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觀路上，幸遇明師

　　禪觀路上,幸遇明師

　　釋性廣

　　感時悲教,救亡圖存

　　筆者有幸,在中壯之年,已恭逢并見證了臺灣佛教之教運由弱轉強的時代。仔細思維,佛教在臺灣的復興,應與鼓勵佛弟子關懷苦難,積極入世的“人間佛教”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

　　民國七十一年,筆者出家于供奉慈航菩薩肉身舍利的道場。初出家時,常聽人引用慈航菩薩的名言:“慈善、教育、文化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倍�慈航法師與印順導師,同為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服膺并提倡入世關懷的大乘菩薩精神。一般人引用此句,強調(diào)的是入世利生的內(nèi)容,但筆者解讀到的,是當時佛教需要以此而為“救命”依憑的無奈與悲哀。

　　原來,長久以來,世人對于佛教已形成“愚妄迷信,經(jīng)懺交易”的印象,所以評價很差;而流傳在民間戲曲與口耳譏諷中的,對僧人的輕藐蔑視,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多視僧人為因家貧而從小被送養(yǎng)于寺院的社會底層人。

　　所以,無論是太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或印順導師提倡的“人間佛教”,觀其思想凝成的時代背景與心路歷程,不但源于大乘佛子“不忍眾生苦”的悲憫情懷,也更有感時悲教,救亡圖存的危機感。

　　可以說,過往的山林佛教以逃塵避世而貽世輕藐,過往的聚落佛教以腐化墮落而貽世譏嫌,如何舍此二邊而行中道?這正是導師窮畢生心力,深入三藏,學貫印、中(佛學),而提出“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之意趣所在!

　　當仁不讓的普賢行愿

　　導師深知,人間佛教,不能徒托空言,必須身體力行,并以實際成果來證明其效力,這才能激發(fā)起追隨者的信心。例如:寺院經(jīng)濟的既有陋習,導致僧伽失格,社會詬病。他深刻體會:必須先端正僧品,方能轉變佛教的體質。但他并未采取像太虛大師那樣“大鬧金山寺”的激烈作法,而是擘畫寺院經(jīng)濟的理想藍圖,并證明其可行性。

　　民國四十九年,導師在臺北創(chuàng)建慧日講堂,他說:“我當時有一構想,佛教難道非應付經(jīng)懺,賣素齋,供祿(蓮)位不可!不如創(chuàng)建一講堂,以講經(jīng)弘法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唯持下去!我從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妙云集】下編第十冊,《平凡的一生》,頁一○七。)有了前人成功的事例,于是有心人逐漸出現(xiàn)“寺院、道場要辦‘道\’不要辦‘桌\’”(臺語“道”與“桌”同韻母)的反省。

　　殊堪安慰的是,如今在臺灣,不只是“寺院辦道”的觀念深植人心,連帶的,慈善、教育、文化,這些利人益世的事業(yè),已從過去“不得不然”的佛教救命圈,成為今時菩薩學人“當仁不讓”的普賢行愿。相信這正是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的初衷,因為本位主義的消極自保,絕非人菩薩行的目的。

　　親炙大德,喜獲法益

　　忝為“人間佛教”的追隨者,如上所述,筆者見證了一個佛教由弱轉強的時代。其次談談個人的學法心得。

　　出家以后的好長一段時間,思想苦無出路,尚幸拜讀導師的著作,終于尋得學佛道上的指路明燈。最難得的是,無論是弘法還是禪修,筆者都因親炙導師而得大法益。

　　民國七十五年底,筆者開始向信眾弘法,所依教本,即是導師所著《成佛之道》。以后因追隨昭慧法師以問學、護教,而得以時常陪同法師拜見導師,親聆法音。

　　民國七十九年,弘誓學佛班在善導寺開課,由昭慧法師與筆者將《成佛之道》偈頌編成科判,經(jīng)導師親自修訂定版之后,制成講義,向四百多位第一期學員講授。令筆者感動的是,他老人家不但將此科判細讀細改,而且還致函昭慧法師,提撕重點。

　　民國八十年初,筆者開始接觸并習學各種禪修法門。在修學過程中,雖也多次體會到禪修的知覺明達與輕安樂住,然而因有從導師教導中所得到的“正見增上”力,故爾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沉緬于身心的特殊經(jīng)驗,而忘記止觀的真義與菩薩禪法的究極目的。禪修過程中,最常領受到的,就是身心的變化與特殊的覺受,然而在佛法中修學禪法,重要的不是尋求感受,而是對經(jīng)驗的確當詮釋與正法抉擇力的培養(yǎng)。禪修者如果一味強調(diào)自心體驗,而不依于經(jīng)教與正理以作檢證,很難不墮入眛定、邪定之中,因此導師名之為“美麗而險惡的歧途”。

　　三學增上,擇法依歸

　　記憶深刻的一次,是民國八十四年底,筆者在一次的禪修營中,體會到一些超常的經(jīng)驗。禪修結束后,身心久久沉浸于難以言喻的歡喜踴躍中。由于每隔月余,都會隨同昭慧法師去向導師請安問法,在那次禪修后去見導師,就向老人家報告:“最近學到一種特別強調(diào)不修禪定,而直接入于觀慧的方法。”導師聽了,當即問道:“那戒、定、慧三學,又要怎么說?”

　　一句問話宛如棒喝,筆者當場有一種恍然醒覺的震撼!慚愧的是,“法次法向”,“三學增上”的義理并非初次聽聞,但只不過是身心得到一點超常的覺受,自己竟然把佛法正見拋在腦后了。自此筆者更是戒慎乎始,依八正道而以正見為基,將一切禪觀體驗,都置于正見之下而作檢驗。

　　為何修行時身心的超常覺受,更需要正見指引?筆者曾引喻說明:把一根直筷斜置于一杯水中,由于水中光線的折射作用,我們將看到筷子與水面的交接處,是折斷而不連接的。認知中的直筷有如“擇法的正見”,而視覺經(jīng)驗的斷箸,則宛若“境相的錯覺”,縱然是親眼所見,但還是不可信的。

　　由于導師思想的提撕,使自己的禪觀修學之路穩(wěn)定踏實。筆者常自我警惕:切莫陷入“不以勝義印證,只重自心體驗”的泥淖。面對修持過程中身心的諸多變化,過往誦讀的導師法語,更成為彼時擇法的靈感與依歸,解決了許多禪修觀念上的困惑與瓶頸。每從禪修營隊回來,筆者總是就著個人修持的進境,與昭慧法師討論如何與法義相互印契;偶或謁見導師,也會向老人家報告修持的心得,以求能不偏離于正道。

　　暢佛本懷,普賢愿行

　　印公導師著作等身,世人多注意他在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他在修持方面上的卓越見地。甚至有一種錯誤的傳言,指稱導師“不重修行”;由此衍生一種錯誤心態(tài),認為他的著作是不討論修行問題的,他對于修行問題,是沒有發(fā)言權的。這種浮面感覺,其實有待商榷。筆者曾撰《人間佛教禪法》一書,分析并綜論導師在禪修方面的卓越見地與研究成果。以下簡略說明大要:

　　第一、在治學目標方面:

　　導師以顯揚佛陀本懷,建立契理契機的教法為治學理念,故不可能忽略佛法“依禪觀以入于空慧”的究極理想;也絕不可能對變質異化的修持方法,模棱兩可而不置可否。所以導師在探尋本質佛法,消化傳統(tǒng)遺產(chǎn)之后,必然會依于“人間佛教”思想主軸,而凝成其禪觀思想的結晶;而又因其治學長于“辨異”,故對漢傳、藏傳、南傳佛教中那些不修行的人,修行錯誤的人,還有把修行定義得太狹隘的人,必然會提出一番反思與批判。

　　第二、在研究成果方面:

　　印順導師著作之中,論究禪法內(nèi)容、辨析修行知見的篇章,不但數(shù)量頗多,而且時有孤明獨發(fā)的卓越見地。最為學界所著稱的,是探究禪宗初期從印度(如來)禪演變到中華(祖師)禪的《中國禪宗史》。其它諸如《修定——修心.唯心與秘密乘》等著作;對于宗見思想之所從出,方便適應之必然轉折,宗門設教之隱微與歧途等等,都一一加以剖析,明確指出修持應有的正途與宗派歧出的關鍵。

　　論著蒙師題字、修訂

　　民國八十九年,佛教弘誓學院舉辦第二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昭慧法師、悟殷法師與筆者,三人相約“以法供養(yǎng)”,用“各寫一本新書并予以發(fā)表”的方式,來為導師祝壽。當時筆者深受江燦騰教授之鼓勵,乃決定以自己的碩士論文《印順法師禪觀思想研究》為底稿,進一步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禪法”,是導師禪學思想中心。筆者希望能于該書之中,完整闡發(fā)導師精采卓絕的禪學思想與止觀正見。

　　記得筆者在撰完碩士論文初稿后,曾帶到華雨精舍,敬請導師指正。承蒙導師逐句看過,整份文稿留下了導師珍貴的親筆校訂字跡。

　　拙著《人間佛教禪法》第二章,介紹“人間佛教”思想的播種者──印順導師的生平學經(jīng)歷;并特從幾個面向,敬述導師一生勤懇治學,光風霽月的“圣之清者”的人格特質。后與昭慧法師至華雨精舍,呈給導師過目,第二天早上,導師看完后,慈詳?shù)匚⑿ο蚬P者說:“我沒有你寫的這么好!”昭慧法師與筆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導師您太謙虛了�！�

　　書成付梓之前,又蒙導師慈允題字,于是在華雨精舍明圣、慧琛、慧璨諸法師從旁協(xié)助之下,眼力退化而手肘無力的導師,竟然扶著老花眼鏡,以微抖而持筆不穩(wěn)的手,一筆一筆緩慢地寫下了該書書名:“人間佛教禪法”。筆者如獲至寶,將此珍貴墨寶置于該書首頁,以為紀念。

　　至今無論是禪學寫作還是禪觀教學,筆者還是掌握大乘三昧的要領,暢導普賢行愿的精神。這一切,固然來自個人體驗的自信,其源頭活水,還是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禪觀思想。

　　禪觀路上,幸遇明師,如優(yōu)曇花,甚難希有。追思情切,無以言念,因茲略述二、三往事,與諸讀者分享自己親炙導師所獲致的無限法喜。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四日 于法印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