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jīng)》導讀

　　作者：中禪

　　《壇經(jīng)》是“具有中國特色”佛教——禪宗代表性經(jīng)典，由唐代慧能大師（638——713）講述，學生記錄整理而成。在佛典中，中國祖師的開示被后人稱為“經(jīng)”的僅《壇經(jīng)》而已——由此可見其獨特高尚地位�！秹�經(jīng)》不僅是一部中國佛教特有名著，也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品之一，以其深遠影響，對世界文化也作出了貢獻。

　　慧能大師是中國禪宗真正意義上的創(chuàng)立者，他首建“曹溪宗”，后“一花開五葉”，發(fā)展成禪門“五家七宗”。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壇經(jīng)》里，這對中唐以后的佛教和后來儒家宋明理學，都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漢傳地區(qū)佛教宗派的主流，后傳至朝鮮、日本，近代又向歐美發(fā)展，表現(xiàn)出強大生命力。

　　認識《壇經(jīng)》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價值，應了解其產(chǎn)生的必然性與社會文化背景——佛教在中國發(fā)展的過程及禪宗興起，以及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從而徹底融入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而《壇經(jīng)》是其思想代表。

　　因此，本文分兩部分：一、簡述有關《壇經(jīng)》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二、介紹《壇經(jīng)》正文，依流傳的“宗寶本”內(nèi)十個章節(jié)，提要敘述。

一、簡述有關《壇經(jīng)》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

　　該節(jié)包括以下內(nèi)容：1、簡述中國佛教的發(fā)展歷程；2、中國式佛教——禪宗崛起；3、禪宗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相互影響及本土化；4、《壇經(jīng)》特點；5、《壇經(jīng)》的幾種版本；6、學習《壇經(jīng)》之目的。

　　1、簡述中國佛教的發(fā)展歷程

　　中國佛教發(fā)展的歷程，即中華文明以特有之博大胸懷，接受偉大外來佛教文化的過程。并將佛教融入自己民族文化之中，相互磋磨汲取，形成了徹底本土化的獨特的“中國禪宗”。

　　佛教在中國發(fā)展大至分兩階段，一是吸收印度佛教階段；一是佛教“中國化”階段。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六七百年間（約公元147年安世高始譯佛經(jīng)，至公元664年玄奘翻經(jīng)止），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翻譯佛教經(jīng)典，接受教義。隋唐時代，隨著天臺宗、華嚴宗，特別是禪宗的出現(xiàn)，已漸漸形成了佛教適應、汲取、結合中國原有的儒道文化背景，形成了義理精確，具有“中國特色”表現(xiàn)形式的“本土宗派”。

　　隋唐是中國文化對佛教接受與自立的轉折時期，即以唐貞觀年間，玄奘大師（596——664），從印度留學歸來為標志，表明“學生時代”結束，已逐步形成中國大乘八大宗派。計有天臺宗、華嚴宗、三論宗、唯識宗、禪宗、律宗、凈土宗和密宗——都是中國本土宗派，較早形成的成實、俱舍宗為大乘附屬之派別。

　　中國是文明高度發(fā)達的世界性大國，以儒道文化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華民族求同存異的泱泱大國胸懷，故印度高僧說中國人有“大乘氣象”，而中國歷代高僧大都有深厚之儒道文化素養(yǎng)。就八宗而言，三論、律宗、唯識、密宗之印度氣息較濃，而天臺，華嚴、禪宗之中國民族風格較著——在印度較重門派知見，多辯論，而中國則多雅納包融，故在印藏地區(qū)勝行義理爭辯是難得找到這種文化氣氛的。

　　有隋一代，智者大師（536——597）首開天臺宗，以“一念三千”說明實相；以“空、假、中”的“三諦圓融”闡明止觀定慧之學；以“五時八教”對釋迦教化作了中國式的全面判解，以有別于印度傳統(tǒng)的“三時教”，成最早的一家之言。

　　唐初吉藏大師（549——623）創(chuàng)三論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綱領，繼承龍樹、鳩摩羅什的印度大乘中觀思想，提出“二藏三論”（二藏即聲聞、菩薩二藏）的判教主張。

　　唐代玄奘大師歸國后創(chuàng)唯識宗，透徹昭示“三界唯心，萬物唯識”宗旨，并譯經(jīng)展現(xiàn)印度佛教全貌。以《瑜伽師地論》、《俱舍論》、《大般若經(jīng)》為中心，揭示印度佛教發(fā)展之脈絡，此治學氣象，為印度學者所無。尤其是對《成唯識論》之編譯，成為唯識學的代表作，其立“真唯識量”的學術成就，為印度因明學中所無，實為首創(chuàng)。

　　法藏大師（643——712）即賢首國師，雖繼承杜順、智儼《華嚴經(jīng)》學統(tǒng)，實為華嚴宗真正創(chuàng)始人，他借鑒了天臺、三論及瑜伽學說，特標“別教一乘”、“法界緣起無盡”說。融涅槃生死、真俗本末、原因后果等種種二相分別，盡納入“法界緣起”觀，點出“因賅果海，果徹因源”之宏大精深菩薩境界，依人們可能悟入的理境，達登峰造極。

　　2、中國式佛教——禪宗崛起

　　禪宗之創(chuàng)立，雖肇始齊梁，但在盛唐之前，皆由個人單傳，并未普及于社會。由印度第二十八代祖師達磨，將釋迦牟尼佛親授之“拈花正宗”傳入中國。相傳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大眾默然不解，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領悟奧旨，佛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并付金襕僧伽袈裟為信物。故禪宗立宗要旨，在于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頓悟成佛。用一切語言概念、邏輯思維來分別揣摩是無益的，是不能把握的，唯經(jīng)過內(nèi)心自省以達豁然“頓悟”（此故事見于大藏經(jīng)中《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jīng)》），然而，禪宗真正的開山祖師應該是《壇經(jīng)》作者慧能。由他肇始“一花開五葉”，全面向社會推廣禪宗。禪宗得從繁瑣哲學中脫穎而出，倡導“當下”心態(tài)的自覺，提倡“受用”，于身心有實際的良性作用，從分析名相、辯駁教理、引典勞碌等眾說紛紜中解放出來，獨樹“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大旗，倡導“直指人心”的便捷方法，將全部佛教真諦匯歸于對現(xiàn)實自心之“覺受”，擺脫了一切教條羈絆，與現(xiàn)實生活打成一片，從生活中直接體味身心性命，體味人生宇宙中佛法之真諦。在師徒授受方面，更在日用動靜、起心動念、嬉笑怒罵中激揚指點，在殺、活、縱、奪中實施——此種作略雖在馬祖后大見開展，但初顯端貌，則全在《壇經(jīng)》的包蘊之中，這不但對佛教具有革命性，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心理實踐體系。

　　會昌二年（842）唐武宗推行滅佛運動，至會昌五年，拆毀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廟萬余處，還俗僧人二十六萬多人。這是中國佛教在歷史上的關鍵性轉折時期，形式上的滅佛運動，在歷史上反而促進了禪宗——佛教的精髓，日后大規(guī)模地，乃至面向世界的發(fā)展。深入研究中國佛教歷史可以看到，如果沒有禪宗，中國佛教是難以承受唐武宗滅佛運動打擊的（當時印度佛教由于外部打擊而一蹶不振，逐漸步入消滅。西藏佛教也由于郎達瑪[838——842]的打擊而一時衰微，經(jīng)歷長達百年的“黑暗時期”，中亞及新疆佛教從此也近絕滅）。在那次遍及全國（其實也世界性的）的滅法運動中，佛教在中國，除禪宗外的所有宗派幾乎大多覆沒了。這些宗派失去了寺廟的依托，失去了寺院經(jīng)濟和經(jīng)典文化的支撐，就沒有了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尤其如此）。事實也是這樣：唯識、三論、天臺、華嚴、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擊后一蹶不振，有的永遠消失了。而六祖慧能大師開創(chuàng)的禪宗（南宗頓門），不僅安然度過法難，反而如雨后春筍般地迅速發(fā)展，遍布全國，取得了中國佛教的主導地位——迄今為止，漢傳佛教的主要寺廟，無一例外傳承禪宗法系。如“上有文殊寶光（四川成都文殊院、新都寶光寺），下有金山高旻（鎮(zhèn)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即為“禪宗寺院遍布天下”的代表性說法。這是中國佛教發(fā)展的必然，也是一個奇跡。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禪宗的核心道場，歸根結底是安置于個人的內(nèi)心，是個人對自己現(xiàn)實思想深沉的反省，從而才有可能在人群中獲得了無限廣闊的普遍性與極大方便的現(xiàn)實性。這種內(nèi)心的道場，不再受時間、空間、職業(yè)、貧富及學識多寡限制，也是無法限制的。禪的核心焦聚在此刻、此處之“現(xiàn)實心態(tài)”——“直指人心”，苦至獄、病處，樂至名利場，人人皆可方便自省，回心向道。故禪宗的優(yōu)越表現(xiàn)在廣大的“群眾性”，無以倫比的“現(xiàn)實性”，與最深刻的“思想性”（心地法門）。所以，如果沒有慧能大師開創(chuàng)的禪宗，佛教在中國的生命能否延續(xù)至今就成了問題。歷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滅法一千多年來，中國漢傳佛教的發(fā)展，主要是禪宗傳承（亦并行凈。至于禪凈合一，多歸于“唯心凈土，自性彌陀”的禪法理路）不僅在歷史上融入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且如此綿延發(fā)展，傳遍日本、朝鮮、越南，近代且有發(fā)展至歐美的趨勢。

　　玄奘大師的唯識宗在中國只傳了四代（至近代方多研究者），何以如此優(yōu)秀甚深的傳承就無以為繼？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方便可行。印度式的經(jīng)院哲學大多繁瑣，皓首窮經(jīng)尚難通達義理，更惶論抉擇精義而行？學者尚難窮究，社會士大夫及群眾更望塵莫及。三論宗等亦如此，而一般密宗對經(jīng)濟有所要求，灌頂儀軌亦很繁難，對廣大社會群眾，自有不便，故以難傳——當然也有唐武宗滅法因緣等社會因素。

　　諸宗消沉，禪宗獨盛的事實，表現(xiàn)出禪宗能經(jīng)受嚴酷社會淘汰的頑強生命力，這是由禪宗特點決定的，禪宗要旨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簡明扼要，樸實可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結合，提倡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皆可參禪，乃至后來馬祖（709——788）提出“平常心是道”，促進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覺悟。由于不背寺院經(jīng)濟、經(jīng)典文獻包袱，唐武宗滅佛摧毀了全國大量的寺院與典章文獻，卻不損禪宗一毫毛。由于禪宗安道場于個人心地，方法是自心反省，便捷可行，又與中國傳統(tǒng)的儒道思想在基本原則上可以協(xié)調(diào)，甚至更能突出其某些心要（在下文還要專門述及），故在與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上，獲長足進展，易于為士大夫接受，逐漸獲得巨大的社會普及性。宋明以后，禪的思想已慢慢浸入社會生活，成為民族文化有機組成部分。

　　禪宗本身已含攝了佛教全部精義，不論顯密、世出世法皆可在個人心性修養(yǎng)內(nèi)融匯貫通，富有蓬勃鮮活的生命力。一個禪者就是一粒種子，無論在何等環(huán)境下皆可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皆可于“現(xiàn)身說法”的語默動靜中產(chǎn)生社會作用。這些特點，較其他諸宗有不可比擬的優(yōu)越性，故千多年來，禪宗成了中國漢傳佛教的主流。

　　“禪”本來是印度語譯音，靜慮之意。義為通過修行，掃除精神雜質(zhì)，回歸到心地本分的覺悟。印度禪學只是一種修行方法，與戒學、慧學是平等的，單立為學科，這還不是中國的禪宗之禪，在印度佛教里是沒有禪宗的。“禪宗”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禪宗既然是佛教內(nèi)一宗派，何以自稱“教外別傳”呢？因禪宗產(chǎn)生于佛教鼎盛的盛唐，當時天臺、唯識、華嚴、三論等宗派在學術上極為繁榮，是中國佛學的黃金時代。禪宗認為其他派別都主要通過文字語言傳教，多用邏輯思維來闡揚教理，故稱“教下”；而禪宗自稱“宗下”——萬法歸宗之義。禪宗認為語言邏輯不足以表達究竟真實義，且有教理愈繁，實義益晦之嫌，雖學富五車，而直接證悟者甚少。禪宗針對此狀況，特別強調(diào)了在自心中的實修體驗，要求在自省中覺悟，了脫生死，當下解脫，頓悟成佛，即禪宗認為的佛法歸宗之處。在法統(tǒng)傳承上，慧能大師雖是中國禪宗的真正發(fā)起者，但也上溯至佛陀，單傳廿八代于達摩，再下傳至中國第六代祖師慧能，再由慧能造《壇經(jīng)》，乃至“一花開五葉”，建立禪門“五家七宗”向全國乃至最終向世界發(fā)揚光大。

　　3、禪宗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相互影響及本土化

　　現(xiàn)在有的學者認為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甚至認為禪宗的優(yōu)點，在儒學本來就有。其實不然，禪宗的根本目的在于徹證“無生法忍”境界，這是印度佛教思想精華所在，為中國本土文化未見記載，而禪宗在“頓悟”體驗中實證此事，毫無疑問是純粹佛教思想，然而卻在中華大地開放出光明璀璨的花朵。

　　同時，也有人對“中國化佛教”不以為然，懷疑其是否“走味”，認為既是佛教，當奉持印度形式。其實，佛教精要在“無生法忍”之“頓悟”實質(zhì)，并不在表面形式，而任何外來文化的傳播，都不可脫離接受地域的傳統(tǒng)特點，否則就不能生根，就不能有機融合。必須在當時當?shù)氐拿褡逦幕�習俗背景中求得發(fā)展，在求同存異中獲得本土特色，若與當?shù)孛袼撞缓�，采取教條主義態(tài)度，是缺乏拓展空間的，事實證明也是如此。完全脫離本土文化與民俗背景是不現(xiàn)實的，很難融于民族文化深層血脈中，然而禪宗卻做到了這一點。佛教講緣起，原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包括儒道思想，本身就構成了佛教發(fā)展緣起的條件，所以說禪宗及至天臺宗、華嚴宗本來就是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產(chǎn)物，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高尚與光榮，是中華民族吸收并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綻放的花朵。若不懂禪宗（并包括華嚴、天臺的核心思想），那么研究從隋唐至宋元明清的中國文化脈絡就根本深入不了（如不理解《華嚴經(jīng)》“一多相容”思想，就很難理解后來宋儒朱熹[1130——1200] “理一分殊”、“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的理念，在學術界，這被認為從前者脫胎而來）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學系統(tǒng)，骨子里卻是禪學。儒家所謂孔門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執(zhí)厥中”，也可納入的理念，可以認為表達了真俗不二，及注重現(xiàn)實心理體驗的理趣；在《中庸》里，有“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慎戒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表現(xiàn)了儒家“思孟心學”的特色，敬慎反省“當下”之心境與禪宗修行方法不違悖，更有《論語》中孔子名言，“吾道一以貫之”，這更是明確的“心行一元化”思想，與佛教“心一境性”、“一行三昧”也有相通之處。然而，這些在漢以后就沉寂了的“現(xiàn)實主義思想原理”，于唐宋后，卻在禪宗“注重當下”巨大影響誘發(fā)下，又重新活潑起來，恢復了生命力，并開啟了“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相互激揚的生動局面，為一度僵化于“章句訓詁”的儒學，帶來了新的發(fā)展生機。儒學的一些精神領袖，如王陽明（1472——1529）等人，雖以隔代遠承思孟心學自居，高標“至良知”修養(yǎng)，卻自稱“居士”，并要求學生研讀《壇經(jīng)》，由此可知禪宗與《壇經(jīng)》在當時思想界巨大的影響。宋明以降，上至皇上、達官顯貴士大夫，下至一般儒生庶民，多以“外為君子儒，內(nèi)修菩薩行”自居。禪宗思想與儒道思想?yún)f(xié)調(diào)，在中華大地上有了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與社會文化基礎。唐代道家著名人物呂巖（呂洞賓，798——？），也將《心經(jīng)》與《金剛經(jīng)》等與禪宗有關經(jīng)典，納入道家心性修養(yǎng)的體系中；老子《道德經(jīng)》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義為：可言說之道，非真“常”之道；可言說之名，非真實之名）也揭橥了類似“離言說名相”之“道”，也可與禪宗“不立文字”、“言語道斷”的原理相互發(fā)揚，形成新的影響。至明代，憨山大師（1546——1643）以佛法禪宗觀點著《中庸直指》、《老子道德經(jīng)解》、《莊子內(nèi)七篇注》等作品，對宮廷有相當?shù)挠绊懥�。再�?a href="/remen/dizi.html"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弟子藕益法師（1599——1655），也撰《周易禪解》、《四書藕益解》等，從社會文化背景的實際出發(fā)，協(xié)調(diào)了三教千年紛爭，走求同存異，產(chǎn)生普遍社會效果，形成共同并存的中華民族主流文化，這也是佛教與傳統(tǒng)文化高度融合的表現(xiàn)。追本溯源，都可以在禪宗提倡現(xiàn)實心性之學的《壇經(jīng)》里，找到端緒。

　　在儒學重現(xiàn)生機的宋明理學中，不可否認，自覺不自覺地受到禪宗的影響，若從中抽掉禪宗心性之學成份，即暗然失色。這樣，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就講不下去，變得無法認清其內(nèi)在演化脈絡。從唐末五代之后，禪宗心性之學就成了中國佛教主流與核心，在那時的中國，經(jīng)歷了嚴酷的社會淘汰以后，禪宗就代表著佛教。所以禪宗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專題，不了解禪宗，就很難真正了解中國文化核心。

　　4、《壇經(jīng)》特點

　　《壇經(jīng)》有五大特點：

　�、俸喢骰�。高度濃縮了佛教宗旨與修行方法，直接了當?shù)靥岢珎�人當念反省自覺，頓悟成佛。“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及至佛地。”（《般若品》）又如在《機緣品》中，針對永嘉禪師所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直接挑明了佛教“本不生滅、本不動搖”的“無生法忍”悟道境界。

　�、谥袊�化。六祖是中國禪宗真正意義上的開山祖師，前五代尚不具備此意義。從達摩傳《楞伽經(jīng)》，五祖?zhèn)鳌督饎偨?jīng)》，還帶有印度瑜伽和般若學派風格，而《壇經(jīng)》雖完全融匯二經(jīng)精要，并融入了《法華》、《涅槃》心要，使之徹底中國化、口語化，全變?yōu)橹袊�風格。且《壇經(jīng)》更著重“當人”自心實踐，有不依賴外在權威之特點，亦與中國文化不特別崇尚鬼神，“敬鬼神而遠之”，卻高度注重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人文精神相符合，這也是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有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由此而建立注重現(xiàn)實的“人間佛教”，即人本位正法，現(xiàn)代又演繹為“愛國愛教”的佛教基本政策。

　�、燮占盎�。《壇經(jīng)》是唐代白話語錄體，文風不像其他大經(jīng)典雅深奧，也不像后來禪宗公案艱深晦澀，故適合大眾學修。深入者自可領略宗旨，初學人亦自覺有個入處。學修禪宗，出家故然好，然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但心清凈，即是自性西方。”（《決疑品》）由此，可獲廣大社會群眾參與，富于充沛生命力。

　�、芨锩�化。禪宗一反印度外在形式的佛陀崇拜風格，而取佛陀教化的精神實質(zhì)，崇尚吾人對自己心性覺悟，可謂一場認識上的革命，將“歸依”重心轉向當人“自心、自性”。“經(jīng)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nèi)調(diào)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懺悔品》）《壇經(jīng)》這種高張當人“自悟”心性的革命風格，掃蕩了一味外求的軟弱性，也深契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弱化對外在權威神祇崇拜，重視現(xiàn)實人生之心性修養(yǎng)，張揚了人間佛教。

　�、輰嵺`化�！秹�經(jīng)》立意在現(xiàn)實可行，將最重要的真實道場安置于個人的“念頭”，可謂方便之極。若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省警覺，即不拘尋常種種心行、作務、在家出家，皆可參禪。大師說：“一行三昧（禪行道）者，即不拘一切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直接自覺當念）也……若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草木），卻是障道因緣。”（《定慧品》）又說，“與念念中，自見本性清凈，自修自行。”（《妙行品》）可謂為參禪者拓展出最大修行空間，賦予人們最充分的可行性、實踐性，將佛教方便智慧的不二法門，發(fā)揮到極至。

　　5、《壇經(jīng)》的幾種版本

　　六祖在廣州光孝寺受戒，印宗法師為該寺方丈，其受戒之戒壇為南朝劉宋時期譯《楞伽經(jīng)》的求那跋陀羅（393——468）三藏法師所建。六祖即于戒壇說法，由弟子記錄，法海整理而成，是為《壇經(jīng)》�，F(xiàn)在流傳的主要有四個版本：

　�、�“敦煌本”——即法海記錄本。清末于敦煌發(fā)現(xiàn)，或被認為是當時的傳抄本。

　　②唐代惠昕和尚傳下的“惠昕本”。

　�、鬯未�杭州靈隱寺名僧契嵩傳出的“契嵩本”。

　�、茉�代廣州光孝寺宗寶和尚又傳出一個本子，內(nèi)容最多，文字暢美，境界通達，是現(xiàn)在國內(nèi)的主要流行本，稱“宗寶本”。

　　6、學習《壇經(jīng)》之目的

　�、僬J識禪宗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固有組成部分，和禪宗在歷史上形成的深遠影響的思想體系。

　�、谕ㄟ^對《壇經(jīng)》的學習，獲得對佛法的正確認識，通過自心反省、自心覺悟正知正見。

　�、凼谷藗兩眢w力行，用《壇經(jīng)》來指導自己的思想行為，升華煩惱為菩提；變?nèi)疚鄣沫h(huán)境為“三界唯心，萬物唯識”的清凈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