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漠綠洲中盛開之花——華嚴經(jīng)

　　沙漠之綠洲——于闐

　　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塔里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縣，為南接昆侖山脈之城鎮(zhèn)。公元一九一三年時，稱為于闐縣；公元一九五九改為和田縣。此即沙漠之綠洲——昔時之于闐。

　　和田縣，為包括自昆侖山系北流之白玉河與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綠洲。因白玉河盛產(chǎn)白玉、黑玉河盛產(chǎn)黑玉而聞名。自河床所采收之玉，古來即為于闐之特產(chǎn)，西向至伊朗、伊拉克，東向則中國，為重要之貿(mào)易品。因貿(mào)易而令于闐致富。除玉之外，尚有絹布，以及飾樣華麗之地毯、褥墊等，頗受各國珍視。

　　于闐因位于東西貿(mào)易之要地而繁榮，更因吸收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獨特之文化。伊朗系之瑣羅亞期德教于此盛行，佛教亦傳入，且建有佛寺。

　　據(jù)《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載，於于闐，人民亦重視佛法，寺塔、僧尼甚多。其王亦信奉佛教，于六齊日時，必躬自灑掃，以谷物、果物供奉于祭壇。

　　于城南五十里處，有寺院名贊摩寺。即昔時羅漢比丘盧旃(毗蘆舍那羅漢)為王塑造盆浮圖之所。又佛足石上，明顯的留有佛兩足之跡。

　　于闐西向五百里處，有比摩寺、相傳為老子為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場。

　　如此盛傳佛教之于闐國之廢墟，現(xiàn)今于和田縣城之南方約二十五公里處，有其古城之遺址，此即史書所謂之「西城」。遺址中殘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筑用墻柱。都城南方有石塔，其高約六公尺余，周圍約六十公尺，四周散置無數(shù)泥塑之殘片。石塔附近有房舍之遺址，為流砂所覆蓋蓋。此處曾發(fā)現(xiàn)泥塑之佛像頭，可知此房舍為寺院之遺址。公元一九七八年冬，曾于此寺院遺址中發(fā)現(xiàn)漢代「錢」之貯藏所，據(jù)稱曾出土五銖錢(漢代錢之名稱)九十余枚。

　　此寺院究竟為何名稱？據(jù)稱測，或為《法顯傳》所云瞿摩帝(Gomati)大寺。

　　絢爛一時之寺院與行像

　　老法顯為求殘欠之律藏，自長安出發(fā)之時為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一說公元四○○年)，恰于鳩摩羅什抵長安之前，亦為《華嚴經(jīng)》之譯者佛馱跋陀羅(覺賢)長安安之前七、八年。

　　法顯與慧景、道整、慧嵬等，為求戒律，自長安出發(fā)，經(jīng)現(xiàn)在甘肅省西寧，至張掖，又經(jīng)敦煌，渡沙河，而抵鄯善(樓蘭)。此國約有僧四千余人，為一佛教國，然皆信奉小乘佛教。法顯一行于此逗留約一個月，即向西北前進，約行十五日，至烏夷國(焉耆回族自治縣)。烏夷亦為小乘佛教國，有僧四千余人。自此再經(jīng)一個月又五天之行程，始達于闐。

　　依法顯之記載，可獲知公元四○○年前后于闐佛教之狀況。于闐國家富裕，人民信奉佛法，約數(shù)萬名僧侶，研學大乘佛教。為約大于鄯善、烏夷等國十倍之大佛教國。每戶人家門前皆立一小塔，雖為小塔，其高約二丈余。

　　此國中，為接待旅游僧或客僧，造有高大僧房。當國王得知法顯一行將至時，特敕留于瞿摩帝寺，此寺為大乘之寺，約住三千名僧侶。食堂中之威儀，皆依戒律行事，人眾雖多，卻寂靜無聲，法顯亦頗為驚嘆。

　　慧景等三人先行出發(fā)向竭叉國前進，法顯為觀此國之佛教儀禮——行像，而自行留下。所謂行像，即將佛像安置于裝飾華麗之花車上，游行于市區(qū)，供人瞻仰。此為佛誕日之重要行事之一。自印度、西域，以至中國，均以四月八日為中心而舉行之。

　　于闐國有十四所大伽藍，自四月一日起，即清掃道路、張燈裝飾，并于城門上懸掛飾幕以為莊嚴。國王、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研學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因深受國王之尊敬，故于行像儀式時，均列隊緩步于列之前。

　　行像之車輛，于城外三、四里處裝置，其車為四輛車，飾有高約三丈余之御殿，七寶莊嚴，幢幡為飾。佛像立于車中，兩旁為菩薩像，以金銀裝飾而成之飛天像，則懸掛于半空中。

　　行像之車抵城門約進步前時，國王即卸去王冠，著新衣，在裸足、捧香華之侍者隨從下，出城門迎接佛像，國王頂禮佛足，為佛像散華、燒香。

　　當佛像抵城門時，于門樓上之王妃及侍女等，均紛紛散花供養(yǎng)。

　　于闐計有十四所大寺，每日一寺行像，十四寺結(jié)束時，已至四月十四日。此十四日間，于闐城內(nèi)皆為慶祝釋迦佛之降誕而歡愉。

　　《法顯傳》中，又記載著于闐另一寺宇——王新寺，王新寺位于城西七、八里處。自創(chuàng)立以來，已有八十年歷史。據(jù)云，系歷三位國王之經(jīng)營始完成。佛塔高約十五丈，堪稱為一大塔。塔之建筑，以金銀為主，并飾以眾寶。佛塔之后為佛殿，佛殿之柱、扉、窗等，皆以金涂之。其間亦有裝飾嚴麗之僧房。五世紀初，于闐之寺院，其堂皇、莊嚴，于此不難窺知。

　　向流沙去之法領與渡海而來之覺賢

　　於于闐佛教全盛之時，有一漢族之求法者朝于闐而來，其名為支法領。支法領至于闐時，曾因于闐之大乘佛教興盛，以及大伽藍聳立興嘆不已。支領自漢地至于闐，乃為求大乘經(jīng)典而來。于國王信奉大乘教，且自行供養(yǎng)大乘經(jīng)典。

　　支法領於于闐滯留時，風聞一重要情報，即于闐國東南三十里處，有險峻之高山，其中秘藏無數(shù)大乘經(jīng)典，由國家派人守護，且嚴禁持出國境。

　　支法領得知此事，即懇請于國王，請將《華嚴經(jīng)》讓其持往中國流傳。國王感于支法領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請。支法領遂將《華嚴經(jīng)》之前分三萬六千偈之梵本持歸長安。

　　此外，與法顯同時出發(fā)，向印度求法之智嚴，迢迢抵達罽賓國。于罽賓國見到僧侶們戒律嚴謹之清凈生活，衷心頗有感受，心想：中國之僧侶，有求道之意志，但卻無真正指導之師，因此，于佛道乏人悟得。于是，智嚴即遍求罽賓僧侶，至東土教化。

　　時人告言「有佛馱跋陀羅(覺賢)者，生于天竺耶呵利城，姓釋氏，代代崇佛。八歲出家，承佛大先禪師授禪法，現(xiàn)游化于此�！怪菄缆勓�，即確知此人乃弘禪、律于中國之人選。

　　佛馱跋陀羅者，即中國人所謂「覺賢」，此后，即以覺稱之。

　　佛馱跋陀羅智承智嚴之懇請，遂決心遠赴漢土，且決定不經(jīng)絲路，改由海路至中國。

　　翻越蔥嶺以外，自印度經(jīng)陸路至中國，有二種路線：一即經(jīng)由喜馬拉雅山脈，即現(xiàn)今之尼泊爾，再橫斷經(jīng)西藏，通過青海省，抵達蘭州，再至長安。一即經(jīng)過緬甸，自云南入四川，再經(jīng)長安而洛陽。此中，不論何路，均需攀爬雪山(萬年積雪之高峰)，因此，覺賢決意不行此路。

　　覺賢沿恒河南下，于恒河口附近登船。想覺賢當時所行之路，定為通商之道路。覺賢渡過緬甸，經(jīng)由泰國，達東埔寨，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島而至河內(nèi)、番愚(廣州)。《高僧傳》載其自交趾上陸，其意或謂沿途中之港口，或于緬甸南部上陸，橫斷印度支那半島而達交趾，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國。

　　自交趾出發(fā)后，覺賢充分地發(fā)揮其超人能力。即船行至一小島附近，覺賢告知船宜于此停泊。然船主卻以客船順風難值，乃隨風再行，約前進二百余里，忽遇風向逆轉(zhuǎn)，船仍被迫返回小島。時，又值順風，眾皆主張前行，惟覺賢反封。不久，乘風前進之船支遭顛覆。其后，于暗夜時分，覺賢告知現(xiàn)宜出發(fā)，卻無從其言者。覺賢遂自解纜，僅自船前行。是后，凡逗留該處之船支皆遭海盜洗劫，或被殺害。

　　此事說明覺賢頗具有神異之能力，及通曉航海之術(shù)。船自交趾出發(fā)后直抵青州東萊郡。山東半島之登州港，古來即為東亞各海上交通之中心地，自交趾出發(fā)，理應于廣州上陸，卻遠漂至山東半島。法顯亦然，返國時，亦顯著于山東半島青島附近之牢山。

　　持戒之覺賢與破戒之羅什

　　于登州上陸之覺賢，聞鳩摩羅什于長安，遂前往長安。其至長安之時，據(jù)推定當為公元四○六年或公元四○八年頃。

　　覺賢抵長安后，于公元四○一年至長安之鳩摩羅什甚表歡迎。自西域經(jīng)涼州，而抵長安，當時飄泊之羅什，或想從覺賢處多少獲些印度、罽賓等地之最新情況。然而，當時以羅什為中心之長安教團，與覺賢之間，似不能融洽相處。覺賢本為嚴守戒律、修持禪觀之禪者。而羅什卻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于羅什之教團中，覺賢似為不受歡迎之人物。羅什教團之僧眾，頗受后秦國王姚興之護持，然亦因而附會于政治權(quán)勢，且常出入于姚興之宮延內(nèi)；相反地，從不步入宮中之覺賢，獨自孤高絕俗，因此，頗令人感到不對味兒。被羅什及教團，包括政治權(quán)力者視為異端之覺賢，終于從長安被擯逐。

　　覺賢與弟子四十余人離開長安，自西域返國之寶云亦與覺賢同行。

　　覺賢一行蒙蘆山慧遠之厚愛，遂奔向蘆山，承慧遠殷殷款待，公元四一一年，覺賢于蘆山翻譯禪經(jīng)。

　　約隔一年，覺賢下蘆山，西行至江陵。公元四一三年二月，劉裕自江陵欲返建康，邀覺賢同行，覺賢遂至東晉之都，入住建康之佛寺。時建康之僧眾，頗仰慕覺賢孤高之風格，皆致之以敬意。

　　支法領與覺賢之相會——六十華嚴之翻

　　自于闐求得《華嚴經(jīng)》梵本返回長安之支法領，此時亦離長安抵達建康。聞覺賢住于道場寺，遂商請覺賢翻譯《華嚴經(jīng)》。覺賢欣然受請，始譯于晉義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六月十日完成，費時二年又三個月，此即六十卷之《華嚴經(jīng)》(晉經(jīng)、舊經(jīng))。

　　是后，又比對梵本校訂，于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時筆受者為法業(yè)。法業(yè)乃嚴持戒律之僧，通曉小乘佛教之教學，此次筆受《華嚴經(jīng)》，實為中國人理解《華嚴經(jīng)》之第一人，想法業(yè)受此破天荒之教法，死亦可瞑目矣！

　　時，道場寺之僧眾，頗驚嘆于大乘經(jīng)典《華嚴經(jīng)》之內(nèi)容迥異于過去之所學。究竟毗盧舍那佛是何種佛？所謂光明正大者又若何？過去之佛教從未如此說，甚至有人懷疑是否受瑣羅亞斯德教之影響而說明？是否為真正之佛教？

　　通曉小乘教法之法業(yè)，于接觸此一出奇之經(jīng)典內(nèi)容后，遂將其要旨撰寫成書，即《華嚴旨歸》二卷。法業(yè)乃欲漢土眾人皆能理解華嚴教法，而熱心撰寫。至后時大成華嚴宗之法藏，于其著書中亦謂「大教濫觴，業(yè)之始也�！�(《華嚴經(jīng)傳》卷二)

　　迄今為止嘆未曾有之教法，《華嚴經(jīng)》之梵本，若僅置于桌旁，或該受不敬之罪，因而考慮建堂祭祀，此即華嚴堂之建筑。位于道場寺一隅之華嚴堂，曾經(jīng)入內(nèi)參拜者，或許不僅支法領、法業(yè)二人，道場寺之僧眾、一般之信眾，參拜華嚴堂者相信為數(shù)不少。

　　獲見于沙漠中之第二華嚴經(jīng)——毗蘆舍那羅漢與實叉難陀

　　公元四○○年頃，法顯所見之佛塔，佛殿，僧尼完備之于闐王新寺，于經(jīng)過二百余年后，玄弉亦翩然而至。玄弉至此拜訪時，其寺名稱為娑摩若寺。高百余尺之佛塔聳立著，靈瑞事跡時可聞悉，從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

　　其時，王城之南十余里處有毗蘆舍那寺，為一大寺。此寺即《北史》卷九十七所述之贊摩寺，系于闐國之先生王為毗蘆舍那羅漢所建。毗盧舍那羅漢乃來自迦濕彌羅國之比丘，常于林中入定。王為之建造伽藍，并請其弘揚佛法。其名為「毗盧舍那」，恰與《華嚴經(jīng)》教主同名。

　　據(jù)玄弉之記錄，七世紀前半之于闐，國王頗敬重佛法，自謂即毗沙門天之末裔。國內(nèi)有百余伽藍，僧徒五千余人。與四○○年前同為大乘佛教盛行之國。據(jù)云，昔時如來曾至此地為天人說法。

　　牛頭山之內(nèi)亦有石室，有阿羅漢于中入滅盡定，系為等待彌勒佛下生。雖經(jīng)數(shù)百年，但卻不改其姿態(tài)。

　　唐人時之于闐，有名為實叉難陀(公元六五二——七一○年，學喜)者。時則天武后尊崇大乘，欲求《華嚴經(jīng)》完整之梵本。據(jù)云于闐有所珍藏，遂遣使者至于闐，求《華嚴經(jīng)》之梵本及翻譯者。時應機而來者即實叉難陀。

　　公元六九五年，始譯于東都大遍空寺，武后亦自臨御法座，撰寫序文。菩薩流志與義凈讀誦梵本，復禮、法藏協(xié)助翻釋。公元六九九年完成于佛授記寺。此即新譯之八十卷《華嚴經(jīng)》 (唐經(jīng))。

　　唐經(jīng)與晉經(jīng)兩者比較，唐經(jīng)文字較流暢，且內(nèi)容亦自晉經(jīng)之「八會三十四品」調(diào)整為「九會三十九品」，形態(tài)上較為整然。

　　公元七○四年，實叉難陀為探視衰邁之高堂老母，遂返回于闐；公元七○八年應中宗之請，又至長安；公元七一○年十月示寂，年五十九�；鹪岷笪┥嗖粔模�遂將之送返于闐。又于長安城北門之外，古燃燈臺附近，建造七層寶塔，時人稱之為華嚴三藏塔。

　　《華嚴經(jīng)》為不可思議之經(jīng)典。不論晉經(jīng)或唐經(jīng)，其梵本皆存于于闐。于闐乃大乘佛教興盛、保存大量大乘經(jīng)典之所。公元七九八年，般若三藏所譯之四十卷《華嚴經(jīng)》。并非完本，僅〈入法界品〉而已。此四十卷《華嚴經(jīng)》，系公元七九五年，南天竺烏茶國之師子王，將手書之《華嚴經(jīng)》梵本呈送唐德宗者。

　　《華嚴經(jīng)》之二種梵本皆在于闐被發(fā)現(xiàn)，此或顯示著《華嚴經(jīng)》系於于闐編纂之可能性頗大。且如前所述有關于闐之傳說，所謂毗盧舍那羅漢，恰與《華嚴經(jīng)》之教主同名。

　　沙漠中之綠州于闐，即今之和田縣，雖昔時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廢墟，在此地曾為信奉大乘之佛教國，且藏有多數(shù)大乘經(jīng)典，其中之一即《華嚴經(jīng)》。此經(jīng)之梵本中歷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于闐，一于公元四二○年、一于公元六九九年分別譯成中國之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