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酷虐 罪業(yè)無邊
當官酷虐 罪業(yè)無邊
請看文句:“未嘗虐民酷吏”,看這句,這是第二句了,緊接著“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這個文句下來。這里涉及到我們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哲學了。文昌帝君十七世都是做官的,他是怎么做官?有什么樣的行為準則?那么這十七世的時代背景、政治權力結構,我們常常講是封建制度,對這個概念我們要探討一下。我們可能一提到封建,好像就是不好的東西,實際上放在一個特定的環(huán)境來看,封建制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什么叫封建?“封”是封地的意思;“建”是建立藩屏來保護中央的天子。一般這個夏、商、周——周代以來,比如周武王,他一定會分封他的兒子,還有建立大功的這個大臣、功臣,就分封到地方讓他做王,這就是諸侯,建立一個一個諸侯國。各個諸侯國都是奉天子為它的權力精神核心的,所以每三年都要來述職的——述職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權威是在天子,然而它的政權形式是高度分權的:每個諸侯國是權力很大的,就是基本上屬于自治的狀態(tài)。那么這些封下去的這些諸侯國君,他是高度負責任的,然后諸侯國君他也有他的一個權力的這種形式。所以這種權力結構你不能孤立說它不好,你看周朝卻以這種權力結構建立了800年的這樣的穩(wěn)定的社會,而且真是國泰民安。
所以這樣的一個封建的制度,它是集權的,但它就更需要這個官員——上至天子下至這個諸侯國君,還有大夫這些官員,都要有高度的道德感的。而且它為了防止一種權力的腐敗,這天子旁邊也有諫官的。從小他就培養(yǎng)在一種非常良好的教育——圣賢的教育中,他真的有個仁愛之心的。他有從小具備的仁愛之心,道德感非常強,又有一套制度上的一些約束,所以這些權力的使用,大概不會出大問題。所以一個比較集權的社會是需要官員高道德素質。
那隨著以后時代越來越變遷,個人——官員個人道德素質上不了那個層次的話,他的道德不行,自我約束機制不行,只能靠外在的約束。外在約束就要講分權了,或者三權分立呀,或者制衡的力量啊,這就是轉化為民主的制度了。所以這個集權的制度還是民主的制度,抽象地說它哪一種好和壞,都很難判斷。但是對于個人的——官員個人的這種道德素質上不去、建立不起來的情況,民主制度是非常有必要。
那么文昌帝君在這樣的一個政權結構當中,他一直“未嘗”,就是沒有過這樣的對民眾的虐待、對他下屬的苛暴。所以從這句到“上格蒼穹”,這都是文昌帝君自己闡釋在十七世以來他積功累德的道德行為,以這個自己所做到的這種行為,作為下面來垂訓后人的一個伏筆。為什么?這個古代的古圣先賢教化人,他首先要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自行”,你“有諸己”才能“而后求諸人”。儒家講“有諸己”,就是你自己做到了,你才能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你就不能去要求別人。這是下面六句,就是“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這六句,就是自己做到了,希望大家做到。那么這句“未嘗虐民酷吏”,這是從止惡的層面來說;下面六句是從修善的這個層次說。止惡就是你不要去做,你自己沒有做這個惡,你才有資格去指責別人這樣的惡。
那么安士居士這樣的一段,闡釋這句話的微言大意,他有一個發(fā)揮:一個官員跟民眾的關系、官員上級跟下級的關系怎么處理。民眾就是老百姓,常常稱官員稱為父母——父母官。這個“父母官”是要提醒這個官員:你對待子女是什么態(tài)度,你就應該對待老百姓是什么態(tài)度。父母對子女都是仁愛之心的,子女的疾苦就是父母的疾苦,子女沒有說出來的要求,但父母都能體會到,趕緊跟他去做,全身心在子女身上,這就是父母的愛心。所以要求官員要像對待子女一樣對待老百姓。如果你對老百姓沒有這樣的——像對待子女一樣的——一種仁愛心,你去虐待他,去驅使他,這就叫不仁——不仁愛。這個“仁之心”就是中國的政治權力官員的最根本的要求:仁愛之心。儒家的學說講得很多,無非是圍繞著“仁”這個中心點來展開的。實際上佛教它也是講一個核心點——是慈悲,它換了一個概念。慈悲就是成佛的種子,如果沒有慈悲心,你修一切行都會成為魔業(yè)——魔的事業(yè)。所以官員對老百姓要有仁愛之心,如果虐待老百姓就是不仁。吏——官、吏常常放在一起:官,就是主要的責任人;吏,是幫助他的佐僚,就是他的部下。那么一般的部下對這個官就稱為君長,君就是頭、首長的意思。這個首長,對下面的部屬——下面部屬就好像你的四肢——你如果很苛刻地對待,這就叫不義。那么義呀——這個“仁義”兩個字,孟子講這個“仁”是人之心也,仁義道德的仁是作為人的心,這個“義”就是人之路——人應該走的路。“義”也有正義的意思,有公平的意思,有合宜的意思、合適的意思。如果作為一個人,你舍其路而不由——舍去這個“義”的路你不去走,“放其心而不知求”,把這個仁愛心,把它放到外面去了,自己不存這個仁心了,而且丟失了仁心你不去把它找回來,這就叫“哀哉”,就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那么再進一步討論這個“虐”——“虐民”。虐民呢,它的含義就更深了,不僅僅說是用嚴刑峻法來威懾老百姓。嚴刑峻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最主要對老百姓要有仁愛之心的感化。那么不僅指嚴刑峻法,其中還體現(xiàn)在很具體的幾個方面,這里就提出了八點。你看這就是作為官員處理老百姓關系,很容易在失去仁義的情況下所導致的弊政——或者叫暴政。
第一是:或者征取錢糧。因為老百姓種田自古以來都要納稅,古代納稅它是比較輕一點的,叫“什一”,十分里面取一分。有時叫“井田制”,“井”就是周邊九塊地都是私人的,中間這塊是公田。當然以后隨著戰(zhàn)國時期各個國家要打仗,一打仗就開銷很大,這時候苛捐——這個稅就越來越重,搞得“苛政猛如虎”哇!“苛政猛如虎”就是征稅太重,民不聊生。那官員肯定要征取這樣的錢糧之稅——錢糧之稅呢,如果你催這個征稅,你用不正當?shù)氖侄、非常暴的手段來對付老百姓,人家老百姓實在交不了,你還把人家房子拆了,等等這些,這也叫虐——虐民。
第二個是你私加科目,就是你建立一些名目,抽這個稅,抽那個稅,抽稅的名目繁多。而你收上的稅無非是滿足公務的需要、國防的需要,那這些需要的錢——你征的東西超過了這樣的國家機器的需要,這也是虐民。自古以來一個仁政有個基本的說法,就是藏富于民。如果國庫非常豐富,而民眾很貧窮,這就是虐民。但往往沒有一種權力制衡的,它容易用巧立名目征這個稅,征那個稅,就使得老百姓手上越來越沒有錢,財富越來越少;而這個官員給皇帝進貢就越來越多,而且有盈余。有盈余,除了公費開銷之外,自己還得了很多好處,中飽私囊,從中就有很多弊政,就有很多腐化的現(xiàn)象。這就是第二個“虐民”。
第三個“虐民”,就是兇荒之歲不能速報。有豐收之年,也有欠收之年,有天災人禍,這些也在所難免。一個有仁愛心的人,遇這些兇荒之歲趕緊要把災情上報,希望上面和周圍的人都共同來幫助遭災的地方共度難關。應該是這樣,但是自古以來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弊政,就是地方官員他不報,或者說不能快速地去報,貽誤救災的大好時機。這個在我們古代權且不說,現(xiàn)代也常常有哇。可能大家記憶猶新的三年自然災害,我們是餓死的人不少啊!有的地方它就是不能速報啊,瞞哪——隱瞞。這也跟當時的這個“大躍進”有關:這個稻谷高產多少多少,報得很高,然后上面又把很多糧食都征收上去了,結果它一旦災難來了以后,他又主要是保自己的烏紗帽嘛,他又不能把真實的災情向上報,所以就餓死了很多人啦。那這個官員情況不一樣:有的比較誠實的官員,他就不謊報——不謊報產量,所以上面征得也比較少,不會那么多,所以自己、老百姓包括地方的倉庫糧食還比較多,這樣死的人就比較少——餓死的人比較少;如果謊報得太多,糧倉空了,老百姓又很窮,又不能對付這樣的事——自己力量對付不了,那就餓死很多人。那餓死很多,有時候已經到了一種非常讓人不能容忍地步:他為了這個所謂的安全,都不讓災民去逃荒,不讓人家去討飯——到外地討飯,都用民兵把住村口,那整個地就餓死在自己的村莊里面。這是中國災難史上非常深重的一頁,這跟官員的這種情況有關系啊。
但是這里面,我們看我們很多官員,處在地方官位置,餓死這多人,他有不有良心上的這種譴責,有不有感覺到自己有責任,我看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有很多官會認為:“哦,這沒有辦法啊,我是受上面的指令。”孟子曾經討論過一個事情。當時他在齊國做上卿的時候,他就到一個地方——當時齊國也有兇荒之年,他到地方去調查的時候,說有五個地方行政官員,孟子就問他們一個問題:“你饑荒年代老百姓餓死在溝壑之間,這個情況怎么解釋?”那這個地方官員都說:“這沒有辦法,這是上面要我怎么做怎么做……”好,其中孟子就說,“好,你是上面委派你做官員的,也就是父母官了。你說你沒有責任,那假若人委托了你一群牛羊,你放牧這個牛羊一定要給草吃啊,這個牛羊生病了你得給它治啊,這是應該的。如果說這群牛羊沒得吃,病也沒得治,這時候你該怎么辦?你是繼續(xù)放牧這群牛羊呢?還是把這批牛羊交還給那個主人呢?”他說:“是啊,如果我放不下去,解決不了問題,那我只能把這個牛羊交還給那個主人了。”“好,那你作為地方官員,你對待老百姓就像牛羊一樣,當你保護不了老百姓的時候,上面也讓你做你又沒有能力的時候,這時候你可以辭職嘛,你可以把老百姓交還給他嘛。但是你又沒有交還,又讓這些牛羊死了,你能說你沒有責任嗎?”噢,這五個人其中有一個官員聽了之后,他承認自己是有責任。因為你在沒有能力的情況下,你沒有辭職嘛,你還在這個崗位上嘛,你怎么能說你沒有責任呢?所以這個因果呀,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呀,這是不能去推辭的。這個薩特的“存在主義”討論責任問題:你只要上了前線,你就要負有戰(zhàn)爭的責任。上了戰(zhàn)場負有責任,那他也說:“我也沒有辦法,這個上面征兵不去怎么怎么樣……”薩特就質問:“你可以不去,因為你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你可以做逃兵嘛。”“啊,逃也逃不了。”“逃不了你可以自殺嘛,你又沒有做逃兵,你又沒有自殺,最后你選擇了上戰(zhàn)場,你怎么說你沒有責任呢?”所以我們民族的很多災難,每個人都參與了,好像每個人都沒有責任,到底責任在誰身上?所以這里講的“兇荒不能速報”,這就是你的責任。這第三。
第四就是民間老百姓有窮困的事情,你把它壓下來,不讓上級知道這樁事情,這就是虐民。真的,這個事情在我們現(xiàn)在應該反思一下,很多呀。哎呀,這個發(fā)生什么礦難或者什么,他第一趕緊不要讓外界知道,趕緊不要讓上面知道,F(xiàn)在中國還竟然出了一個事:出了礦難,很多新聞記者去,新聞記者不去做報道,而是去領什么——領“封口費”。這就是民間的疾苦被他壓下來了,社會不知道,上級不知道,這就是虐民啦。
第五就是“決獄無聽斷之明”。這個各種訴訟,原來的官員——縣官、什么知府,他們都要去做這種斷案的工作。你在這個斷案過程當中,你沒有把案件聽明白,你沒有公正地處理,你沒有這種明智的這樣的一個決斷,你太糊涂了,斷錯了,斷錯了就會制造冤假錯案。冤假錯案:不該殺的殺了,不該關了關了,而犯罪者反而逍遙法外。這個官員是有責任的,這就是虐民。
或者第六:在這個原告、被告當中,你把這個事情牽連得太廣了,有株連之累。因一人或者少數(shù)幾個人犯罪,你使人家整個家族都被牽連了。這個累及無辜,這就是虐民。
第七就是:或者因一件小事,在你手上沒有處理好,變成了一件大事。實際上官員要善于把大事化為小事,你小事都惡化到了大事,這是說明你沒有從政、執(zhí)政的能力。
第八就是:或者限今天要完成的政務,他拖到明天或者多少天。
這幾種就在文昌帝君看來,這都是虐民——弊政。
談這個“酷”——嚴酷,不一定要恣情地去鞭打。你對于下屬,這里提出六點。對于下屬,或者由于他一點小過失,你竟然把他上綱上線,要誅殺他,這就有點過了,這就是酷;蛘哂捎谒囊粋誤失而譴責,就是無心之過而譴責。因為下屬在做事的時候,他這個犯點小過失也在所難免,一定要有容人之過的心,他不是有意的,就得要原諒。
第三,或者隨著自己的喜怒好惡來役使下面的人,役使下面的人而且不考慮對方的感受:“役使不均”。這個原來我接觸些公務員,特別這些當秘書的。我實在覺得那些當官員秘書的人太苦了,基本上沒有自由,逢年過節(jié)都不能回家——如影隨形。這官員覺得啊:你應該這個樣子。但你考慮他也有家庭生活,他也有正常生活,你怎么全都把他的業(yè)余生活給他剝奪了呢?這都感覺到不好。這就是怎么對待部屬,怎么你有種恕道:設身處地為你的這個下級想一想,他也是個正常的人。
或者聽到那些諂媚之詞啊,就對于下屬有的厚一點,有的薄一點,“唯我”——以自己的看法為核心。實際上下屬的很多功過得失,你要多聽聽大家的看法,兼聽則明,你不能老是自己看著。因為特別是在這個上級呀,一個下屬因為你有權力嘛,下屬跟著你肯定都是講好的。你有什么愛好,都是挑你愛聽的去講,表現(xiàn)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在你的視野之外,他的表現(xiàn)怎么樣?你如果不去多了解,你是不知道的。那用人要用正人君子啊,要用到一個好人,你這個政治才能夠順利;用到一個小人上去了,那就麻煩了。
第五呢,就是出門,或者考察工作出遠門,很多人前呼后擁,這也是不可以的,F(xiàn)在很多地方就怕上級過來呀:太麻煩了,一來來多少人,搞接待,搞這個很麻煩啦!就是那些搶險救災的地方實際上他們——可能上邊不知道——他們都怕上邊去人,一去人,手下工作都要停下來,然后排得整齊迎接領導,自己應該干的事情都放下來了。這叫擾民哪!有些官員認為這很有面子,很有排場:他應該來迎接我,都要放下什么東西。實際上你這樣不行啦。
第六就是驅使部下做種種的事情,但是他不考察人家的饑寒困苦。
這個凡此種種在文昌帝君看來都叫酷,不仁義、不厚道——這種人。這個權力呀——領導最終要靠德行了,要人家心悅誠服,才能去跟著他走的;你這樣酷的話會離心離德。最后他也沒有什么好的下場:當你有官位的時候你有權,大家這些人沒辦法,捧著你,你一下來誰也不理你呀。一個人——有道德的領導他下來,人家都能夠上門的話,這是他積的德。如果沒有積德,一下來,誰也不會理他,甚至都有些官員離任的時候,這個老百姓都放鞭炮啊。到了老百姓放鞭炮要你離開的話——高高興興的,那這個東西都麻煩了:不得人心啦!所以我們看到做官:如果你做了一任官——在這里,你不得人心,實際上也沒有意思呀。
那你怎么得人心?就是要以老百姓的疾苦為疾苦哇。特別是做高官的人一定要一種無我的智慧——他權力很大,官位很高。你絕對不能考慮自我呀,你一定要全身心考慮老百姓哪,要有一種擔當?shù)木衲,要有一種大愛呀——大慈悲心、大仁愛心,這樣去真正做出這個利于老百姓的事。做官叫“公門好修行”,因為他有權力,他出一個善政,就能利益多少老百姓;但是公門造業(yè)也很厲害呀,他如果權力是為自己服務,進行權力尋租,搞那種貪污腐敗,那老百姓也會遭殃啊,他造的業(yè)也非常重。
紀曉嵐寫那個《閱微草堂筆記》,它很有意思。就是講到有一個“走無常”的人,也就是常常到陰間做差事的人,他發(fā)現(xiàn)在陰間里面,原來到地獄里面的有很多都是官員,特別是那個官員旁邊的人,就是或者常隨——常隨就是他的秘書哇,或者家屬哇什么,就是沒有官位但是跟官員有關系的人,他利用這個官員的這些權勢,來謀了很多利,這種人下地獄的比例很高。他有個侄子在縣衙門干公事,叫他趕快改行了:“你不要再干了。”紀曉嵐的筆記里面他有這么一段,但為什么?就是你得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公門是好修行的,是能夠利于廣大大眾的,因為你有權勢,但是這權勢造業(yè)它也造的大,所以它是雙刃劍啦。所以自古以來,這個政治哲學——中國傳統(tǒng)這種政治結構對這個官員的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些官員都是讀四書五經出來的,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儒家的那套觀念去做,好官員的比例會高;如果沒有這套儒家文化的教育,又處在一個沒有監(jiān)督機制的這樣的權力的空間里面,實際上這個官員風險很大。
那么我們看到這個文昌帝君十七世以來,他做了很多積功累德的事情,唯有這個“酷”和“虐”兩個字他沒有沾過邊哪。不僅他自己沒有沾邊,他自己還在匡正這樣的酷、虐呀。
下面就有一個公案,叫做“酷虐改行”:本來是酷虐的這樣的官員,最后改變了自己的行為。這文昌帝君說,當時四川內江縣,那時候叫牛鞞邑,有一個縣令叫公孫武仲,他治理這個縣啦,還是很廉潔,律己廉潔但是對待人對待下屬不寬恕,不仁恕。這個官員很有意思,有一個好的優(yōu)點的時候,常常會伴隨著一個弊端:他律己很嚴,他就把“律己很嚴”也要求他的下屬,他就沒有“恕道”。所以他的下面左右人有點小小的過失,他動輒就要鞭打,打得體無完膚。所以他在那里做了幾年的官員,沒有幾年,誒,下面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挨打的——體無完膚,所以下面的部屬都很怨恨他。這是一個官員。還有資水縣的縣令叫賴恩,他的情況是什么?他本性就很貪婪,很吝嗇。那一個官員貪的話,他就會收取賄賂,原來講收取賄賂,現(xiàn)在講權力尋租,把這個作為常事。因為你手上有權,你要蓋個章搞個什么東西,你不拿錢來就弄不了,那人家也只有乖乖地送上紅包了。這沒辦法的事情了,你有這個門檻啊。所以他的日常的生活飲食之用都從老百姓那里弄過來,也放縱自己的下屬去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老百姓就很苦。
那么當時文昌帝君呢,這世在他是做神了,他就觀察這兩個縣的無論吏還是民眾就遭到這兩個官員的荼毒,就要拯救百姓了。拯救百姓怎么拯救呢?這個文昌帝君就變化成了一個四川——四川就是省一級領導——郡丞,郡丞就相于現(xiàn)在講副省長,丞就是佐官的意思,叫長孫義。變化成他的形象,視察工作,這時候就到了這兩個縣,就由老百姓來匯報工作。他就彈劾這個公孫武仲為虐吏,虐吏就是暴虐地——這個就是對下屬暴虐的行為,就指責他這一點;到了這個資水縣,就指責這個賴恩的酷民,搜刮民脂民膏,收取賄賂。這兩上縣令一看上級來了,知道他們的這個弊政了,就很害怕,就向他磕頭請求上級原諒:“我一定要堅決改正。”承認錯誤,表示改正的意思。那么文昌帝君也就警告他們,也勸勉他們:“你們有改過的行為,給你們一次機會。”這做完了就“隱而不現(xiàn)”了,就消隱了。
后來經過調查知道,這個上一級省里面副省長并沒有過來考察工作。這兩個縣令心里就很吃驚,因為四川一帶也是這種信仰風氣很濃的,他就知道這肯定是神變化過來的。連神都變化過來去警告他,所以這個公孫武仲原來非常酷啊,他就改為忠恕。這個儒家講恕道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不要強加給別人。儒家這句話,現(xiàn)在在世界上成為一個道德黃金律,是可以放之整個世界文明去談的,這是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從消極層面談恕道,積極層面談恕道是“己欲達而達人”。所以改為恕道,他就會——就叫“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對自己可以嚴格,對于部下一定要寬恕。這一改他當然——他的從政的環(huán)境就會變得很和諧了。那么這個賴恩他原來是很貪心的,現(xiàn)在也變成廉潔了。一個官員的廉潔啊,一方面他要信因果,另一方面他生活方式方面要什么?要知足,要少欲。寡欲之人他的仁義就會存得多一點,多欲之人他的仁義就會存得少一點。少欲知足,知足常樂。一個人修心養(yǎng)性,格物從哪格?從格物欲開始。不要過奢侈的生活,他就會變成廉潔之官。廉潔之官對自己,對百姓都有好處。所以這個按語說,文昌帝君是這樣憎恨他人苛刻老百姓,苛刻部下,他自己對于部下,對于老百姓這種仁愛的行為,就可想而知了。
自古以來對這個吏治呀,政治這一塊那歷來是非常重視的。居官,怎么當好一個官?有位蔣莘田先生寫過一本書叫《居官慎刑條》,就是你做官,不得不對那些犯罪的人加以刑罰的時候,你也得要謹慎。犯人在那種饑餓的時候、痛心的時候,或者天熱的時候,你都不能去用刑的。用刑的目的它跟什么——跟攝受有關系,是為了人懷著仁愛之心去用刑——使他變好的。這一套改過遷善,“字字藥石”,所以居官者要把這個《居官慎刑條》要刻在內衙的墻壁上,從早到晚要看著它,“朝夕寓目”,永遠作為警誡的座右銘,這樣他積的陰功就無量。官員要講積陰德——他有條件,他積的陰德能保護自己,積善之家也必有余慶,也能夠庇蔭他的子孫后代。這是“未嘗虐民酷吏”。
——2008年11月大安法師講于秦皇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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