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在夙昔”？

　　“典型在夙昔”?

　　釋昭慧

　　十月九日起,筆者在中國大陸展開了一趟為期十二天的“學術(shù)之旅”——在天津“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上發(fā)表論文;拜會上海復(fù)旦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王雷泉教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張新鷹教授、社科院佛教研究室前主任楊曾文教授、現(xiàn)任主任方廣錩教授、副主任魏道儒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張風雷與宣方教授,并蒙是諸學界前輩或同道之邀,在上述三個學術(shù)單位做了四場學術(shù)性的演講,講題有理論層面的,也有實務(wù)層面的,涵蓋了佛學研究法、倫理學、戒律學、臺灣佛教女性運動與臺灣佛教現(xiàn)況等范疇。

　　這次雖是學術(shù)之旅,基于佛弟子“不忍圣教衰”的心腸,最關(guān)切的其實還是大陸佛教的發(fā)展情形。盡管所見可能過于片面,不足以論斷全局,但還是要以宗教人的情操與知識份子的良知,真誠地將所見所感,向讀者分享如下:

　　簡繪佛教學者群像

　　在大陸拜見的幾位學界前輩與同道,筆者此下依先后順序,粗略描繪一下對他們的印象:王雷泉教授坦率直言,而且對佛教有一種“老臣謀國”的忠誠;他深知“中興以人才為本”,所以雖然教務(wù)繁重,他仍仆仆風塵地往來于內(nèi)地各佛學院,向僧眾教授天臺學與宗教學。從他與筆者閑談之中,所表達對某位大陸知名文學家“風骨不足”的評價,也可看出他以一介“獨立學者”,對社會現(xiàn)況持有一種敏銳而犀利的批判精神。

　　張新鷹教授含蓄內(nèi)斂,對佛教保持一種作為學界人士所應(yīng)有的,謹慎而禮貌的態(tài)度,但這不代表他對佛教界沒有一份深厚的關(guān)切;猶記得筆者在社科院的演講題目是“佛教界的女性運動——理論依據(jù)、行動策略與運動實效”,他聽完了具有如此強烈批判意識的演講之后,不但不以為忤,反而語重心長地說:“今日的臺灣佛教,或許就是明日的大陸佛教�！笔潞蟛�來函告知筆者:“佛教作?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必須重視和善用的寶貴精神資源,這就是我們何以如此關(guān)心其現(xiàn)狀及發(fā)展并愿意傾聽臺灣佛教界、學術(shù)界有關(guān)見解的主要原因�！�

　　同一研究單位中的老前輩楊曾文教授,有一種古之儒者溫柔敦厚的氣質(zhì),但基于學術(shù)良知,再加上山東人爽直的性格,還是會表達一些自己對佛教界的觀察與評議。他對臺灣的“廢除八敬法運動”,就曾于五月六日蒞臨佛教弘誓學院公開演說之時表示:學界人士不便介入教界行事,但有“下判斷”的能力。他并公開撰文,對筆者的“佛門兩性平等”運動給予極高評價,并認為大勢已因此形成,不可能再逆轉(zhuǎn)過來。這給了筆者極大的精神鼓舞!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宣方教授,可能因為年紀較輕,在生命中沒有經(jīng)歷過文革的陰影,所以熱情耿介,對佛教現(xiàn)況,更是直言無諱。據(jù)他告知:在漳州有一場佛教界所舉辦的學術(shù)研討會,他“哪壺不開提哪壺”,竟于會上力陳“廢除八敬法”之意義。他敘述此事時,對自己所碰到的無禮待遇,顯然也不以為忤。我笑言:“世道人心就是如此!”在臺灣,又何嘗沒有少數(shù)比丘尼忙著與筆者的女性運動劃清界線,并向大男人比丘表態(tài)輸誠呢?

　　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

　　總的來說,這些學者讓我感佩的是:他們顯然有一種作為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憂患意識,無論是對于他們所研究的中國佛教,還是對于他們所置身其中的中國社會,都有高度的關(guān)切與愛護之情。特別是: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經(jīng)局面或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臨劇烈的變動,相對于此,中國佛教的內(nèi)部,似乎還極少人意會到:他們站在這個歷史的轉(zhuǎn)捩點上,應(yīng)該做些什么明確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復(fù)興教運?這讓護念佛教的學者不能不產(chǎn)生某種程度的焦慮感!但是,由于過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學界人士對佛教曾發(fā)出些不友善也不公允的言論,所以至今佛教界倘遇到學界的批評,還是難免會有強烈的“被迫害意識”;而學者們帶著前人犯錯的“原罪意識”,即便是想發(fā)出一些善意的批判,話到口邊也只得禮貌地強忍下來。

　　然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群有宏觀世局之眼光的學者,假使客氣地噤聲了,長遠來看,這會是對佛教有利的局面嗎?僧侶們怕被學者諍言“刺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來忠言難免逆耳,在每一人或每一團體自我修正以成長的過程之中,誰不須要“察納雅言”以付出“被刺痛”的代價?怕痛,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退一步言,即便有些學者的批評是不公道、不如實的,佛教又何妨抱持“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心胸來看待它們?即便是針對不實言論而加以反駁,也好過端出“僧事僧決”的帽子,或是譴責“白衣上座”,以十足的階級意識,拿來杜人悠悠之口。即便他們竟把學界諍言,一概當作是敵意之論,也要謹記住“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的古訓!太過安逸而又欠缺監(jiān)督的環(huán)境,對佛教長遠的前途來說,實在不是什么好事!

　　一切歸咎宗教法令?

　　記得十月十九日在人民大學的那場演講之中,宣方教授回應(yīng)筆者的演講時,問到筆者本次大陸之行,于所見所聞之中,對中國佛教的看法。筆者基于愛深責切之情,乃不敢隱諱,直抒所見的“片段觀感”云:

　　我昨晚在北京搭計程車時,司機先生的一席話讓我感觸良深!他說:“我真想?yún)⒓犹熘鹘痰膹浫?聽聽神父們講道。到寺廟里,進門要買門票,進來之后,給你幾只香,上香之后,叫你丟二十塊進功德箱,也看不見有誰給我們講講道理,這有什么意思?”這是社會底層人民心聲的一小部分縮影,佛教中人似應(yīng)重視。

　　也許這種愛深責切之論,實在是太過直接而毫不修飾,不小心刺到了少數(shù)愛教人士的自尊心,當場立刻有人反駁筆者:你不瞭解中國佛教,中國佛教事實上是受限于宗教法令,無法像臺灣佛教一般揮灑自如。

　　筆者當即反問:即便是受限于宗教法令,但請問:在宗教法令所容許的范圍之內(nèi),佛教又盡到了全部心力嗎?是的,宗教法令不容許在宗教場所以外的地方傳教,但是在它所容許的寺院范圍之內(nèi),為什么會出現(xiàn)那位司機先生這般的怨言呢?

　　其次,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歷來宗教倘真遇到政治迫害,只有更加團結(jié),更加壯大,但佛教呢?中國過往的宗教政策容有過失,但如今對佛教大體來說還沒構(gòu)成“迫害”,而且頗有善意扶持的傾向,請問:我們還能把教運不振的責任,都一股腦兒怪罪于政治力的干預(yù)嗎?

　　再者,宗教政策容或有所不當,那么,佛教界正應(yīng)努力爭取其改善空間。要知道:權(quán)利是要靠自己爭取來的,不會是從天上自動掉下來的。

　　發(fā)言者反駁筆者云:“這會有危險!這樣不安全!”

　　筆者至此忍不住略帶嘲弄地反問道:“是嗎?你們在意的就是不危險而很安全?如果人人如此,那就不要怪罪宗教政策了�！�

　　佛教的慧根何在?

　　也有人以“衣冠上國面對邊陲之邦”的高姿態(tài)告訴筆者:“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國而不是在臺灣�！�

　　筆者心平氣和地答覆他:“我是以‘無私無我\’的心態(tài)來到此地面對大家的。即使是對臺灣佛教的負面現(xiàn)象,我也直言不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復(fù)興佛教的艱鉅工程,就更不是請客吃飯,講些應(yīng)酬的門面話,是沒什么意思的!我對大陸佛教的觀察,容或片面而不夠周全,但我的善意則請萬勿懷疑!即便大陸佛教與臺灣佛教有些差異與矛盾,但那也應(yīng)屬‘人民內(nèi)部的矛盾\’,而非‘敵我的矛盾\’,你毋需用如此防衛(wèi)的態(tài)度來回應(yīng)我。

　　“我十分樂意見到大陸佛教比臺灣佛教更為強大而興盛,這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眾生之福!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用‘宿命論\’的方式,作些毫無理據(jù)的預(yù)言,那是不符合‘緣起論\’的。我衷心希望你的預(yù)言成真!但未來佛教的慧根在不在中國大陸,這要看你們的努力,而不能徒托空言!而且,時不我予!司機先生的話,猶如一記警鐘!我不希望看到那么一天,中國大陸已有十億人口選擇了放棄佛教,屆時,你的‘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國\’之論,要等著應(yīng)驗也來不及了!”

　　宗教當局的善意態(tài)度

　　筆者是一個“佛教主體性意識”非常強烈的佛弟子,一向?qū)Ψ鸾讨腥恕氨ё√囟ㄕ�黨大腿”而錦上添花的作風,都表達著筆者銳利的批判態(tài)度。直至如今,對于任何政黨,只要他們對佛教有不友善之舉措,或是其政策有損于社會良善風俗或弱勢眾生,筆者一概是筆下毫不留情的。對臺灣政治所抱持的態(tài)度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對那“天高皇帝遠”而“管”不到筆者的共產(chǎn)政權(quán)呢?

　　但是,容筆者說一句中國佛教僧伽可能會甚覺“刺耳”的話,在筆者所接觸過的中國大陸宗教當局官員之中,已有越來越多人對佛教發(fā)出了強大的善意,并且近期還透過基層培訓的方式,讓地方基層的宗教官員,改變他們過往對宗教的倨傲態(tài)度,強調(diào)要正面地“幫助宗教解決困難”。

　　即便是站在“政權(quán)利益”的角度以考量宗教,他們也已知道:行事正當而非暴力主義的宗教,對于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良善風俗的維系,苦難同胞的救護,都是具足穩(wěn)定性力量的。此所以一些宗教官員,即使身為佛教的“局外人”,對于佛教也難免會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以本次的天津之行為例,筆者參加的紀念弘一大師研討會,是由民間團體李叔同研究會主辦,并由官方的河北區(qū)文化局協(xié)辦的,所以筆者此行非常低調(diào),并沒有告知任何宗教當局的官員。但是不料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長孫鳳年先生聞知筆者來到,不但主動安排了李仁智局長與他個人對筆者的一場邀宴,更重要的是,他還在天津大悲院安排了一場長達三個小時的座談會,邀請?zhí)旖蚴蟹鸾虝�的領(lǐng)袖寶函長老、王劍非與李可家居士等,以及年輕有為的比丘智如、演龍二位法師、李莉娟居士(弘一大師孫女)到場,并請筆者談?wù)勁_灣佛教的發(fā)展狀況。他不諱言自己于年初參加佛指舍利恭迎團,來到臺灣之時,看到了臺灣佛教的盛況,頗有感觸,很希望天津佛教界能夠以現(xiàn)有良好的資源而開創(chuàng)新局。

　　也告知筆者,對于園林旅游局管理寺院,純粹當作觀光勝地,他是不以為然的。他正積極爭取盤山幾座寺院的歸屬權(quán),希望它們能改由宗教局管轄,而讓僧人入駐寺中,展開教化工作。即使像孫局長這樣愛護佛教的宗教官員,不能代表所有省份宗教官員的共同態(tài)度,但這無論如何總也算是官方對佛教界的一部分“縮影”吧!

　　獻身甘作萬矢的

　　天津李叔同研究會會長李載道先生并不是佛教中人,甚至有著濃厚的“官方色彩”,但他更有文化人的氣質(zhì)。早在他還擔任河北區(qū)黨委書記期間,就極力促成弘一大師故居與梁啟超居士故居的修復(fù)。前人艱難種樹,如今樹已成蔭。本次梁啟超故居(包括他的書齋“飲冰室”)開放前夕,我們得以在文化局安排之下先行參觀了這兩座古雅樓房,及其中所陳列的梁先生相關(guān)文物;明年此時,弘一大師故居亦將修復(fù)竣工而開放參觀。為了修復(fù)梁先生故居,官方拆遷了九十一家住戶,耗資兩千萬人民幣。顯見他們對于鄉(xiāng)梓之中出現(xiàn)了“國之典范”,有著一種“與有榮焉”的深厚感情。

　　這是一個缺乏“典范”的時代,只要有“典范”存焉,人們還是會油然生起“心向往之”的深情!對“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梁啟超先生是如此,對那沉吟“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jié),云何色殷紅?殉教應(yīng)流血”的弘一大師,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在“風檐展書讀”而孺慕古昔典范之際,這些教外朋友們,難道不會浩然太息:果真是“哲人日已遠”,典型盡“在夙昔”嗎?

　　站在梁啟超英姿颯爽的銅像之前,筆者不勝欷歔!早在民國初年,他已凜然發(fā)出“人權(quán)與女權(quán)”的讜論;時至今日,中國社會已一步步邁向男女平權(quán)之理想,不意中國佛教竟然還將男尊女卑,賦與“圣教量”的正當性,悍然抗拒著改革的力量,無視于社會的鄙夷。倘梁先生活在今日,肯定要為同樣“獻身甘作萬矢的”的后生小子之筆者,助上一臂之力吧!

　　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尊悔樓

　　——摘要版刊于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