是對中國藝術等文化的摧殘。
　　其次，諸帝王的廢佛行為，也是忽視佛教和僧尼對社會的影響與利益。從古至今，僧人對人類社會亦有卓著的貢獻。如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行法師，他測定了子午線，制定了《大衍歷》七篇，為后世歷法的編定作出了貢獻。唐中期的律宗名僧鑒真法師，六次東渡，最終成為日本律宗鼻祖。他同時還把中國的文化、藝術、醫(yī)藥、建筑等知識介紹給日本，為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播下了友誼的種子。還有唐初最杰出的佛教學者，翻澤家——玄奘法師、他西行求法，歷時十九年，回國后撰成千古名著《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為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及巾亞等地的歷史、地理和古代東西交通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有關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舉不勝舉。北周武帝則斥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這完全是一種慌言謬論，是—種主觀的臆測與論斷。
　　總之，中國佛教這一豐富絢麗多采的文化遺產(chǎn)，它在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歷史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然而，三武一宗諸帝王只看到佛教弊病的—面。這種以點蓋面的觀念，充分表現(xiàn)出他們目光的短淺，掩蓋了僧人講經(jīng)說法能凈化人心，勸人棄惡行善等積極利世的一面。唐士大大李師政曾說：“唯佛之為敬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這明確指出佛教是造福人類，利益眾生的。北魏太武帝卻斥佛教為“西戎虛誕，妄生妖孽”，聲稱“壞法害人，無逾此道”。周武帝認為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等言論，恰恰證明他們是見識淺陋知識貧乏而胡亂下的結(jié)論。三武—宗諸帝王廢佛的行為，顯然是粗暴的，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摧殘與毀滅。

　　三、浩劫滄桑，發(fā)人深省

　　從以上分析觀之，造成法難的原因，除了外在的社會條件，帝王的主觀意識，更主要的還是佛教內(nèi)在的因素。作為真正的佛教徒，要怎樣才能使佛教得到正常而穩(wěn)步的發(fā)展，令正法久住于世呢?

　　1、制度健全，團結(jié)一致

　　歷史上的四次法難，都因僧團內(nèi)部腐化而致，其中牽涉到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寺院管理制度不健全。俗語說：“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社會上的任何—個工廠、學校、公司乃至寺院等組織機構(gòu)，都各自訂有—套嚴格完善的規(guī)章制度和管理方案，以約束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使之依法辦事，行之有軌。我們出生于人類，不可能閉門不出，單獨生存。為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和自身生活的需要，必須過著一定人數(shù)的群居生活。群居一起，就避免不了矛11，閩南佛學院學報盾、斗爭的產(chǎn)生。那么，怎樣來制止和解決矛盾、斗爭的發(fā)生呢?離不開規(guī)章制度，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guī)”。否則，就是一盤散沙。尤其，我們寺院的僧尼來自五湖四海，更要有嚴格而且健全的寺院規(guī)章。禁止那些在社會上有過政治等錯誤和思想不健全，目的不明確者混入寺院出家，更要嚴禁濫收徒眾，隨便剃度等不良現(xiàn)象。特別對已出家的僧尼，應嚴格管理；對行為不軌，不信因果，不守清規(guī)戒律者，應采取懲罰與遷單等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講所謂的“慈悲”，為了提高僧尼的素質(zhì)，處理要果斷、干脆，絕不能拖泥帶水。若濫行慈悲，歸根結(jié)底，對佛教團體、寺院沒有益處，對其本人亦有害無益，而且還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有佛教，有僧伽，就有制度。誠然，教制必須顧全到古代的佛制，演變中的祖制以適合現(xiàn)實情況進行修正而建立。在佛教長期發(fā)展的階段，僧伽的混濫、穢雜、毎與佛教的擴展成正比。南北朝的佛教，北魏文帝復興以后的佛教，莫不如此。目睹當今佛教，建立健全的寺規(guī)，已是當務之急。
　　當然，規(guī)章制度，不僅是寫于紙上掛在墻上的死教條，更重要的還是在于人去執(zhí)行、落實，方能發(fā)揮它的力量和作用。在寺院掌握“利劍”的執(zhí)事們，應在其位、謀其政。對于貌合神離，搞歪門邪道的所謂的“僧人”,就不妨鐵面無私，依法不依人，消滅害群之馬。佛陀在世度眾生的方法亦有攝有伏，現(xiàn)在履行佛陀責任的執(zhí)事們，為了整個佛教未來的命運，為了不重蹈“三武一宗”的悲劇，又為何不現(xiàn)—現(xiàn)“怒目金剛”像呢?
　　同時，要使佛教久住于世，還應發(fā)揚百丈懷海“一日不作，—日不食”的美德。作為一個身心健全的出家人，應從事各種勞動，自食其力，以免給社會帶來負擔。百丈懷海曾說：“天地日月，日日作業(yè)不息，天地之間的萬物，也應日日作業(yè)，自強不息，故一日不作，—日不食。”自食其力，既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也能經(jīng)得起歷史潮流的考驗。
　　別立禪院的禪僧，在唐代適應山林農(nóng)村環(huán)境，參照佛陀的僧制，配合著真參實悟的信心與精進，確平相當成功。唐武帝以經(jīng)濟上的理由，展開了滅佛運動。貼出告示曰：有一人不耕，便有人挨餓；有一女不織，便有人受凍。僧尼不耕不織，寺廟富麗和宮殿爭妍……。于是破壞4600余所寺院，260500余僧尼被迫還俗。在這大劫中，各宗派里只有禪宗得以幸存。其原因除了不須經(jīng)典佛像作為修行憑據(jù)外，主要是禪門僧人都親自勞作，自給自足，不需寄生于社會。因此，懷海這種農(nóng)禪并重的生活制度．已成為我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至今仍受到叢林的推崇。
　　寺院制度健全尤為重要，但僧眾團結(jié)更不可掉以輕心。古語云：“僧贊僧，佛法興。”僧團的和睦與否，決定了佛法的興衰。要成辦—件事業(yè)，單靠某—個人的力量是相當有限的。特別是僧尼們，應負起荷擔如來家業(yè)之重擔，將佛教發(fā)揚光大，這是我們佛子義不容辭的責任。那么，這就要靠眾人的共同努力，因為眾人的力量是無窮的。
　　佛教僧團向來提倡“六和敬”的生活制度。所謂“六和敬”就是“身和同住，口和無凈，意和同悅，見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能做到“六和”，大家就能互相尊敬，和睦相處，不會有毀謗、爭斗、咒罵、吵鬧乃至歐打等不良現(xiàn)象。如果人人能以“六和敬”精神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規(guī)范，那么僧團中就會充滿平靜、祥和的氣氛�！端姆致伞吩疲�“互相詈，互求長短，疾滅正法。”僧團的不和，將是佛教毀滅的征兆。發(fā)揚“六和”精神就是佛法住世的象征，佛教將因此而得到振興與發(fā)展。

　　2、嚴持凈戒、正法久住

　　持戒是每一個佛教徒的本份，若要令正法長住于世，就必須嚴持戒律。
　　所謂戒，是佛教徒行為的準繩。眾生易造惡，令心奔馳松散，戒可制身心不造惡，乃至逐漸斷除煩惱，讓身心得到安定。
　　歷代高僧大德，諸大菩薩，乃至三世諸佛，都以持戒為基礎而有成就，戒為定慧之本，離戒則定慧不可得。何以故?因戒生定，因定發(fā)慧，由慧破煩惱，如是成就菩提故�！哆z教經(jīng)》云：“因依此戒，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由此可知持戒的作用。
　　出家的最終目的，是要了脫生死。欲求解脫，必須以持戒作為基礎，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慈悲救世精神，作為生活的根本原則。出離三界火宅，持戒是關鍵�！�涅槃經(jīng)》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凈戒。”《華嚴經(jīng)》說：“戒為無上菩提本。”戒是邁向涅槃城的捷徑，是斷惡行善的標準，是成就空慧的基礎。戒為一切善法的源流，戒為人天的規(guī)范，戒能使你找到自己的歸宿。
　　持戒者，鬼神欽，人天敬，諸佛菩薩時時護持；犯戒者，鬼神怨，人天恨，諸佛菩薩日益遠離。何以故?不守戒與佛戒相乖違，即是遠離諸佛故。渚佛慈悲欲救之，可是欲救不能，徒有悲嘆，是人遠佛，非佛遠人也�！�四十二章經(jīng)》云：“佛言，佛子離吾數(shù)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
　　又《遺教經(jīng)》云：“汝等比丘，于我滅后，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能持戒，就等于佛陀常住于世。若不持戒，即使佛陀住世，亦是妄然，佛法仍會遭到破壞。佛教中，有戒律存在，則能令正法住世�！�律藏》云“毗尼久住，正法久住。”佛臨人滅前教導弟子：我滅度后，以戒為師。是故佛弟子，不得越戒犯戒，應嚴持凈戒。
　　分析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難”，幾乎都與僧人行為放蕩不羈，不守戒律，僧團腐敗，墮落等因素有關，而以此作導火線，激怒了統(tǒng)治者下詔廢佛�？梢娚畧F的不和、腐化等現(xiàn)象，必然會造成自我滅亡，正所謂玩火者必自焚。
　　既然造成災禍的原因主要是僧尼自己，那么收拾殘局亦當然要靠僧侶的努力。古訓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揚，要靠一大批有學識，有修持的僧人來承擔。我們這一輩應該精進修持，嚴持凈戒，拯救今天搖搖欲墜的佛教。我們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人人從自己做起，遵循寺規(guī)，嚴守戒律，如此佛教又何以遭難?無論是佛陀制戒，還是祖制清規(guī)，無非是為了調(diào)伏弟子們的身心，遠離過患，而訂下的種種條文規(guī)約，它們是僧團中的防腐劑。嚴格遵守戒律，僧團中的種種問題將會迎刃而解，就能轉(zhuǎn)穢土為凈上，轉(zhuǎn)煩惱為菩提，至成就無上佛果，如此又何愁佛法不能久住于世？

　　結(jié) 語

　　縱觀古今，佛教在中國歷史—仁已幾經(jīng)周折，大起大落，一幕幕的悲劇反復重演。詳察當今僧團，各種流弊無不存在，若不趕快懸崖勒馬，很難說不會再造成歷史重演。假如要利用政治手段來整頓僧團，實乃可嘆可悲，絕非僧尼所望。當然，一切事物都有它產(chǎn)生、發(fā)展、乃至衰亡的過程，這是緣起法，是不可逆轉(zhuǎn)的自然規(guī)律，否則，就違背了“無常”的偉大真理。然而，作為佛陀的弟子們，有責任而且有能力來延長佛教的命運。
　　既為佛子，當行佛事。紹隆三寶，續(xù)佛慧命，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圣使命。在我國風土人情所允許的條件下，應嚴格遵守戒律，發(fā)揚“寧愿守戒而死，不愿破戒而生”的犧牲精神，令正法久住，永不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