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專訪濟群法師

　　并非名僧的高僧

　　見到濟群法師,他正坐在西園戒幢律寺一間獨居的禪房內盤腿打坐,墻壁上的一副對聯(lián)巧妙地嵌入了法師的名號,“發(fā)心求正覺,忘己濟群生”。法師身前的小幾放著茶道的全部用具。合十見禮,彼此坐下,法師一襲灰衣,面帶祥和微笑,斟泡手法嫻熟。

　　法師現(xiàn)在的功課和生活分處蘇州和廈門兩地。在蘇州西園寺時,以教學、弘法為主,并處理佛學研究所的一些事務,接待高校、信眾、專家的來訪也要占據(jù)一些時間。剩下的時間,就用于禪修。在廈門南普陀寺,他有一間單獨的禪房在半山上,在那里可以靜心修學,并修訂一些佛學文稿。另外,會有一些外出演講的任務。

　　何謂“高僧”

　　濟群17歲剃度出家,這在佛教中稱為“童真入道”,而他與佛教結緣,卻在更早之前。他說:我似乎生來就是為了出家的。

　　出生閩東的濟群,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在雙親帶領下,全家信佛,吃長素。濟群幼年的印象中,家里常有許多僧人來住宿、吃飯,而母親總是熱情招待,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經拜佛。一年秋天,母親發(fā)心到福建東部支提寺幫忙修補藏經,當時14歲的濟群也跟著同去。

　　《人物周刊》:童真未開時便身入佛門,等成年后了解自己將終生寂寥山門,會不會動搖幼年的直覺選擇,曾有過困惑迷惘的時期嗎?

　　濟群法師: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就如你所說,有些人出家時年紀太小,對社會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礎比較薄弱,不利于將來對佛法的深入研究。但這也是優(yōu)勢,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年齡小可以有更多時間來修學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養(yǎng)成,一張白紙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就我個人來說,機緣一直比較順,遇到了很好的老師、很好的環(huán)境,而且,我天性就非常喜歡、非常適合寺院的生活。

　　在我看來,寺院生活是清凈自在的,而非大家以為的寂寥。當然,如果還有世俗需求,便很難享受這份清福。就像很多來到寺院的人,雖然也喜歡這種清凉之境,但呆上幾天后,卻寧愿回到紅塵中打拼。因為他們還需要到社會上做些什么來證明自己,來獲取自己向往的一切。我的出家雖然比較感性,但隨著修學深入,卻更堅定了這一選擇。尤其是因弘法而對社會有更多了解之后,越發(fā)認識到世俗生活的荒謬。相比之下,我覺得追求真理、智慧、解脫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

　　《人物周刊》:您認為判斷一個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標準是什么?中國現(xiàn)代、當代史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濟群法師:現(xiàn)代人,往往將“高僧”和“名僧”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時期,慧皎所著《高僧傳》中,即對“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區(qū)分。所以,我們不能僅憑名聲來作出判斷,就像社會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養(yǎng)未必能作為大眾楷模。當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實歸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無漏學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凈無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擁有祥和寂靜的心態(tài);第三是具慧,擁有透視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這些內在學養(yǎng),還要有濟世的悲心,平等關愛社會大眾。所以說,是否高僧,主要取決于自身的生命品質,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聲。

　　在近現(xiàn)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許多,如太虛大師的博大胸懷、弘一律師的嚴謹作風、虛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周刊》:具體地說,您認為一個出家人、特別是寺廟的方丈、高僧,他/她的主業(yè)應該是什么?他/她在社會生活當中應該扮演(擔當)怎樣的角色?

　　濟群法師:作為一個出家人,主業(yè)就是內修和外弘。內修,即通過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覺醒和解脫;外弘,即幫助大眾達到同樣的目標。換言之,就是自覺覺他。如何才能抵達這一高尚的人生目標?首先要聽聞佛法獲得正確的人生觀念,其次是以佛法觀念重新認識人生,然后通過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與煩惱,從而完成生命的覺醒和解脫。作為出家人,我們不僅要關心自己,還要看到蕓蕓眾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煩惱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覺的基礎上,發(fā)起幫助一切眾生的愿望,并將之作為盡未來際的使命。

　　作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個出家人,自然也離不開內修和外弘兩大任務。當然,應該比普通僧眾做得更出色,因為他們還肩負著領眾修行的責任。至于在社會上,則應擔當精神導師的角色,起到化導社會、凈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還是旅游的發(fā)展之爭

　　對少年濟群來說,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機緣成熟。他從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當時的職責是在客堂當“照客”。這個差事,有點像賓館的服務員,負責掃地、打開水、倒茶、洗茶杯,還管客房的鑰匙,給客人開門。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叢林之一,千百年來高僧輩出。“文革”期間,寺院被園林管理部門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還俗,有的在批斗聲中上吊自殺,有的被園林部門收編為職工,不準他們穿僧裝,尼眾必須重新蓄發(fā)。濟群剛出家時,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幾乎都是穿俗裝。濟群的剃度師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為黑教頭,守在寺院中,做郵差、挑糞、種地,每月政府發(fā)給他20元生活費,但老和尚一直堅守在鼓山,不論社會風浪多大都沒有離開。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實了宗教政策,歸還僧眾管理,濟群就是那時來鼓山剃度的。

　　濟群出家?guī)啄旰?他的父母也相繼遁入空門。1980年,濟群成為中國佛學院的第一批學生。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蘇州西園寺作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眾多僧侶的清修之地,但同時又是一個著名的風景點,這中間如何平衡?

　　濟群法師:現(xiàn)在各地政府都大力發(fā)展旅游,大環(huán)境如此。但西園戒幢律寺并沒有特別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沒有跟旅游部門“主動掛鉤”(笑),所以游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剎古寺差得遠。這里的普仁大和尚發(fā)愿弘揚佛教文化,專門成立了佛學研究所,一方面是教育培養(yǎng)人才,一方面是弘法凈化社會。西園寺的僧人不參與旅游服務,所有給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務都由在家人承擔。

　　《人物周刊》:對河南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因為發(fā)展旅游推動地方經濟有功,政府獎勵名牌汽車這件事情所引起的爭議,您如何看?

　　濟群法師:我對少林寺的情況并不了解,所以無法具體評價這件事。目前,確實存在鼓勵寺院發(fā)展旅游經濟的大環(huán)境。過去我們很重視寺院的清凈,但是清凈跟發(fā)展之間,有時也會有深層次的矛盾。以西園寺為例,這里游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維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還是沒問題的,但如果要建設發(fā)展,就需要資金來源。西園寺最近新蓋了“三寶樓”,未來將成為大規(guī)模的教學和弘法場所,這個樓的基建成本就是幾千萬。錢從哪里來,就一定有困難。又想保持清凈,又要保持發(fā)展,這中間確實有很多無奈。

　　但無論如何,如果放棄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違背佛教教義)的。

　　寺院,佛教也稱為“道場”,是提供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對社會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凈化世間,普度眾生。為社會提供正確的人生觀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幫助眾生凈化心靈,解決人生煩惱和困惑。二是承擔相應的慈善事業(yè)。因為寺院的信譽度較高,可以牽頭組織善行義舉,這在傳統(tǒng)寺院中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你們一定在電影電視及文學作品中看過,古代的饑荒之年,寺院會出面散粥,并為一些貧苦的讀書人提供幫助等等。目前,臺灣教界在佛教慈善事業(yè)方面就做得比較好。

　　《人物周刊》:佛教界對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規(guī)定?

　　濟群法師:善款首先要來源正當,其次要尊重施主意愿,若施主說明款項用途,不可隨意更改。至于具體管理,佛教中最權威的規(guī)定就是戒律。此外,佛教特別強調的因果法則,也是培養(yǎng)自覺性有效途徑。叢林中,老和尚經常會教導大眾珍惜施主供養(yǎng),所謂“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真正體認到這一點,就能從根本上杜絕管理隱患。當然,僅僅依靠自覺還不夠,還需要相應制度進行制約和分配管理,使每一份善款得有最有效的利用。

　　佛教是心靈的智慧

　　“我平時讀書累了,就會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邊漫步,或獨自沉思,或帶上幾個學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種很放松的狀態(tài)下,自由地思考和討論一些人生問題。”他在廈門南普陀寺清修的禪房,位于后山半山腰的阿蘭若處,遠離喧囂,每天爬山很方便。

　　濟群法師在我身前時走時停,為我指點,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與我大相徑庭。他提步很輕,幾乎沒有聲音,上身也不會因出腳而起伏或改變左右重心,仿佛在平移,只有大褂的后裾隨之均勻地飄忽拂動,狀極優(yōu)雅。

　　濟群法師稱自己是“山野之人”,甚至,是“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不喜歡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復雜的行政事務中。同時也不愿意被別人管,我討厭無謂的應酬,沒有辦法去干自己不喜歡的事,也不會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勉強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為五斗米折腰。”因此,在教學之外,他謝絕一切社會頭銜和行政職務。

　　在廈門大學歷史系進修研究生期間,濟群等法師萌生了向大學學子傳授佛教文化的念頭,他們與廈門大學歷史系聯(lián)合舉辦“佛教文化研討班”,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學生,內容有講座、參訪寺院、禪修、座談,半個月下來,效果很不錯。接著,他們又辦了第二期、第三期,后來干脆在廈大成立“青年禪學社”,長期為大學生開設佛學系列講座或專題講座。后來,他將這一做法帶到蘇州西園寺,寺院弘法部專門開辦了“青年學佛組”、“青年學佛進修班”,利用周末的時間為青年人開辦講座,舉行共修。

　　《人物周刊》:人們對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教派眾多,您修學近三十年,如果請您用一句話概括佛教,什么是佛教?

　　濟群法師: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脫人生痛苦的方法。

　　《人物周刊》:佛教中,“受”與“施”的界限如何設定?即佛教界可以從社會得到什么?又應該為社會貢獻什么?

　　濟群法師:佛教有接受供養(yǎng)的傳統(tǒng)。佛陀時代,僧眾不事生產,托缽乞食。其意義有二,一是令僧眾全身心地追求解脫,利益眾生;一是令眾生通過供養(yǎng)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從社會得到什么,這涉及發(fā)心等問題。佛弟子中,有“聲聞行者”和“菩薩行者”之分,前者追求個人解脫,后者發(fā)愿帶領大眾共同解脫。相應的,行為規(guī)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聲聞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醫(yī)藥外,個人生活不必擁有更多。依菩薩戒,則應廣泛利益眾生,這就必須多事、多業(yè),凡對眾生有利的事都盡力而為,這就需要相應的財力和物力。如果是發(fā)愿利益大眾,是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弘法事業(yè),并且不違背戒律的基本規(guī)范,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關鍵的一點,是不能為了個人享樂。

　　佛教能為社會貢獻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首先,佛教能為社會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傳統(tǒng)宗教得到保護,并有良好的傳播環(huán)境,以此滿足民眾的信仰需求,并為他們闡明辨別真?zhèn)蔚臉藴?各種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機。其次,佛教能為社會提供正確的人生觀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殺率居高不下,抑郁癥與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為對人生的真正價值缺乏省思,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為社會發(fā)揮慈善的功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貧富現(xiàn)象日益懸殊,這也導致了種種社會不安定現(xiàn)象的產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賴社會力量開展慈善活動,是調節(jié)貧富關系的必要途徑。宗教團體具有較高可信度,應當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第四,寺院能作為社會大眾的精神家園。在這個浮躁喧囂的世間,人們越來越需要一個讓心靈休息、讓精神升華的驛站,在這方面,寺院還有很大的潛力有待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