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運動與抗戰(zhàn)建國

　　新佛教運動與抗戰(zhàn)建國

　　巨贊

　　抗戰(zhàn)差不多四年,成千成萬個頭顱所換宋的代價,我以為比增高國際地位等等更寶貴,更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增進。有了民族自信心,才有中心文化;有了中心文化,政治才會上軌道;政治上了軌道,抗戰(zhàn)建國的大業(yè)才能完成。那末新佛教運動上又有什么關(guān)系?不妨先從增強民族自信心說起。

　　菲希德(J.G·fichte)說:忠愛祖國為全民族爭自由是一種神圣的宗教生活,民族不是建筑在經(jīng)濟的或政治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道德與宗教的基礎上。這在賀自昭先生所謂學術(shù)空氣淺薄忘本的目前或者會有人眨眨眼冷笑地報以一嗤,但是我們替菲希德先生找得出很多證據(jù)。

　　研究英國史的學者告訴我們,克倫威爾(OliverCromwell)所貢獻于英國的,不是1628年到1658年的共和政府,而是在這個政府下面所采行的保護清教徒(Puritan)的政策�？耸献孕攀巧系勖�他領(lǐng)導英吉利民族,跑上新時代的“先知”,把英吉利民族當成世界上最優(yōu)美的民族,乃是他的責任�！妒ソ�(jīng)》是他的法律,圣詩和圣史是他的精神基礎,在他的眼中,只有英國才算是真正新教的國家,她負著神的使命,應把新教宣傳于世界,所以不惜任何犧牲,征服了反對新教的愛爾蘭和西班牙,給英吉利民族以深刻而恒久的影響。

　　威爾哈昂(Wildhagen)說英吉利民族的優(yōu)越性是堅強、精勤、自治、團結(jié)和重紀律,都是清教之所養(yǎng)成,也就是英人用以統(tǒng)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人口的精神工具,所以英國人總以為英國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了這寶貴的民族自信心,誰也不能否認——尤其在希特勒不取跨海西征的最近——她還不會像法人希佛菲(Siegfried)所推論期望的崩潰就在眼前。

　　日本地小人少,本身沒有文化,其能躋于強國之列,又居然膽敢侵略我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中華民族,事實告訴我們不是偶然的。戴季陶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為引起革命的原因(明治維新)。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內(nèi)成功,則完全是歷史所養(yǎng)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xiàn),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所以日本人往往喜歡把“日本化”,“大和魂”幾個字,放在腦筋里。蔣百里也說:“日本人以為另有歐洲人所沒有的內(nèi)在精神,所設大和魂這個東西。據(jù)我看來,Yjtz論美學,嘗說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諦,而這剎那間的異常境界,是從佛教禪宗里所謂悟、所謂空而來的�！边@種大和魂寄托在武士身上,就是所謂武士道,在日本歷史上,武士道精神之表現(xiàn)得最光榮的要算鎮(zhèn)倉武土抵抗元世祖的跨海東征,而實養(yǎng)戍于當時的“武家禪”,這在《興禪護國論》等書中又敘述得非常詳細,不能抹煞。其后一山一寧禪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東渡諭降,又引起了“公家禪”的繼起,規(guī)定武家禪法的三議一統(tǒng),也是根據(jù)了禪宗的百丈清規(guī)做的,日本的能夠立國,能夠強盛,可以說是完全出于政治情感與宗教思想的結(jié)合。菲希德的格言,我們還能忽視嗎?

　　佛教慈悲平等的宗旨,犧牲向上的行為,和儒家的忠恕之道深相吻合,且流傳至今而又深入民間。中華民族的所以能夠?qū)移蛯移?巋然獨存,佛教的確也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我們只看明末清初那些忠臣義士如金堡、趙明揚、錢邦芑、方以智、熊開元、朱若極……等,為什么失敗之后,一個個都削發(fā)出家,不事新朝,就可想見。那末誰又能夠否認這次神圣抗戰(zhàn)的內(nèi)在原因,何嘗沒有佛教的動力呢?

　　目前,固然佛教的哲學思想已被后起的宗教形式所掩,在民間和許地山所謂僥幸心與氣數(shù)思想的迷信結(jié)著不解緣,在佛教界內(nèi)也都是些宿命論者與“信仰上胡亂崇拜”者。這對于民族性當然沒有好處,新佛教運動正想針對著這一個流弊,提出佛教“徹底做人”的信條而與以糾正。因為在“徹底做人”的信條下面,信佛的人,無論在精神方面,物質(zhì)方面,只有依著真理的準繩,范圍自己,有一分茍且假借的企圖,有一樁不可以告人的曖昧,都不能算是佛的弟子。所以真正的佛教徒,氣象是軒昂磊落的,態(tài)度是坦白慈祥的,言論足明敏深刻的。他們不求依傍,不計利害,生活在天機活潑的真理之海里,滿面孔足赤熱的真情,“但行好事,不問前程”,自然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徹底破除迷信的實行者。我們?nèi)绻�再拿《高僧傳》、�?a href="/wenda/jushi/"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居士傳》翻一翻,古往今來有幾個佛教大德不是頂天立地的硬漢?王安石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英雄,孟子以后乃皆投入佛門�！毙路鸾踢\動與中華民族性的關(guān)系,或者也可以從他這一段話想象而得。

　　在未談中心文化以前,我先要問什么是文化的中心?也就是問文化從什么地方產(chǎn)生的?現(xiàn)在有許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文化足物質(zhì)的反映。我的回答是“唯唯否否�！奔俣ㄎ幕�真不過是物質(zhì)的反映的話,那我們很不配宋討論文化問題,因為有物質(zhì)在負責。但是物質(zhì)本身并沒有要我們這樣那樣做,要我們這樣那樣做的是人,人不就是經(jīng)濟,不光是機械式的細胞,神經(jīng)也是活生生的,整個的。有了人,才能所謂社會國家,文化武化(不妨這么說吧),所以文化的中心是人,人才是文化的中心。

　　人既然是文化的中心,討論一般文化問題,當然要以人為出發(fā),先決條件是:什么足人?怎樣做人?打開一部文化史,可以數(shù)得出歷史上的許多問題、爭端,大都起于人的解釋與做人的方式之不同�！�—當然有的時候,尤其是混亂的時候,在表面上并不顯明。一一儒家是專門討論這兩個問題的,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都一致承認儒家足人為主義者,注重倫理道德的實踐。佛教呢?也是從人生出發(fā),釋迦牟尼的舍位出家,完全為的是想解除人生的苦痛而進求自在解脫,所以他的宇宙論也是拿人生問題做中心的。什么業(yè)感緣起,什么諸行無常和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論語》的逝者如斯,都可以溝通得起。佛教在中國流傳到一兩千年,始終與儒家并道而馳,照這樣看來,與其說是“極合中國人的嗜好”,還不如說因為與孔孟哲學基礎點相同之故。那末根據(jù)了人為文化中心的原則,儒佛兩家的思想,或者可以算中心文化的核心了吧?

　　在西洋,粗樸的原子論者如泰勒士(Thales)、赫拉克里特(Heractius)、德漠克里特(Domocritus)等開了哲學之端,繼起的才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他們的哲學思想,恰巧也是從自然轉(zhuǎn)向到人生,所以經(jīng)得住二千多年的推敲,而還有其不可磨滅的地方。

　　誠然,極端注重了怎樣做人,會忘掉和自然界奮斗而使社會進化停頓,但并不是不可以補救。不過據(jù)秋澤修二(《西洋哲學史》、《東方哲學史》的日本作者)的信口開河,任意抹煞,只是暴露了像他那樣投降法西斯軍閥之無人性,根本夠不上談補救。要談補救,需要對于中心文化先有認識。新佛教運動或者在此也可以少盡一點綿力。

　　要使政治上軌道,黃旭初先生的干部政策是非常正確的�？鬃诱f:“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痹鴩�藩說:“中興在于得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彼�以又有人說“干部決定一切,先決條件則是怎樣決定干部。”

　　怎樣決定干部呢?以內(nèi)心的改造為唯一途徑。否則法令機關(guān),都可以變成作奸犯科的工具,政府真也不過是舞臺而已。其實此次國難的近因,固然是日本軍閥的罪惡,講到遠因,則國人道德之墮落實有以招致之。二三十年來,新的淺薄無聊,舊的烏煙瘴氣,整個民族道德,落地無余,直到現(xiàn)在社會的那一面還只看到自私自利的伸張。國父的主張精神教育,總裁的提倡精神總動員確是玉律金科,對癥良藥。

　　但是要精神振作,不是靠幾篇宣言、幾句口號可以收效的。豐子愷說:“世間相逢不知老的人畢竟太多,因此這些話(佛教人生無常的話)都成了空話�，F(xiàn)在宗教的衰頹,其原因大概在此。現(xiàn)在缺乏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行為,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边@話很對,所以新佛教運動對于改造道德,使干部健全,政治上軌道,也有其實際的作用,至于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那是為大眾著想,我們也不否認。

　　照上面講起來,新佛教運動對于增強民族自信心,對于中心文化,對于決定干部使政治上軌道,則有其不能漠視的作用,可以說毫無問題,問題足在于怎樣使新佛教運動堅強起來。講到這,真叫我有點茫然!佛教界內(nèi)積弊重重,一部分人則不以為非,還不想積極改進。干部的決定,惟待僧青年們自家的奮斗,而事實上是非常艱苦的。但不如此,又何必要佛教!僧青年們!堅強起來,向著抗戰(zhàn)建國的大道邁進!

　　(原載《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