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巨贊

　　從佛教的破除迷信說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2〕,他的“道統(tǒng)”,從此再傳即絕。原因據(jù)說是中國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稱薄弱;孔子的確也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條。但是自從“夢見金人”、“白馬馱經(jīng)”以來。到現(xiàn)在1872年(公元68——1940年),佛教非但控制著中國大部分民間思想〔2〕,柳翼謀先生還說:“佛學發(fā)天人之秘,拯盜殺之迷,吾國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學以為范”〔3〕。為什么?約翰根室(JohnGunther)說:“佛教不承認任何神為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種行為的模范,一種合理主義的體驗,……所以極迎合中國人的嗜好”〔4〕。此外還有人說:“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觀。非宇宙論,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統(tǒng),為各宗各教之最高峰;其在哲學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國共同承認為現(xiàn)代最精密的理論派。釋迦牟尼的地位,實超越于達爾文,利特雷諸人之上”〔5〕。那末佛教決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產(chǎn)物,佛教徒當然更不是傳習巫術(shù)(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師。

　　釋迦牟尼成佛之前,整個印度,籠罩在婆羅門神話的氛圍之下。社會上嚴格地分成四個貴賤貧富懸殊的階級,奉行著繁文褥節(jié)的祀神儀式,口里還喃喃地背誦收集在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里的各種咒語,祈求平安、長生,和賭博時的幸運,或希圖藉以驅(qū)除野獸,疾病,仇敵與魔鬼。佛則大聲疾呼,一掃而空,非但不準來自各個階級,而融融泄泄如父子兄弟的門徒祀神,并且連占卜星相運氣煉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徹底破除迷信的、革命的。《景德傳燈錄》上告說我們,唐代的禪宗寺院里,有許多簡直沒有大殿,不塑佛像。而當時那些繼往開來的“祖師”,如馬祖、百丈、黃蘗、靈佑,則大都采取生活自給的辦法,參禪不忘種田。這和1239年佛羅倫斯的San Donato Frael Torri寺院,從事機織以自給的辦法有點仿佛〔6〕。就社會經(jīng)濟條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場上研究起來,當然是值得稱譽為“合理”的,雖然錫蘭緬甸的僧徒,至今還固執(zhí)地以實行沿門托缽的原始佛教制度為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韓愈以后,像歐陽修、王船山之流,時刻詆毀著和尚們的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寺廟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違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構(gòu)成現(xiàn)在叢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廟家庭化的畸形狀態(tài)。所謂最精密的理論,自宋以來,就逐漸被那些多閑的長老們菲薄著,目為義學空談。大部分和尚,本來是為著生活出家,更用不著佛理。整個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癡海的無知濁浪之中,跟著來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發(fā)他所毀棄過的祀神儀式和咒語,同時還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論取中道而代之,也還可以勉強名之曰清談或空談,縱然并不是學理;定數(shù)論、定命論則暗地里戕害著廣大群眾奮發(fā)有為的心靈,敵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淪陷區(qū)內(nèi)的同胞。此豈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會人士,對于佛教與佛教徒的譏誚攻難?這之間,便有新佛教運動發(fā)生。

　　以前種種

　　新佛教運動的發(fā)端,應該推溯到同治五年楊仁山先生在南京創(chuàng)辦的金陵刻經(jīng)處。有了他,我們才能看見號稱基本佛學,而“道喪千載”的相宗典籍,元明以來非科學的佛學研究方法,為之一變。其后仁老就刻經(jīng)處設(shè)立只桓精舍,想借以培植一批新的干部,能夠直接從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歷來翻譯的同異,以資雕印方冊全藏。曼殊大師也是教師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頓。金陵同仁,一方面還是募款刻經(jīng),一方面則另辦佛學研究會,從事于法相唯識的鉆研,主其事者為宜黃歐陽竟無先生。據(jù)歐陽先生的口述,那時他們生活環(huán)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動手燒飯,參考書籍的供應又不夠;一寧不明,窮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維新志士,沒有文法、字典作參考,埋頭學習荷蘭文、英文的艱苦作風。

　　又據(jù)傳說:端午橋于兩江總督任內(nèi),因只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創(chuàng)辦僧立師范學堂,諦閑、月霞兩法師相繼主持其事。革命軍興,午橋被害川中,僧立師范學堂校舍全毀,當時的一切組織教育情形,也因之泯滅無存,可以說是新佛教運動的第一場損失。和僧立師范學堂同時,湖南新學之風正盛,廟產(chǎn)興學的風潮,逼得長沙的和尚也辦了一個僧學校。那完全出于臨時抑制的心理,事過境遷,自然偃旗息鼓,經(jīng)過情形,也很難考索。據(jù)說為長沙和尚獻此抵制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曉,民國以來頗有師其成法,與社會周旋者,這是新佛教運動當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經(jīng)處、只桓精舍、佛學研究會的開發(fā),民國元年才有佛教會的組織,發(fā)起人蒯若木,孫少候,李證剛,歐陽竟無等,都是楊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們想使政教分立,徹底改組佛教的陣容,所以對國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時,國父是臨時大總統(tǒng),對此很為贊成,有函復佛教會云:

　　敬復者頃奉公函,暨佛教會大綱及其余二件,均悉。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法,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暨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贊嘆。近時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仆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貴會大綱,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條件亦一律附發(fā)。復問道安。孫文謹肅。

　　這新佛教運動史料中的瑰寶,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內(nèi)學院。當時可惜干部缺乏,居士和尚復不能協(xié)調(diào),蒯若木等遂完全退出,交詩僧寄禪接辦。寄禪受和尚們包圍,佛教會的宗旨,由政教分立徹底改組佛教陣容,而變?yōu)槠蚯笳�府通�?保護廟產(chǎn)。新佛教運動的一片慈云,又被“業(yè)風”吹散。

　　太虛法師是只桓精舍的學生,天然是新佛教運動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勵他和仁山法師等對準舊僧的堡壘投了一顆炸彈——鬧金山�？墒欠鸾虝�早就“變相”,并且交結(jié)權(quán)貴,根深蒂固。他們失敗,太虛則消聲匿跡,在浙江普陀山閉關(guān)三年。印光法師對我說:他在關(guān)房里寫了許多改革僧制的計劃,《整理僧伽制度論》也是那時寫的。他的天分本來很高,文字也相當動人,出了關(guān),時事又許可他“繼續(xù)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學雜志出世,開展新僧運動的廣大宣傳。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以及漢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這種宣傳下面建立起來的,而武昌佛學院則是新僧的黃埔。

　　比武昌佛學院的建立稍前,歐陽竟無先生擴充佛學研究會而成支那內(nèi)學院。沈子培、章太炎、陳三立、葉恭綽、梁啟超等皆是熱心贊助之人。登高一呼,眾山悉應,接著就有法相大學出現(xiàn)。蔣維喬、梁啟超都去聽講,其盛可知。至于開辦法相大學的目的,一般人總以為不過整理教理而已,其實小看了他們。他們想把法相大學逐年畢業(yè)的學生,調(diào)和在整個教育界中,佛化全國。民國十六年(1927年),國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學校址以地當沖要被收買,一切計劃,就此停頓。而內(nèi)學院的同門如湯用彤、景昌極、熊十力、繆風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學教授,對于佛化的推進,當然還是很有關(guān)系。

　　太虛法師的計劃也很偉大,他自己說:“統(tǒng)率無方,實行不足”,所以有許多事業(yè),沒有經(jīng)過必要的階段而躐等以進;和文化界也失去學術(shù)上的聯(lián)系,影響到干部的健全,阻滯了發(fā)展的進程。從前新舊僧之爭,曾經(jīng)鬧得烈烈轟轟,像煞有介事,結(jié)果逐漸消沉,以至于新舊僧同流合污。民國二十年左右,已經(jīng)不大聽到新的論調(diào),抗戰(zhàn)以后,似乎又有點起色。不過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順諸師,在學問和事業(yè)上,都是很有辦法的。新僧運動終于要在他們手里成功。

　　推波助瀾

　　“抗戰(zhàn)烽火”燒著“拖地的眉毛”,東戰(zhàn)場上僧侶救護隊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新僧所為也,誰也不能否認是新僧的一大進步。停頓、解散,不是他們的過失,沒有做到的地方,我們替他補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后,整個湖南震蕩著,連我在南岳福嚴寺講學的華嚴研究社也起了騷動。我們以為佛不許可侵略,所以鼓勵抗戰(zhàn);佛教徒是應該參加阻滅侵略的抗戰(zhàn)陣線的;同時對于民眾的動員,佛教徒也可以為國家民族盡一點力。所以××干部訓練班的政治部主任陳石經(jīng)軍長幫助我們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并且關(guān)切地指出我們應該做的工作: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論,對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傳,使他們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惡果,而厭戰(zhàn)反戰(zhàn)。

　　第二,聯(lián)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質(zhì)方面,作反侵略的總動員。

　　第三,利用廣大群眾,對于佛菩薩的信仰,說明佛菩薩也要他們起來保護祖國,以堅定其抗戰(zhàn)的決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國如緬甸、暹羅、錫蘭、安南等處所作征服中國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傳。

　　第五,要嚴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組織起來,拉到抗戰(zhàn)的陣線里去。

　　第六,要以純正的佛理,洗滌佛教界內(nèi)一般不正確的理論與組織。

　　佛教青年服務團,就在這幾個工作目標之下,取得第X戰(zhàn)區(qū)政治部的補助而成立。我們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塵、明恒、明悟、理妙、西岸、潔矩、遍濟、煥文、法奘,……——都認為參加抗戰(zhàn),是佛教救世精神具體的表現(xiàn),同時也就是宣傳佛教的絕好時機,所以大家很興奮,不怕吃苦。

　　在南岳,我們策動南岳佛道救難協(xié)會的成立,集中南岳全山壯丁年齡內(nèi)的僧道訓練一月,結(jié)業(yè)后,他們組織流動工作團,由暮笳法師率領(lǐng),出發(fā)衡陽、湘潭一帶工作,很得到各界的好評。至今衡陽湘潭的墻壁上,還可以看見“當漢奸的生受國法,死墮地獄”等一類佛化巨型標語,嚴肅地教訓著來往的人們。

　　“七·七”二周年紀念,我們奉令到長沙工作,在省動員委員會,《國民日報》的招待席上,任啟珊先生希望我們領(lǐng)導長沙僧尼精神動員,舉行國民公約宣誓。我們都誠懇地接受了,當時我曾說:希望省動會能夠領(lǐng)導長沙市內(nèi)各宗教徒聯(lián)合起來,組織反侵略同盟,響應國際反侵略大會。他們都以為足。后來我和長沙基督教育年會的張以藩、李振聲商量,也很贊成,九政主任胡越并且督促過他們。湘北會戰(zhàn)前夕的緊張,粉碎了我們的一切計劃,可恨日本強盜!

　　長沙各界青年獻心會,也是我們和長沙青年會、省動員委員會、青年記者學會、婦女工作委員會、傷兵之友社等十幾個青年團體配合著舉行的。此外如勞軍,出壁報,假陣中日報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參加各種紀念會,討汪大會,征募寒衣運動等。都是關(guān)于擴大影響一方面的工作。

　　本位工作則除幫助長沙市縣佛教會,調(diào)查長沙市縣最近僧尼人數(shù)及廟產(chǎn)外,還和他們聯(lián)合組織長沙佛教青年戰(zhàn)時訓練委員會,籌辦僧伽訓練班,報名投考者五十余人,定于9月30日開學。湘北緊張,不得巳而解散,損失一兩千元,佛青團也隨之幻滅。

　　檢討到馬丁路德

　　一提起新佛教運動,常常會想到馬丁路德。他窺見貴族之私、發(fā)表告日曼貴族辭,(An 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力斥宗教捐稅之苛,又謂廢棄朝拜圣地的習慣并諸節(jié)期之后,可使實業(yè)繁盛,而貴族得坐收其利。貴族如Ulrich VonHutten之流,才幫助他擺脫舊教的謀害而為所欲為,這樣才有新教出現(xiàn)。引起農(nóng)民革命,出于他意料之外,貴族又豈能放過他,他的造成嚴重的錯誤,〔7〕,真可以說:“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桑戴克(Lynn Thorndike)說:“基督教改革,非通俗運動,且未容成通俗運動�！�…基督教改革中,民力,經(jīng)濟上,或社會上,政治上所得極微,而廢除瞻仰圣地習慣,取消各種基督教團體,及減少節(jié)期等事,反使民眾失舊日及時行樂之美俗。……基督教改革后,文化益與宗教分離,而教會不復為文化領(lǐng)袖”〔8〕。這是很可以做新佛教運動之借鏡與警惕的。

　　現(xiàn)在,是全面抗戰(zhàn),全民動員的時候,新佛教運動的同志前面,只有一個敵人——吮吸人類血液的日本惡魔。后面,足敵愾同仇的廣大民眾。除掉聯(lián)合廣大民眾,一致降魔克敵之外,不用發(fā)表什么“辭”,自然不會引起什么意外而助紂為虐。這才是我佛慈悲平等的宗旨。對于民眾經(jīng)濟上,或社會上政治上的所得如何,現(xiàn)在還不敢說,通俗兩個字是可以做到的。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不會與文化分離;縱不為文化領(lǐng)袖,亦不失為策動社會進化有力的一員。

　　楊仁山先生的苦心孤詣,不用我們有所置喙。時代沒有要他做別的工作,刻經(jīng)、講學、著書,奠定了新佛教運動的基業(yè),對于文化上的貢獻,是難以估價的。何況歐陽竟無先生能夠繼續(xù)他的理想,不斷奮斗漸抵于成功--精刻全藏;太虛法師也還能不背師說,另辟門庭。

　　歐陽先生說:主持佛教,全靠出家比丘,居士們只能從旁輔助。法相大學停辦之后,他想買西方寺給內(nèi)學院的僧眾同學組織模范叢林,后來又想向陳銘樞要南京麒麟門外的空地,建設(shè)一個小規(guī)模的僧園。“因緣不順”,都沒有成功。我們由此窺見歐陽先生護法的愿望,并不止于一般人所知道的考訂章疏而已�！捌摺て摺鼻八�編印過《詞品甲》,《四書讀》,翻刻過《心史》,都足激揚民氣、鼓勵抗戰(zhàn)的作品。日華佛教研究會的日本和尚,幾次要求見面、參觀,都被嚴詞拒絕,這在佛教界可以說是空前盛事,值得欽佩的。但是宏傳的方法,不甚通俗,有時且失之呆板,所以影響不很大。

　　太虛法師此次率領(lǐng)國際佛教訪問團出國工作,這是他的一大進步,對于他計劃中的事業(yè),當然很有幫助。不過他是比較偏于文藝性的人,又天生是宣傳家的性格,當真要他做事,非有熱心護法、頭腦清晰的中堅人物幫他不可。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先把他的部下調(diào)整一下,同時更能解除居士們的包圍,新僧運動才有辦法。否則需要兌現(xiàn)的現(xiàn)實終歸會使他苦悶的。我祝福他康健!期待他成功!

　　前幾年,上海出現(xiàn)了菩提學會的組織,是湯薌銘之輩發(fā)起的,班禪大師坐第一把交椅。聽說計劃很大,也想從而改革全國佛教。我不大清楚其中內(nèi)容,姑引逸士先生《請益菩提學會》一文以作參考:

　　菩提學會,比來曾陸續(xù)以緣起簡章征求發(fā)起人,暨一次二次之籌備會議錄,播揚報章。吾人考閱之下,不能無疑于斯會�？妓箷�以翻譯、傳授、受學、講辯、修持、編輯、流通藏文經(jīng)法為籌備事業(yè)。然此諸事,南京支那內(nèi)學院首曾翻譯流通藏文之《唯識三十論》,及在翻譯中之《現(xiàn)觀莊嚴論》等;次之則有康藏學法團大勇、法尊、超一等所譯之《菩提道次第》,及《菩薩戒攝頌》等多種。而專從事西藏經(jīng)法之學者,先有大勇等在北京之佛教藏文學院,次有赴康入藏之學法團三四十人。近年又有太虛等辦于四川之漢藏教理院。皆為舉辦此等事業(yè)已著成績之先進。而斯會對之毫無表述,并聞所將從事翻譯者,亦僅為菩提道等。乃張?zhí)崞涫?既分途四出,召集人材,并呈請設(shè)立譯場,撥助經(jīng)費。掩人之美,掠人之功,上欺政府,下罔人民。此于斯會之事業(yè)不能無疑者一。按斯會征求發(fā)起人啟,首云屢承班禪大師提倡,同仁莫不欣從。嘗質(zhì)班禪左右,則班禪實出于應酬,故不無假借招搖之嫌。進察之,所謂籌備委員之主席主任等名單,于西藏學者之法尊、超一、大剛等,南北素著之歐陽漸、呂澂、王弘愿、韓德清、胡子笏、范古農(nóng)等,及僧中負時望之印光、太虛、興慈、仁山、常惺、持松等均不邀與,而以圓瑛為副主席。其不重人材,不求實際,惟以聲氣號召,別有企圖,此于斯會人選不能無疑者二�！�…

　　至于許多寺廟里面私立的佛學院,如:天寧寺學戒堂、超岸寺佛學院、竹林佛學院之類,都是臨時抵制外界壓迫的護身符。既沒有別的目標,也不愿意想辦法。招幾個失學的小和尚教教如是我聞,詩云:子曰,對于佛教有什么好處。必然的,他們將與菩提學會一樣,在時代高潮的沖激之下,沒落,淪亡,而存下的只有朝氣蓬勃、活潑潑的新佛教運動。馬丁路德還不夠做我們的模范,我們要揭示佛陀犧牲無我的精神,外抗強敵,內(nèi)化民賊,從自力更生的中華民族領(lǐng)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設(shè)人間的極樂世界。前進的佛教同仁,團結(jié)起來!

　　前路

　　現(xiàn)在要討論到如何完成新佛教運動了。第一:新佛教運動要和全面抗戰(zhàn)、全民動員的陣容配合著,普遍發(fā)動佛教同仁參加實際工作,這對于國家、民族貢獻之大,上面已經(jīng)說過不必再提。同時由于工作的陶冶,經(jīng)驗的鞭策,可以將佛教界內(nèi)一般不正確的觀念糾正過來,改少新佛教運動前途的糾紛:從而能夠訓練出一批新的干部,滲入佛教團體的各個部門廣為新佛教運動工作,也不是做不到。

　　辦法:根據(jù)去年在湖南工作的經(jīng)驗,需要組織一個像“中國回教徒救國后援會”、“中國基督教徒抗戰(zhàn)后援會”之類的、全國性質(zhì)的佛教徒抗戰(zhàn)團體。有了這,各地工作的步伐,才能一致,才能密切聯(lián)系,就是向國內(nèi)外呼吁募款也容易有辦法;而熱心奔走的志士仁人,才不會引起頑固派的驚懼、歧視,以至于被攻擊毀謗。不過佛教界內(nèi)死氣沉沉已久,各自為政則自古已然,單靠幾個大德的提倡、宣傳,不會有什么作用的。譬如:“湖南佛教徒抗敵后援會”假定沒有胡越策動、趙恒惕發(fā)起,單靠我奔走呼號,恐怕連籌備會的影子也看不見。所以我誠摯地、熱切地期望著黨政當局,注意佛教問題,注意新佛教運動在抗戰(zhàn),建國乃至學術(shù)文化上所可以發(fā)揮的力量。

　　有了全國性質(zhì)的佛教徒抗戰(zhàn)團體,各省各縣,都可以依法組織起來。據(jù)統(tǒng)計,全國出家僧尼約百余萬,各大小廟的財力,也并不能算貧乏。就單辦救護一項吧,至少可以供給一兩個戰(zhàn)區(qū)的需要,何況精神動員的意義,比這還大得多呢?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違反唐代的辦法,亦且非佛所許可。其招致全社會的非難,真是理所當然。太虛法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是前二十幾年的東西,有許多議論失了時代價值,須要修改。我以為整理僧制,應該確定兩個目標:一、生產(chǎn)化;二、學術(shù)化。

　　生產(chǎn)化是僧徒各盡所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yè)。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le Torri寺院的從事手工業(yè),是最妥當?shù)霓k法。這樣,做和尚并不是一種職業(yè),而也能參加勞動生產(chǎn)。對于社會經(jīng)濟,關(guān)系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猶其余事。寫到此地,我覺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幾乎完全無知無識,原因是在懶;懶則由于身體之不健康,吃現(xiàn)成飯有以致之。生產(chǎn)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懶的魔鬼從佛教界里驅(qū)逐出去,則一切才有辦法。

　　學術(shù)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shù)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師在印度學法的那爛陀寺,六朝慧遠法師所組織的東林寺,都是這種辦法。所以當時的佛教,能夠領(lǐng)袖文壇,而慧遠法師的師傅,被崇拜著,有“學不師安,義不經(jīng)難”之語。

　　跟著第一個目標來的工作是全國廟產(chǎn)的統(tǒng)制,跟著第二個目標的工作是全國僧尼的淘汰。這與抗戰(zhàn)建國的前途,關(guān)系非常重大。新佛教運動要在這里替佛教、替國家民族打開一條路出來。詳細辦法,非此所能盡。

　　第三:整理教理。關(guān)于教理的整理,有許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證方面的。我覺得至目前為止,佛教界內(nèi)各種著作,都還沒有和當前的問題銜接。也就是說,沒有能夠用純正的佛理,明確地、簡單地,替人類解答科學上、哲學上,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這就需要新佛教運動者,在“體驗佛理”、服務人群之外,對于世界上的一切學問,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我在湖南工作停頓之后,籌備出國研究者在此。可是事情太大問題太多,決不是一個人一生一世所能做得到,“所以目前最緊要的,是找一個新佛教運動的據(jù)點。有了據(jù)點,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

　　至于全部藏經(jīng)的整理,內(nèi)學院現(xiàn)正籌雕精刻全藏,其成就當在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之上,希望各界幫助他。此外如西藏、錫蘭、暹羅、緬甸等處佛教的研究與翻譯,印度佛教史跡的調(diào)查,也有人在孜孜從事。而佛教內(nèi)各個問題的窮源竟流,如:戒律的系統(tǒng)研究,小乘務部本末義的研究,大乘各宗義理與史實的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都還沒有可以大書特書的成績。貧乏的中國佛教界,有待于新佛教運動來開墾的肥碩的田園呀!

　　話又要講到廣西省佛教會。他,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歷史、三百多會員,似乎夠不上做新佛教運動的根據(jù)地�？墒怯捎谒�本身的沒有阻力,黨政界的開明,加上文化界的熱烈同情,我們想在這里建立新佛教運動的基址。目前,假定能夠找到會址的話,馬上可以集合一部分去年在湖南參加工作的青年同志,來完成“佛青”、“佛救”、“佛抗”未完成的工作。同時想應用生產(chǎn)化、學術(shù)化的原則,組織一個實驗叢林,為全國佛教界之侶。其余的工作,就可借之逐漸推進。但愿各界人士指導幫助我們!

　　編者按:本文略有刪節(jié)

　　(原載.《獅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附注:

　　(1)《墨予公榆篇》

　　(2)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3)柳論征:《中國文化史》

　　(4)《亞洲內(nèi)幕》第24章

　　(5)The great French master's essay on 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 in his life and letter

　　(6)《意大利社會經(jīng)濟史》

　　(7)Katharine K.Green Martin Luther

　　(8)《世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