凈土探微-第十章（一）

　　凈土探微 作者:弘學(xué)

　　第十章凈土文化

　　第一節(jié)凈土美術(shù)與音樂

　　隨著凈土思想之發(fā)展,凈土美術(shù)如繪畫、雕刻等亦盛行起來。有關(guān)阿彌陀佛造像之始,最早出現(xiàn)于4-6世紀初。這個時期的河南龍門無量壽佛就聞名于世。至7世紀,在善導(dǎo)之倡導(dǎo)下,凈土宗蓬勃一時,以阿彌陀佛住西方極樂凈土為中心主題之凈土變亦告問世。寺院壁畫,如長安凈土院吳道子畫之“西方變”;云花寺趙武端畫之“凈土變”;洛陽大云寺尉遲乙僧畫之“凈土經(jīng)變”;敬愛寺大殿西壁劉阿祖畫之“十六觀”等,皆系名家手筆,今皆不存。敦煌壁畫存有不少自唐至宋之阿彌陀佛凈土變(第三十三、七十、一一四、一三九A洞)或西方變。其圖樣,一般可分為阿彌陀佛凈土變與觀經(jīng)變相兩種,一般西方變通指此二種。前者繪阿彌陀佛說法之西方極樂世界莊嚴相,后者以《觀無量壽經(jīng)》為根據(jù),背景繪極樂凈土莊嚴美麗之樓閣。中畫阿彌陀、觀音、勢至三尊,周圍繞以圣眾,前景則有蓮池。畫之左右兩邊及底部,亦添加經(jīng)之序或十六觀。敦煌一三0洞遺有“九品來迎圖”,中亞一帶亦有“凈土變相”、“來迎圖”之遺品。

　　所謂凈土變相,俗稱為凈土曼荼羅。指描繪凈土佛菩薩,圣眾及種種莊嚴施設(shè)等,以呈現(xiàn)凈土景象之圖像或雕刻。“變”有二義,即①動之義,圖畫不動而畫極樂種種動相,故稱變相;②變現(xiàn)之義,繪凈土種種之相而令變現(xiàn)。凈土變相系由凈土信仰之流行而產(chǎn)生,隨著藥師如來,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等信仰之盛行,亦出現(xiàn)不少種類之凈土變。依其形式而異,通�？煞譃槲宸N:

　　一、靈山凈土變。依《法華經(jīng)》圖顯釋尊在靈山說法之相,又可以分為二類:①依《見寶塔品》畫法華會上,寶塔出顯狀態(tài)。如龍門的雕刻、敦煌出土的遺品,以及東域長谷寺銅版千體釋迦像。②依《壽量品》畫釋尊常在靈山說法,諸天人供養(yǎng)狀態(tài)。如東域勸修寺所藏繡釋迦轉(zhuǎn)法輪圖,并波士頓所藏原東大寺法華堂之靈山凈土變。

　　二、彌陀凈土變。依《觀無量壽經(jīng)》顯其圖像,又名凈土曼陀羅或阿彌陀佛曼陀羅圖,顯極樂世界的莊嚴眷屬。

　　三、藥師凈土變。描繪東方琉璃世界。

　　四、彌勒凈土變。描繪將來成佛現(xiàn)為補處菩薩之兜率天空。

　　五、觀音凈土變。依《普門品》所說救濟諸難之相圖繪。

　　此外,尚有毗盧舍那凈土變;即以毗盧舍那佛為中心之蓮華世界;凈土變相的密教化之諸種。最流行之凈土變相乃阿彌陀佛之西方凈土變,我國從隋唐時即甚為盛行。傳說善導(dǎo)大師親自繪有西方凈土變相三百幅。竺跡著有《善導(dǎo)大師與凈土藝術(shù)》一文,詳細地介紹了凈土變相及凈土藝術(shù)的流衍,書中對現(xiàn)存實物及文獻考察研究之結(jié)果,可供參閱。

　　佛教音樂在印度很盛行,據(jù)《梁高僧傳》載鳩摩羅什大師的話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見佛儀,以歌贊為貴。”佛教傳入我國之后,歌贊梵唄可能隨之傳入我國。加上我國為傳統(tǒng)禮儀之邦,既成僧伽,便有禮佛之儀;既有禮佛之儀,則有贊唄之需。竺法蘭和康僧會為南北二派的贊唄祖師,康僧會制《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帛尸黎密多系西域人,他所“作胡唄三契,梵響凌云”。支謙依《無量壽經(jīng)》及《中本起經(jīng)》,造《贊菩薩連句梵唄》。還有支曇□傳《六言梵唄》,“裁制新聲,梵響清美”。這些西域風(fēng)格的佛曲,都是異國的風(fēng)味,似缺少廣泛流傳的條件。曹植制《漁山梵唄》,“創(chuàng)聲三千有馀,在契則有四十有二”,佛教音樂由他開始。才逐漸與中國傳統(tǒng)樂曲融合在一起,佛曲也就中國化了。

　　東晉時確立的唱導(dǎo)制度,為后世佛教音樂的目的、內(nèi)容、形式、場合的規(guī)范奠定了基礎(chǔ)。凈土宗初祖廬山慧遠大師,開創(chuàng)了以音樂為舟楫,弘揚佛法,廣播教義的途徑。《梁高僧傳·唱導(dǎo)篇》稱他“道業(yè)貞華,風(fēng)才秀發(fā);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dǎo)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后代傳受,遂成永則。”齊梁時,佛教興盛,永明七年(490年)竟陵文宣王蕭子良“集京師善聲沙門”于一處,專門創(chuàng)作研討佛教音樂,參加者中,僧辯被評稱為“獨步齊初”的佛樂家,他所傳“古維摩一契、瑞應(yīng)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這次集會,對以“哀婉”為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唄風(fēng)格的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梁武帝蕭衍篤信佛教,而且素精樂律,他曾利用裁定梁朝雅樂的機會,親制“《善哉》、《神王》、《大樂》、《大歡》、《天道》、《仙道》、《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他親定的含有大量佛教內(nèi)容的梁朝雅樂,在隋代曾被視為“華夏正聲”,并“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制定隋樂,給中國后世的清商樂和宮庭音樂以深遠的影響。梁武帝還創(chuàng)設(shè)“無遮大會”、“盂蘭盆會”、“梁皇寶懺”等佛教典儀,為佛教音樂提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奏場所。他所倡佛典的清樂化,是佛教音樂開始與中國傳統(tǒng)音樂融合的標志。

　　唐代佛典大盛,俗講成風(fēng),朝廷耽于佛典,百姓則把廟會視為最重要的娛樂場所。無論寺院、宮廷、民間,佛教音樂都達到了鼎盛時期。在寺院內(nèi),凈土宗的流行為佛曲的傳播與宗教活動中音樂的大量使用,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條件。善導(dǎo)大師傳凈土法門,倡專心念佛,著有《法事贊》、《往生傳》、《般舟贊》等贊歌三卷。法照制定“五會念佛”法規(guī),并著有《散花樂》曲,影響甚遠,至今流傳的《千聲佛》等繞佛之曲,可視為“五會”之遺續(xù)。少康大師則更辟蹊徑,面向民間,在民間音樂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新的佛曲。贊寧《高僧傳》中稱:“康所述偈贊,皆附會鄭衛(wèi)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得處中曲韻。”用當時當?shù)匕傩账�熟�?xí)喜愛的音調(diào)演唱佛曲,應(yīng)該說是佛教音樂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而且延至宋元明清。吳曾《能改齋漫錄》中說:“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贊。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拔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從而可以窺見宋代佛教吸收民間音樂豐富自身的情景。明清之際,許多佛曲用民間曲調(diào)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樂十五年(1418年)頒布御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令全國佛教徒習(xí)唱,其中大部分曲調(diào)為當時流行之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可惜此書有詞無譜,未能流傳。從明清到近代,佛教音樂與唐宋相比,從整體上是日趨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在這種衰微的同時,由于佛教音樂的影響,民間音樂(尤其是民間器樂和說唱音樂)卻日趨繁榮。因此,佛教音樂的衰微過程,也可以視為一個與民間音樂進一步融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