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建設人間凈土」理念根源 第三節(jié)（八）

　　3.憂患意識的覺醒

　　以上法師這些學習,都是在「僧教育仍未見出可資樂觀的希望來!出家人到底應該怎么辦?」的憂患意識下進行的。因為法師民國三十六年(1947)春剛入學,虛大師在同年三月上海玉佛寺圓寂,法師與靜安學院師生全體由玉佛寺送大師遺體至海潮寺火化,在回去的路上,法師心里悲痛地想著:

　　大師為僧教育奔走一生,僧教育仍未見出可資樂觀的希望來!出家人到底應該怎么辦?220

　　法師因虛大師的往生而憂慮著「僧教育」、「出家人」的未來,這又何嘗不是虛大師心中永遠的痛。因為是年正月,印老由后方回到上海時,在玉佛寺禮見的虛大師是「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221。

　　虛大師從清末、民國成立、袁世凱改制、北伐、抗日、國共和談,大師一直陪著、帶領著中國佛教從顛沛、困頓中求新生,面對時勢變化,其觸角、判斷是敏銳的,反應、措施更隨著經驗、見識的增長,越發(fā)精準。大師一切的一切,終其一生所系念,推動,無不是以「僧制」——「僧教育」為核心而出發(fā):

　　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斯志斯行,余蓋決定于民四之冬,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222

　　因而在其逝世前三日,講的就是與僧制有關的「菩薩學處」223。可想而知,大師的「心情沉重」,當是見及佛教在「中國經濟、政治尚無一確定之趨向」下,224以致如同法師所見:「僧教育仍未見出可資樂觀的希望來!」而「心情沉重」。

　　法師擔憂的未來,來年就發(fā)生了。「民國三十七年春后開始,學僧的情緒,漸漸散漫了」,因為如前所述各科自說自話,沒有綜合比較,不構成體系的學習,學僧已清楚所學「無法成為講經說法的法師」,而且在國共內亂的局勢下,「即使能夠講經說法,也不會有人請你」。甚至平常大家賴以為生的經懺生活,也可預料難以見容于未來社會。于是,有人還俗去讀一般世俗學�；蜃龉ぁＩ踔潦悄昶咴率讓脤W僧畢業(yè)時,法師就看著一位同學,把才拿到的畢業(yè)證書,當場撕毀�？粗鴦x時,「出家人到底該怎么辦?」「僧教育的未來在哪里?」的憂念,痛徹地再從法師內心喚出。隔天,那位同學就打包行李去當兵。225

　　法師看到的是期待后的絕望,被撕毀的不是證書,而是對「教育」的希望!問題是在時代的變動中,學院教育如何前瞻地適時、適地調整,把佛法延續(xù)下來?這一切因應,隨著學僧的精神領袖——虛大師的圓寂,而消失。教界大德已無一人能為僧眾圖謀、規(guī)劃全體的適應方案了!

　　雖然法師當時以學識、經驗沒有能力提出任何意見,但以生命經驗換來的悲痛,已轉化為憂患中國佛教興亡的力量,讓他在軍旅的生涯中,就提出了佛教整體教育的看法,一直到再度出家、入關時,還難以自抑地熱心論述佛教教育藍圖。爾后法師走出關房,在阮囊羞澀,一片反對的聲浪中,毅然還到日本留學,這都是法師在佛學院被喚醒的憂患意識,產生的力量,促使法師以中國佛教興衰為己任,以提升佛教教育為信念,不能自己地勇往直前。226

　　法師民國三十七年(1948)七月畢業(yè)時,學業(yè)成績終于拿了第一名(因年紀小以及作經懺時不能戴毗盧帽,所以畢業(yè)證書上只列為第三)227,但就佛學的學習心得,法師自己說「成績單只能說明我對功課已經下了一番生吞活咽的死工夫而已,是食而不化」228,還無法成為真正講經說法的法師。229

　　我們客觀地來看靜安佛學院的學習,既不是傳統(tǒng)「講大座」——以一部大經呈現(xiàn)一個宗派的整個教義架構。也不是繼楊仁山以世界性佛學教育辦學,注重國際語言、經典文獻等方法,230而予以比較、研究。再就所謂學貴器識,開拓眼界而言,靜安學院實不能與漢藏教理院相比,因為漢藏教理院曾有最能思辨的印老,西藏學習回來的法尊,錫蘭歸國的慧松,還有日本回來的墨禪,以及最具世界前瞻眼光的虛大師等。231這是中國式的國際佛教格局!不是殖民式的國際佛教!

　　然而就深植于庶民的中國佛教傳統(tǒng)信仰,處于群眾活動頻繁的都會中心來看,靜安佛學院的辦學,能從舊有體制內發(fā)出力量,一改儒家化的子孫制,又不從外植入「資金」,而自給自足地以經懺維持辦學,是有其可貴、非常之處,象征著僵化的傳統(tǒng)寺院,已開始漸漸活化、轉化,并以傳統(tǒng)獨立、堅毅的精神,自行地運轉。

　　因而法師今創(chuàng)設的法鼓山佛教教育,雖有同虛大師的辦學方向,以世界國際的眼光著眼,大不同于昔日就學的靜安佛學院,可是法師不舍傳統(tǒng)寺院道風,兼以佛事接眾之融合,當有靜安佛學院的身影。而且法師今日的佛學基礎,法師稱是當時在靜安佛學院打下的基礎,因而至今法師仍念念不忘靜安寺的一切。232

　　4.學僧公共空間的參與

　　法師「生吞活咽」的課業(yè)學習,雖自謙為「蹩腳生」,卻也在同學們民國三十七年(1948)自行創(chuàng)刊的《學僧天地》發(fā)表過三篇文章。以學僧立場自辦刊物,靜安佛學院可說創(chuàng)風氣之先,同時也收其他學院投稿,促使上海玉佛寺、焦山定慧寺的學僧也隨之自辦刊物。這些刊物或許對佛法教義探索幫助不大,然而聯(lián)絡、促進了京滬各學院同學之間的感情�？上Ь謩蓐P系,只辦六期就停止了。

　　此就刊物本身,似乎意義不大。但這是一種新氣象,沒有域于一寺、一學院、一個權威,在自主、自動、自然、平行的關系下,因為文稿互投,「以文會友」,無意間地把學僧彼此的「公共空間」營造了出來。這讓人想起虛大師民國三十五年(1946)本要以「青年知識僧」組黨,之所以沒有成功的主因,當是缺少這種各個佛學院學僧——「青年知識僧」——相互參與的「公共空間」。而不僅僅是從上而下,那些「非青年」的「長老緇素」,「大多不以為可」的態(tài)度。

　　只可惜此一氣象尚未形成氣候,大陸就佛滅。事實上,刊物只是個媒介而已,能形成這樣的風氣,是因為在「十方制」寺院的體制下辦學,入學的學僧既不屬于一寺、一師所有,又是來自各地不同道場的學僧,且同在學習階段,讓學僧無法只在乎一寺,或一己之立場,而自然、不自覺地直接面對、關心同儕與整體佛教,所形成的「公共領域」。

　　這種力量,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局勢危亂,教界、學院師長自行離去,無暇顧及學僧時,就發(fā)揮了同濡以沫的效用:

　　一家佛學院的同學,老早就給我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大家踴躍從軍,說是衛(wèi)教報國的最后關頭到了,并說孫立人將軍在臺灣訓練新軍,孫將軍也歡迎我們僧青年去加入新軍的陣營。我們把那封信貼在布告欄里,大家圍著看。(《歸程》頁140)

　　張貼在布告欄,告訴他們在亂世如何抉擇的一封信,不是大德、師長寫的,是一個佛學院學僧寫給另一佛學院的學僧。當時法師仍然猶豫,尚未接受信中的建議——從軍到臺灣。然而不管意見是否可取,至少不是「自掃門前雪」,或「各師其主」、「各自飛」的門戶心態(tài)。

　　以上是從法師的角度來看靜安寺佛學院。下面則以近代佛教興革的歷史背景檢視靜安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