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韓愈

　　論韓愈

　　自佛教來東震旦土，韓愈之前，儒流起為排斥者，寥寥無聞，而論諍傾軋者，皆出于習(xí)黃老學(xué)及謬托道流之黃巾米賊。崔浩、傅奕雖史官，其先皆黃巾，故蠱惑帝主以滅佛，不在興儒教而在興道教，儒者則往往調(diào)和其間，雍容評訂，多右佛而絀道，觀弘明集、廣弘明集所載者，詳矣。韓愈獨樹幟辟佛、老，自比孟軻拒楊、墨，謬種傳流，抑若一辟佛即足以為大儒，儒之辟佛者乃競起。然韓愈多言無行，訐悖而不能自信信人，當(dāng)其生蓋少有悅從者。舊唐史譏愈恃才肆意，有盭孔孟之旨，譏戲不近人情，文章甚紕繆。其友柳宗元，深非愈斥浮圖，謂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退之所罪者其跡也，非所謂去名而求實者矣。又若張籍，其為辭辟老，雖與愈同，然于愈之言行多不足，數(shù)數(shù)貽書規(guī)其過。嘗曰：“比則執(zhí)事多尚駁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甚有累于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zhí)事為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愿執(zhí)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愈雖與籍友善，卒自文而拒其諫。晚年立朝廷，名譽已高，陷溺彌甚，一無所建白，唯以文、酒、博塞、酬應(yīng)、媚流俗──見龍子非韓論──。老彌淫毒，服丹砂、雄雞以健陽道，卒之以死！觀此、可見愈嗜好下劣，言行乖僻矣！抑愈尤無操守，以諫迎佛骨被貶潮州，遽惴惴恐道死，乞靈湘江女鬼，兄事毛仙翁求其術(shù)，上尊號，請封禪，媚上�；貜�(fù)官──皆見愈文集──。大顛師斥其辟佛為舜犬妾婦之行，氣結(jié)無以難──黃魯直曰：“退之見大顛后，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為之沮”──。既服其道，復(fù)答書孟簡作自文計曰：“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與之交游，非為求福”。夫信佛豈專以求福者，用此自解，適見其不知佛而辟佛，為舜犬妾婦之行耳！愈尤躁妄于進，試禮部時，遍上朝宰書，詞卑顏厚極矣！張子韶曰：“退之累數(shù)千言，求官于宰相；至第二書乃復(fù)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其大聲而疾呼矣，何略不知恥”！余謂愈雖善屬文，亦淳于髡之流，至局脊儒言而不能守，行節(jié)虧缺，則猶下矣！逮歐陽修力推崇愈所為文，后世儒者遂沿習(xí)尊奉之。然宋明來，非愈者亦多，殆掊擊無復(fù)完膚；第俗儒少讀書，故為所惑耳。西蜀龍子有非韓百篇，明教嵩師有非韓三十篇──二書皆折以儒者所宗經(jīng)義者，不獨斥其理論乖謬，辭句間亦多糾正。誦韓文者，不可不兼讀此二書──。蘇軾亦有非原性等篇，且曰：“退之與圣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王安石亦譏之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圣人、時也，執(zhí)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二程、朱、陸，亦往往不足愈之言行。而陽明傳習(xí)錄，則曰：“退之、文人之雄耳，以語圣人之道則遠(yuǎn)矣”！至若張商英、劉謐輩，著書非其說者尤伙，吾宜乎可以無言矣！雖然、彼皆泛取愈之言行論之者，吾書之旨，凡不關(guān)及乎佛教者，概置不辨，獨取其語涉佛教之文，條分篇章，據(jù)理深斥焉耳。

　　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駁曰：張藉勉韓愈作一書，若揚子云法言者，以存圣人之道，而排斥佛老之說。愈始則謝以二氏為天子公卿輔相所宗事，畏而不敢遂成為書，繼又大言自壯曰：“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昔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玆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玆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后，必有在矣。吾子何遽戚戚于吾所為哉”？交蘆子曰：愈之言如是，而晚年既顯貴，縱未能行其道，亦應(yīng)為其書矣。而傳者謂其晚年益頹唐，一無所見樹于朝廷，吾嘗疑之！讀原道而后知愈不唯未嘗知佛、老，仰未嘗知儒！其立論前后相剌謬，亦矜氣求勝人而務(wù)顯才名，聳動觀聽，冀略取高官厚祿耳！宜其年長位隆，益靡然也！就此章觀之，初之四句，可暫許為一家別義；曰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則謬極矣！不第與宙合內(nèi)人之言道德仁義者大相左，而愈之一篇中自為抵牾者尤甚也。夫道德既唯虛位，則題曰原道者，亦豈即原此虛位乎？有為韓愈圓其說者曰：韓愈意謂仁指博愛，義指行宜，仁與義之名有所定指，故仁與義為定名；若夫道，則仁義所由而之焉者耳，若夫德，則仁義所充而足乎己者耳，故道與德為虛位。交蘆子曰：信然，則道指由致所至，德指充足乎己，道與德何嘗無定指乎？何嘗非定名乎？果如其說，益見雖有仁義，非道則終不能由致而至，非德則終不能充足夫己；非道德則人自人，仁義自仁義，人與仁義兩不相關(guān)；仁義縱實，既與人不相關(guān)，以人言之，則雖謂仁義為虛無可也。此正顯人之所必有者在道德，人唯實有道德，乃能由焉至焉而充仁義足乎己。夫然，是仁義待道德而后實，非道德離仁義則為虛也。

　　請更為譬說以喻之：人譬之舟，仁義譬之舟之行，而道德則譬水之負(fù)舟而成行也。舟離水則不能行，故非水則以舟言舟，固與行動絕不能相附，而水之為水，雖無一舟行于其中，卒自若也！抑猶有進焉者，舟者水行之器，離水則不能行，即不得謂之舟；舟在水未有不能行者，亦未有必須常行、必能常行者，雖有時不行，行動之本能固依然在，而不失其為舟。人離道德，即不得謂之人；人果體合道德，未有不能行仁義者，亦未有必須行仁義、必能行仁義者，雖有時不行仁義，行仁義之本能固依然在，而不失其為人。故以人言人，實莫實乎道德，不可須臾離焉，而仁義則可有可無者也。此適以明仁義是道德之人所現(xiàn)起之分理，非若道德而實有所指者耳。曾何足為韓愈圓其說乎？雖然、韓愈之證明道德是虛位者，固在道有君子與小人，而德有兇有吉二句。彼意謂道德猶君位，堯舜可居，桀紂亦可居；堯舜居之則隨之而君子，隨之而吉，桀紂居之，則隨之而小人，隨之而兇；故道德為虛位。而實之者，則在處君位者之事行，堯舜之事行，仁義也，桀紂之事行，暴戾也，仁義與暴戾拒非若道德之能兼容，故仁義為定名。殊不知道德仁義之義界非一，引據(jù)一古義以為立，亦即可引據(jù)一古義以為破。此不必遠(yuǎn)征也！博愛為仁，行而宜之為義，是韓愈所自立者也。煦煦為仁，孑孑為義，是韓愈指老子之所見者也。然則道或君子、或小人，德或吉、或兇，故道德為虛位者，今仁或博愛、或煦煦，義或行而宜之、或孑孑，何獨非虛位乎？若曰：煦煦、孑孑，實非仁義，故仁義為定名，則獨不可曰小人與兇實非道德，故道德為定名乎？抑道若必兼小人者，何以書稱殷受不道；德若必兼兇者，何以傳稱孤唯不德，罹茲鞠兇。且既決以道或君子、或小人，德或吉、或兇，而仁義唯是君子道之吉德，則益顯道德為大，仁義為小，道德必賅仁義，仁義不足以盡道德耳。且既決以小人與兇亦為道德，得道德之半，何足以見合仁與義言之，必為天下之公言？去仁與義言之，必為一人之私言乎？前后矛盾自陷，吾有以見愈之進退失據(jù)耳!

　　吾請為老子反其說以見趣曰：韓愈之虛道德，非毀之也，其見者虛也！掩目而觀世間曰：世間虛無物者，非世間虛無物也；彼以由是而之焉為道，足乎己無待于外為德，其虛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仁義不足以盡之者也，天下之公言也！韓愈之所謂道德云者，局脊乎仁義者也，一人之私言也！雖使奉韓愈為祖師者觀之，固亦不能為韓愈爭勝也！蓋此類皆模棱兩可之言耳。且老子亦自有道德仁義之義界，細(xì)讀老子自知，初未嘗曰煦煦為仁，孑孑為義也。亦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道德而后仁義者，亦猶云失王而后霸也。霸雖未王，固必以尊王而后謂之霸；老子何嘗曰必去仁與義，乃為道德乎？韓愈亦憑己之憶想而誣老子所言仁義道德，如彼之所云耳！最可嗤者，楊誠齋為韓愈救其謬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然則獨不可曰仁義之實雖非虛，而仁義之位則虛乎？唯楊龜山謂：“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斯則差能舉道德與仁義之分者！然欲就道德仁義之涵義，決擇眾家之說而綽約其言，蓋非短論可斟酌飽滿而無滲漏，故吾今但破韓愈之謬，而未嘗自立道德仁義之理，此讀文者所當(dāng)知，而不得執(zhí)吾言以難也。然韓愈之說，已椎為齏粉，雖累千萬喙，亦不能為之辨護矣！陋哉韓愈！何足以原道�。ㄒ姾？�二卷五期）

　�。ǜ阶ⅲ┰�作“非韓愈”，今依文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