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師對佛教所做的十大貢獻

　　星云大師是臺灣佛光山的開山，是現(xiàn)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創(chuàng)立者，是具有全球聲望的當代佛教導師。大師祖籍江蘇江都，1927年生，12歲在棲霞寺出家，1949年渡海來臺灣，1967年開始創(chuàng)建佛光山道場。自1947年焦山佛學院畢業(yè)迄今，大師弘法已近70余年。今屆90嵩壽，仍自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忍眾生苦，不忍圣教衰，以弘法為家務。大師對于佛教的貢獻和影響，不限于臺灣，而及于全球各地；不限于人間佛教，而關乎整個佛教。大師對于佛教貢獻至巨，影響至深。茲摘其主要者，嘗試言之。

一、系統(tǒng)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的第一大貢獻。

　　19-20世紀以來，漢傳佛教中最有力量的思想潮流，是“人間佛教”。我最近提出：太虛大師是現(xiàn)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倡導者，星云大師則是現(xiàn)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創(chuàng)立者。大師曾提出用《大乘起信論》的“體大”、“相大”、“用大”建構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的理路，他深刻地闡述了人間佛教的教體、教用、教相：“佛說的”、“人要的”，是人間佛教之教體；“凈化的”、“善美的”，是人間佛教之教用；而大師一生各階段對于人間佛教具體特征的種種觀察及規(guī)定，對于人間佛教具體思想、學說的諸多展開、推演，及其在晚近階段所嚴整規(guī)劃的人間佛教的“理念藍圖”，則是人間佛教之教相。這種分別從“體”、“用”、“相”的角度，來規(guī)定和闡釋人間佛教，首次使得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非常深刻且非常系統(tǒng)化地得以呈現(xiàn)，所以我們說大師是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系統(tǒng)建構者。

　　其次，星云大師不僅系統(tǒng)地、深刻地闡述了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規(guī)劃了人間佛教的基本藍圖，而且他所闡述及規(guī)劃的這種人間佛教的思想和藍圖，并不僅僅是他通過佛學研究得來的一個佛學成果，也不是一個純粹理想化而無現(xiàn)實依據(jù)的觀念的“烏托邦”，而是與他的弘法實踐密切地關聯(lián)在一起，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學說是從實踐中探索而來的，是經(jīng)過了實踐的充分檢驗并被證明為確實行之有效的。在星云大師之前，有關現(xiàn)代人間佛教的思想學說，要么不夠系統(tǒng)，不夠完善，要么就是一些更多地是以學術形態(tài)或觀念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的理論，與實踐無關，或未經(jīng)實踐的驗證。大師自20世紀40-50年代以來，六、七十年如一日，以無比的熱忱、無上的精進，始終如一地投身于探索、推動、落實、創(chuàng)立人間佛教的偉大實踐，并從這種切身實踐中逐步總結出可以有效地運作、可以指導實踐的人間佛教的系統(tǒng)思想和學說。所以系統(tǒng)地建構現(xiàn)代人間佛教的思想理論，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第一個方面的重要貢獻。

二、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yè)，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的第二大貢獻。

　　作為百余年來漢傳佛教現(xiàn)代化運動成果的結晶，“人間佛教”如果的確是一種“新佛法”，堪為承載佛教智慧與使命的“新佛教”，那么它就不應當僅僅是一套由思想、觀念組合起來的理論系統(tǒng)，而且應當包含實踐形態(tài)的種種落實和實務層面的種種成分�，F(xiàn)代人間佛教作為由古老的漢傳佛教開出的美艷花朵，作為當代世界最具生命力及影響力的佛教新形態(tài)，作為將持續(xù)教化人類現(xiàn)在及未來的佛教的新載體，必須包含“理論”與“實踐”兩大要素于自身，所以實踐的層面，實務的層面，正如理論的層面，觀念的層面一樣，同樣是現(xiàn)代人間佛教建構的重要內涵和本質方面之一。如果同實踐層面的建設工作脫離，那么所謂的“人間佛教”，最終必淪為一種純粹的學術思想，出自世智辯聰，可以言人人異，不是無數(shù)佛教行者信仰與經(jīng)驗的升華，也就無力荷擔指導現(xiàn)代人類修行與解脫的任務。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星云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一個極為清晰顯豁的特征。過去很多學者在觀察星云大師和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時，常常得出一個印象：星云大師是佛教的實踐家。的確，佛光山極其龐大而包羅萬象的佛教事業(yè)，易于給人們留下這樣的直觀印象。如果我們認識到星云大師的人間佛教其實是其人間佛教的系統(tǒng)理論與其人間佛教的廣闊實踐的完美統(tǒng)一，那么人們觀念中形成的星云大師是人間佛教實踐家的印象，恰恰揭示了大師對佛教第二個方面的重要貢獻：星云大師成功地推動各種人間佛教的事業(yè)，使得人間佛教在實踐層面得以落實，得以成型，得以具體，得以固化，使得人間佛教變得可感可觸，也就是使得人間佛教在此時、此地的具體時空，得以燦然現(xiàn)身。所以，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yè)是創(chuàng)立現(xiàn)代人間佛教另一層面的重要意涵。

三、創(chuàng)建高素質、規(guī)�；�的人間佛教僧團，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的第三大貢獻。

　　自釋迦牟尼佛在波羅奈斯鹿野苑中初轉法輪，接引五比丘入道，組成最初的佛教僧團以來，僧團一直是佛教信仰核心的構成要素之一。佛教徒稱僧團為“寶”：僧寶，僧寶同另外二“寶”——佛寶、法寶——一起，三位一體，一體三位，構成佛教信仰的基本對象：三寶。漢傳佛教兩千年來一直牢固堅持佛教信仰的這一傳統(tǒng)，以“三寶弟子”自居，是漢傳佛教中佛弟子落實自己信仰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也正因此，所以現(xiàn)代人間佛教之發(fā)展與推進，除了上面已經(jīng)提到的人間佛教理論建構及人間佛教實踐落實這兩個重要方面的工作之外，尚有第三個重要方面的工作，那就是現(xiàn)代人間佛教僧團之創(chuàng)建。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星云大師對佛教第三個方面的重要貢獻：他是現(xiàn)代人間佛教僧團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偉大創(chuàng)立者。自1962年建設壽山寺、1967年創(chuàng)建佛光山迄今，大師所剃度的出家徒眾，已有1200余人。以規(guī)模而論，佛光僧團是當今漢系佛教中人數(shù)最多、規(guī)模最大的僧團，與目前世界他系佛教僧團相比，其僧團人數(shù)、規(guī)模也名列前茅。佛光僧團1200余位徒眾中，有一部分人來自臺灣地區(qū)，另外一部分人則來自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各地，所以佛光僧團是一個具有明顯國際化特征的現(xiàn)代佛教僧團。佛光僧團中的大部分僧人在出家之前，受過良好的社會教育，其中有200余人擁有碩士及博士學歷、學位，因此佛光僧團也是一個擁有一流教育文化素質的高品位的現(xiàn)代佛教僧團。不僅此也，佛光山的千余徒眾雖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弘法道場，但是他們普遍遵守“一師一道”的倫理規(guī)則，服從佛光山總本山的管理模式，同一思想，同一制度，同一步調，同一行持，所以佛光僧團還是一個將規(guī)�；�、組織化及制度化具于一身的現(xiàn)代人間佛教的僧團。

　　正如歷史上的僧團居于佛教信仰的核心地位，對于佛教有“住持”之功，大師所創(chuàng)建的這一現(xiàn)代人間佛教的僧團，同樣對于當代人間佛教思想與信仰的落實具有基礎和保障的作用。所以創(chuàng)立高素質、規(guī)�；�、組織化、制度化的現(xiàn)代人間佛教僧團，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的重要貢獻之一。

四、更加重視、積極發(fā)揮信眾對于佛教弘法的重要作用，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的第四大貢獻。

　　僧信關系問題，在歷史上一直是佛教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傳統(tǒng)而言，以僧團住持佛教、以信眾護持佛教的模式，是佛教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模式。不過歷史上佛教弘傳的具體事實表明，佛教弘法活動的真實機制及運作形式，有時遠為復雜，至少比這個公認的模式要復雜得多。所以更加理性地思考僧信關系問題，更加合理地處置佛教信眾的角色定位，充分關注并積極發(fā)揮信眾在佛教弘法中的作用功能，其實需要更加多的和更為辯證的考慮。

　　例如：眾所周知，公元前后大乘佛教的蓬勃興起，與當時信眾團體的形成和努力，就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lián)，與此相關的一個極富啟示及警示意味的事實是：大乘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其實并不刻意要求在出家的僧眾和在家的信眾之間，劃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以近現(xiàn)代佛教弘傳史而言，現(xiàn)代中國佛教的居士道場（如20世紀上半期歐陽竟無先生所領導的南京支那內學院道場，20世紀下半期李炳南先生所領導的臺中佛教蓮社等）往往有代行僧團職能的訴求和趨勢，而現(xiàn)代日本佛教僧人的在家化，則表現(xiàn)出完全相反的另一種趨勢，這兩種趨勢在現(xiàn)代佛教中的并存，恰恰也說明現(xiàn)代佛教中的僧信關系，確有深入再反思及再平衡的必要性。

　　星云大師開創(chuàng)的佛光系統(tǒng)，承繼漢傳佛教的基本傳統(tǒng)，當然仍然以出家眾作為住持佛教的中心角色，但是在佛光僧團的體系結構中，也給在家修行者安排了一定的地位；大師尤其創(chuàng)立了檀講師制度，具備一定佛教知識水平及修行經(jīng)驗的居士，可以成為“檀講師”，并因而具備在大眾中弘法傳教的資格。這項檀講師制度的設立，可以說是現(xiàn)代佛教中一項重大的制度創(chuàng)新，它為居士弘法的資格問題提供了制度化的規(guī)范之道。重視信眾的作用，提升信眾的地位，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星云大師的基本關注之一。大師的人間佛教在弘法方向上以大眾化、社會化作為基本價值取向，而大眾化及社會化的主要的內涵之一，即是重視及關切信眾乃至一般社會大眾在佛教中的主體角色和主體地位。

　　1991年大師發(fā)起成立中華佛光協(xié)會，1992年又成立國際佛光會，現(xiàn)在這個組織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佛光信眾組織，會員人數(shù)有300萬之眾，是當今會員人數(shù)最多、動員能力最大的國際性的佛教社會組織之一。國際佛光會定期舉行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議，商討教務，凝聚共識，今年剛剛在臺灣佛光山舉辦過第15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

　　從歷史上看，信眾的散漫及非組織化，是佛教信眾的作用難以有效發(fā)揮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佛教的社會影響難以擴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星云大師創(chuàng)建的國際佛光會，及其成熟的組織運作模式，有效地解決了佛教史上的這一難題。

　　在現(xiàn)代社會，佛教的弘揚毫無疑問將會越來越需要發(fā)揮信眾乃至一般社會大眾的參與作用；尤其在今后的公民社會及信息社會，隨著高等教育的日益全民化，隨著佛教知識的日益普及化，一般信眾及社會大眾在佛教弘傳中的主體地位、能動作用之問題，也將會愈來愈凸顯出來。由此以論，星云大師所推動的一系列旨在提升信眾地位、發(fā)揮信眾參與意識及能動作用的制度施設，是他對佛教發(fā)展做出的可貴探索和重要貢獻之一。

五、提倡對全體佛教文化知識與信仰的整合，是星云大師對佛教的第五大貢獻。

　　歷史上的佛教以分宗分派著稱，如在佛滅百年后，佛教分裂為上座部、大眾部，佛滅三百年間，佛教分裂為二十部派。在由大眾部衍化出來的大乘佛教中，有中觀學派、瑜伽行派及如來藏學系三種理論體系之對立；而在承傳大乘佛教思想文化的漢傳佛教中，也有大乘八宗之分判，大家各是己所是，各非己所非，紛紜擾攘，所謂“判教”是也。

　　如果再就全球佛教文化圈的分布而言，復又存在更大的分裂，這即是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及巴利語系佛教三大佛教文化圈的分割。佛教史上這種分裂與分割的現(xiàn)象，不僅是宗教史學者心目中令人錯愕的文化奇觀，也是造成佛教至今難以整合為一個統(tǒng)一的世界信仰的最重要的原因。近兩個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佛教學術研究，為佛教文化信仰與知識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機和方法，但同時卻也引發(fā)一些新的分裂，或加劇歷史上固有的某些分裂。例如對于如來藏問題的現(xiàn)代學術研究，無論是在中國的佛教界，或是在日本的佛教界，都是重新加劇引發(fā)佛教思想與信仰分裂之痛的重要事件之一。

　　總之，現(xiàn)代佛教文化需要在新的歷史高度、新的理論格局上重新完成一次知識與信仰的整合，這對于佛教文化愈合長久以來的分裂之痛，療治百年以來的新創(chuàng)傷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于加強全球佛教文化圈的團結與溝通，推動世界佛教的交流和發(fā)展，尤為具有現(xiàn)實性及緊迫性。

　　星云大師認為人間佛教是21世紀和未來佛教發(fā)展的正道，其所闡釋的人間佛教既凸顯佛陀的本懷，也呼應現(xiàn)代社會注重“以人為本”、強調“社會參與”的價值關切，主張在原始佛教與后原始佛教之間，在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之間，在漢系佛教與他系佛教之間，在漢系佛教的各種傳統(tǒng)之間，都建立均衡和融和的立場，不限于一宗，不泥于一派，一方面直揭佛陀的本懷，一方面向一切佛教思想文化資源開放。大師這樣的理念和方法既突破了傳統(tǒng)中國佛教封閉性的判教思維，也超越了一些現(xiàn)代佛教學者所嘗試的排他性的佛教文化整合方式，以圓融和合的基本立場和包容開放的巧智善慧，推動全體佛教文化的整合，為當今及今后佛教知識與信仰的整合之道，樹立了標準，建立了典范，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因而構成星云大師對佛教的重要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