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課、中印佛教的流傳

　　第二十一課 中印佛教的流傳

　　佛教源于印度古國，經(jīng)過二千五百余年的流傳，至今成為世界大宗教，期間以傳入中國的影響最為深遠。十三世紀，佛教在印度衰微后，南傳佛教仍囿限于南亞諸小國，而北傳佛教自傳到中國后，于隋唐八宗并起，大放光彩，進而傳入日、韓，乃至西方國家。漢傳佛教在佛教史上扮演著承先啟后的重要角色，中印佛教的流傳值得吾人加以研究。

　　一、印度佛教的流傳發(fā)展

　　太虛大師依據(jù)思想主流將印度佛教的發(fā)展分為三個時期：

　　(一)小行大隱時期－－約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一世紀

　　佛陀應機說教，而有小乘、大乘教法的不同，如弟子中悲智雙運的舍利弗、護法衛(wèi)教的目犍連、度化邊民的富樓那，都是大乘根性的佛子。近代學者稱佛陀時代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佛陀入滅后，主張頭陀苦行的大迦葉尊者主持結集，弟子們對佛陀教法的不同詮釋，已埋下日后部派分裂的種子。百余年后，佛教首度分成上座部與大眾部，史稱「根本分裂」。爾后逐步分裂，各立支派成二十部，即所謂「部派佛教」；數(shù)百年間所傳的教法多為聲聞、緣覺的小乘佛法，故稱佛教史上的第一個五百年為「小行大隱時期」。

　　(二)大主小從時期－－約公元二世紀至七世紀

　　從公元二世紀馬鳴、龍樹菩薩開始的次五百年間，大乘佛法從潛隱不張的時期走向康莊大道，高樹法幢，一時大乘菩薩人才輩出，小乘佛法也就退于次要、從屬的地位，稱為「大主小從時期」。

　　初期大乘佛教以《般若經(jīng)》、《法華經(jīng)》、《無量壽經(jīng)》、《維摩經(jīng)》、《華嚴經(jīng)》等為代表性經(jīng)典。中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主流發(fā)展為空、有二宗，即中觀派以龍樹《中論》為基礎宣揚般若空觀；瑜伽派以彌勒為開祖，于般若空性上，注重瑜伽行，建立唯識說。

　　(三)密主顯從時期－－約公元八世紀至十三世紀

　　佛陀涅槃千年后，進入后期大乘佛教，此時大乘佛教極度興盛，刺激傳統(tǒng)印度教的改革復興，二教交互融攝。七世紀頃，印度受到回教民族阿拉伯人的侵略，激起國家民族意識而傾向民族宗教的印度教；佛教于此政治背景下，逐漸融和印度教而傾向密教化。

　　八世紀初，密教集大乘教理的精粹，以真言密咒為中心，完成密宗的體系。其后，密宗為大眾化、通俗化，乃融入印度教學說，是為左道密教。此派經(jīng)蓮華生大士傳到西藏，成為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主流。

　　十二世紀末，回教徒屢次入侵，徹底摧毀佛教寺院，僧侶多逃往國外，佛教已完全融入印度教中。至十三世紀時，佛教在印度終至衰微不振。

　　二、中國佛教的流傳發(fā)展

　　佛教傳入中國至今，約有二千年的歷史，源遠流長�，F(xiàn)在為了大家了解方便，星云特將其流傳與發(fā)展分為六個時期，以茲說明：

　　(一)經(jīng)典翻譯時期(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約公元一世紀至六世紀

　　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印度佛教東傳中國，梵僧陸續(xù)攜經(jīng)來華，并翻譯佛典以利弘化。《四十二章經(jīng)》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的佛典，從東漢至魏晉南北朝五百年間，陸續(xù)譯出三藏十二部，奠定中國各大宗派的成立基礎。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讖、北魏菩提流支、西晉竺法護、南北朝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都是此一時期的譯經(jīng)代表人物。

　　佛教圣典漢譯后，經(jīng)過祖師大德的弘講注疏，漸與中國傳統(tǒng)的哲學思想及宗教觀念消融，發(fā)展出獨特的學派，開隋唐宗派林立的先河。

　　(二)八宗并弘時期(隋唐盛世)－－約公元六世紀至十世紀

　　隋唐三百余年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譯經(jīng)事業(yè)配合宗派發(fā)展，令漢譯三藏更趨完備，諸學派的基本立場與思想旨趣各有偏重，先后開宗立派，形成中國大乘八宗，各宗派齊頭并進，展現(xiàn)無窮的活力。

　　唐代的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傳至日、韓等國，先后有道照、智通、玄昉、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國開創(chuàng)法相、律、密、天臺各宗。唐末五代，教難、兵火不斷，諸宗一時皆沒。

　　(三)禪凈爭主時期(五代趙宋)－－約十世紀至十三世紀

　　唐末五代教難與戰(zhàn)亂頻仍，佛寺廟產(chǎn)遭受破壞，法義典籍亦多失佚，唯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法脈不斷。北宋時期，禪宗受到朝廷官員及士大夫的喜愛，成為五家七宗的極盛時代。南宋臨濟大慧宗杲主張「看話禪」，曹洞宏智正覺倡導「默照禪」，二家分立禪宗天下，人才輩出。北宋永明延壽著《宗鏡錄》，乃整理禪學的鉅著；大師提倡「禪凈雙修」，闡明見性成佛，亦得誦經(jīng)念佛，廣作萬善行門，其著作《萬善同歸集》即調和禪、凈二宗的法執(zhí)；又作「參禪念佛四料簡」，標明禪凈雙修是最好的修行方式，更加促進凈土宗的盛況。

　　宋代知識分子援佛入儒，發(fā)展出別具特色的「理學」，是儒家融和、吸收佛教哲學，著重于闡述「心性」與「天道」的理論。這是佛教信仰普遍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力證。

　　(四)宮廷密教時期(元、明、清)－－約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

　　元世祖忽必烈尊薩迦派八思巴為國師，命八思巴等勘定漢、藏兩種藏經(jīng)，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嗣后歷代皆崇信西藏佛教，均優(yōu)遇喇嘛教，保護僧徒，密教乃廣行于蒙、藏、漢三地。明代亦以崇仰藏僧的方式來治理西藏，廣封法王。

　　明、清兩代是中國佛教式微時期，佛教至明代已深入中國民間，甚至產(chǎn)生佛、道不分的情形。明太祖為加強對佛教的管理，曾頒布法令，嚴禁僧俗往來。清代朝廷對蒙古采取懷柔政策，帝王崇尊密教，為喇嘛僧建立寺廟，雍正并改北京雍和宮為喇嘛寺。此時民間或有他宗信仰，但法運衰微，佛教益頹，清末漸盛行居士佛教。

　　(五)凈土經(jīng)懺時期(清末民初)－－約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

　　明太祖監(jiān)于佛教團體民間勢力的龐大，頒布詔令，將佛教劃歸為山林之教，自此僧侶或以山居自修為依歸，或居市集以念佛誦經(jīng)超度亡靈為本業(yè)，失去大乘佛教弘法利生，廣結人緣的菩薩精神。

　　此一時期，高僧大德或隱居山林自修，或志在民間游化，在經(jīng)懺時流的世風下，別開參禪念佛的凈業(yè)，諸宗派多以念佛為基本修行。民間持誦佛號，發(fā)愿往生西方的信仰亦盛，如印光大師主張念佛法門，致力社會救濟，各地僧俗遂興結社念佛的風氣。清末民初，佛教續(xù)遭法難，楊仁山、太虛大師等護教、革新，為中國佛教留下了希望的種子。

　　(六)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是回歸佛陀時代的人間佛教時期，佛陀出生、修行、成道皆在人間，說明佛教是以人為本，廣度有情的生命之教。六祖惠能大師曾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因此佛法要落實人間，才有存在的價值。

　　民初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力排舊弊，倡導佛教革命，喊出「人生佛教」的革新口號，影響深遠。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來臺后，佛教在大陸幾經(jīng)摧殘，一蹶不振。五十年來，佛教在臺灣蓬勃發(fā)展，可謂受到人生佛教思想的啟迪；佛教不僅能增進人生的幸福，更負起人間和平、團結的使命。星云一生以發(fā)揚「人間佛教」為己志，主張佛教應現(xiàn)代化、生活化，方能裨益群生。如弘揚佛法要「語文國際化」，發(fā)展佛教要「現(xiàn)代信息化」，修行方式要「人間生活化」，寺院組織要「道場僧信化」。

　　如今世界佛教莫不趨向「人間佛教」的目標，可見二十世紀后的世界必定以「人間佛教」為主流，走向同體共生、平等和平的歡喜與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