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譯述弘建

　　四、譯述弘建

　　一九三二年返滬后，掛單海潮寺，住持厚遇，贈師手杖一根留念。

　　一九三三年初回渝，于長安寺講《心經(jīng)》，旋即返蓉。春文殊佛學院請講《俱舍論》。秋于佛學社講《華嚴經(jīng)十地品》，于大慈寺講《龍樹菩薩勸誡王頌》，冬又講《仁王護國經(jīng)》三七，聽眾遞增，每座達一千四、五百人，盛況空前。并將與佛金師共同自印請回之舍利一粒，供文殊院建塔供養(yǎng)。

　　一九三四年赴五臺山廣濟茅篷作半年安居，講《基本三學》、《盂蘭盆經(jīng)》后，閉關靜修，并譯集經(jīng)論。亦助茅篷發(fā)展作多貢獻。是年曾應上海佛教凈業(yè)社之請，赴滬宏法，法會極一時之盛。

　　一九三五年返五臺，安居中講《比丘日誦》、《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應請赴太原講《比丘戒》及《金剛經(jīng)》。旋即返川，并赴里塘禮敬那摩寺老格西靈位。又從跑馬山降巴格西學《中論》。不久回蓉，繼續(xù)譯述。

　　一九三六年上海舉行丙子息災法會，師應邀赴滬，于覺園班禪大師紀念堂講經(jīng)，每天皆先說戒，后講經(jīng)，顯密兼宏，深入淺出，四眾云集，恒逾千數(shù)，盛況稀有，皆大歡喜。講經(jīng)之余，仍勤譯事。講經(jīng)圓滿后，再赴五臺，住廣濟寺，譯集不輟，其時已集《文殊五字真言儀軌》(此乃師自造，曾獲康薩喇嘛贊賞)、《菩提道次第科頌》、《定道資糧》、《比丘戒集頌》(均師自集，非譯稿)，并譯出《大威德十三尊儀軌》等。

　　是年四月初文殊圣誕，應請接任茅篷住持，外緣仍由廣慧老和尚經(jīng)理，師專領眾薰修戒定，回向眾生。四月十六日領眾結夏安居。寺內(nèi)分禪堂與念誦堂，禪堂坐禪修觀，與普通禪寺同，原住僧人早晚上殿外，在此參禪。念誦堂又分觀誦與霽誦。觀誦依儀軌持誦觀修，講誦依經(jīng)律辯論決譯。其時來山學法者約四十人，先辦觀誦。師擇行持有素者，親領念《大威德十三尊儀軌》，余念《五字真言》。安居期內(nèi)每日下午講經(jīng)二小時，則二堂合聽，初月分講《四分戒本》，中月講《定道資糧》，后月講《菩提道次第攝要頌》。未入二堂之內(nèi)外寮職，一齊安居，上客堂僧亦可加入。諸方長老法師來山安居者，另有客寮，隨眾與否，聽其自便。無論上中下座，辦道者皆能滿愿。師在五臺，多得胡子笏居士護持出力。

　　師除領眾行持外，并親近菩薩頂札薩喇嘛，隨學隨譯《現(xiàn)證莊嚴論》，兼學其他密法。是年伙，請人造大威德雙身像，高約四尺。冬像成，師自燒護摩，請札薩喇嘛裝藏開光，并傳大威德十三尊灌頂，師與弟子對喇嘛本尊隆重供侍。

　　是年冬，因藏密法派與內(nèi)地僧團共住一寺，難免抵觸。師深感欲宏宗大師法流，非獨自建立道場不可。乃與札薩喇嘛商議，取得同意后，于一九三七年初，將本尊像及眾弟子，遷至善財洞住。全寺僧從百余人護送，師散襯相酬。

　　一九三七年春，山西太原海子邊佛教會會長力空和尚、省主席趙戴文、居士李曉峰等請師講經(jīng)。即留少數(shù)人看守道場，余眾隨赴太原。與弟子同步行，沿途集中念經(jīng)修法。并誡弟子，凡于說法處應威儀具足，防護他心，免生疑謗。

　　至太原，講《菩提道次第科頌》、《文殊五字真言》及《金剛經(jīng)》。因念居士晝夜無暇，改在晚間講，聽眾日增，多有工人官干等，及異教徒聞法心悅誠服而皈依者。法會圓滿，四眾挽留，即在太原安居，一切依律行持，托缽受食，由居士供養(yǎng)。安居中講《生起次第》。

　　七七事變發(fā)生，《生起次第》尚未講竟，師謂學法艱難，魔障眾多，國事要緊，只能暫止講授，修法應變，故《生起次第》末后有[譯講未竟，適倭人侵華]等語。安居圓滿后戰(zhàn)事爭仍頻，師曰：‘回山已不可能，國難當頭，非少數(shù)人力量能回轉(zhuǎn)，必須辦大法會，集中群力，但目前因緣不具。’又告人曰：‘各位可各找住處，告我地址，我回川覓地，辦起道場，再給你們匯錢來川。’足見師雖處逆境，愛國護教之心，有增無減，悲憫弟子，無以復加。

　　弟子等不愿離散，要求隨師入川，由李曉峰借助成行。師先率三、五人到漢口，住佛教正信會，余人隨至。正信會地小，難容多人。應武昌三佛閣大鑫和尚之請，舉辦法會，講《仁王護國經(jīng)》，四眾云集，供獻極豐，悉歸三佛閣常住。又為萬廣寺比丘尼，講《比丘尼戒》。

　　講戒后，師即入川，弟子欲從而缺川資，得二商船，優(yōu)待僧人，免費供食，并給零錢。九月抵渝，即辦法會，講《仁王護國經(jīng)》。師每日講經(jīng)、譯經(jīng)、誦經(jīng)不斷，又需接待來賓，備極忙碌。

　　法會后，由居士陪同至蓉，先住文殊院，舉辦法會，規(guī)模遠勝重慶，講《仁王護國經(jīng)》、《菩提道次第》、《普賢行愿品》、《金剛經(jīng)》，直至冬月告一段落。

　　其時僧俗皈依弟子甚眾，咸望有一專修黃密之道場。諸方長老初擬就某寺顯密共住。以無主權，師不同意。乃由文殊院退居法光老和尚，將其下院南郊近慈寺，供師開辦道場。該寺年久失修，師往看后，甚滿意。即與二人，住入破寺，先修法堂，作大威德殿，再修住房。二、三月基本就緒，能容七、八十人。

　　一九三八年三月，師弟全部遷入，近慈寺道場正式成立。以后1940年修宗大師殿及藏經(jīng)樓，41年修護摩壇，42年修沙彌尚，45年修譯經(jīng)院，殿宇重重，蔚然壯觀，成為內(nèi)地首創(chuàng)之黃密根本道場。

　　一九三八年春，應綿竹祥符寺之請，舉辦講經(jīng)法會。法光和尚接任方丈，師任寺主，主法，并傳部分弟子《護摩儀軌》，因法會人眾，需數(shù)人同時念修故。

　　祥符寺講經(jīng)圓滿后，抵孝泉，禮龍護舍利塔，念經(jīng)修法兩日。至德陽崇果寺講經(jīng)，令眾弟子回近慈寺安居，余少數(shù)聽經(jīng)后，作后安居。是年春，譯成《行起次第津要》。安居中續(xù)講《生起次第》及《定道資糧》，安居圓滿，居士供衣。冬月初八譯《上師無上供養(yǎng)觀行法》竟。

　　一九三九年春舉行首次傳戒，得文殊院引禮師相助。三月，赴峨嵋山禮禮普賢，于金頂燒護摩。接毗盧殿住持，另請清明師代理和尚。以當家普天師佐之。旋赴佛學社、文殊院、昭覺寺講戒、講經(jīng)畢，回近慈寺。時日本侵華戰(zhàn)爭激烈，由官方請師主法，于重慶長安寺辦息災法會，亦請喜饒嘉措大師參加。師率弟子數(shù)十人赴渝，因感災難深重，須先修七天加行，誦經(jīng)燒護摩。由于漢奸告密，于開經(jīng)首日，日機即來疲勞轟炸，晝夜不停。國民黨人倉卒逃命，并接走喜饒大師，而遺留師等。弟子眾甚感義憤，向師建議，吾等自籌經(jīng)費，自辦法會，勿用官方插手。蒙師贊許，同赴巴縣豐門場法主寺安居，該寺系師之師兄能碧師之廟，經(jīng)費由重慶居士籌集，按月送寺。僧眾日誦《大威德》四次，晚加念咒。講《生起次第》，講至加持鈴杵時，師忽患痢疾，日瀉數(shù)十次，弟子勸師暫息，師云：‘國難當頭，講此無上密，有障難，應多懺悔求加持。’堅持講說，以致聲音微弱。弟子等堅請休息，師允：‘不能超過三日，法流不能中斷。’遂移座椅近廁所，一則上廁所方便，一則納涼靜養(yǎng)。第四日病稍好轉(zhuǎn)，繼續(xù)開講�？梢妿煘榉�流永轉(zhuǎn)，不惜己身之一切。

　　解夏后，九月道經(jīng)自流井，應佛學社請，講《菩提道次第》，經(jīng)資中縣開示二日。十月初返近慈寺，燒護摩半月。復應綿竹祥符寺請，傳戒講經(jīng)。十一月底抵彭縣龍興寺，演講佛法大意四日，各縣聽眾聞所未聞，皆大歡喜。皈依者三百余人，其中有某校學生百余人，復請師簽各留念，師欣然一一滿愿。旋禮舍利塔，見塔頹廢，裂為四分，已塌其三，僅存一瓣，乃發(fā)愿重修。商同縣佛教會、佛學社及龍興寺住持，成立重建龍興寶塔臨時籌委會，并通過簡章等。十二月初，師又赴渝，繼續(xù)主持法會，圓滿后回近慈寺。準備明春傳戒，師承多屬本道場人。

　　近慈寺根本道場又各護國金剛道場，以總持顯密修行三學功德，回向護國利民也。內(nèi)分學戒堂，五年學戒；學戒之前，先學威儀事相等，名學事堂，學戒以后，進修加行，名加行堂，外來僧眾已曾學戒者亦可入此；最上金剛院，由臺山來川諸上座所居，專修金剛乘法；未滿廿歲之沙彌，則另設沙彌堂，學戒學法，作為比丘之基。每年結夏安居，傳授大戒，半月一次誦戒，上半月燒護摩十五天，經(jīng)常講經(jīng)灌頂傳法，每日念誦修定，如法薰修。觀堂持缽，三衣不離，一切悉遵佛制。最盛時常住比丘近二百人，沙彌七、八十人，講經(jīng)傳戒期間七眾約五、六百人，黃密道風，名聞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