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教育怎么啦

　　我們的教育怎么啦

　　文/釋本性

　　我很敬佩王石,這不因他是有成就的企業(yè)家,而是因為,他60歲時,還重新步入大學,拿起書本,與青少年們一起,進修、充電。從老總到學生,他這一學,就是兩年。有人采訪,問他,既已功成名就,又這么大歲數(shù)了,還到這哈佛進修,為了什么?他的回答是:為了提升自己的修為,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

　　這讓我想到兩個字:教育。

　　佛教界有句流行語:佛教是一種教育,是一種生命的教育。

　　這里,暫不說佛教的教育。先看看我們今天的社會教育:

　　2011年4月1日,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到達大廳。已在日本5年的23歲留學生汪某對前來接機的母親顧某突然連刺9刀,致其當場昏迷。對于行兇原因,汪某稱:因為母親表示不會再給他錢。

　　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藥某,駕車撞人后又將被撞者連刺八刀,致其死亡,然后逃逸。藥某傷人后又殺人,就因為傷者記住了其車牌號,他擔心因此要負法律責任。

　　這兩例悲哀的事件,是人性的問題?還是教育的問題?

　　佛陀早說過,人人有佛性,人人可成佛。因此,人性,本質(zhì)是光明的,起碼,是良善的。

　　因此,遺憾,必定出在我們的社會教育上。

　　我總認為,人,確實不是頂著皇冠的驢子,要有文化才對。文化,要來自教育。但是,如果教育偏頗了,學到掌握作為的是不圓滿的文化,那就會事與愿違。

　　看看我們今天的社會教育,首先,先天不足。

　　新中國成立后,教育戰(zhàn)線克隆蘇聯(lián)模式,重能力技術(shù)輕品德修為,重理科輕文科,加之后來的屢破幾大舊,中華文脈幾被截斷,中華文明的載體失血,因此,傳統(tǒng)倫理與道德,便無地生長無處安立了。

　　改革開放后,有識之士呼吁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同時,強調(diào)以德治國,在學校加大力度提倡德智體全面發(fā)展,這樣,教育的后天補充了一些營養(yǎng),但在實踐中,經(jīng)濟被提到了決定性壓倒性的地位,經(jīng)濟效益成了成功或失敗的重要標準,全民皆為經(jīng)濟狂。在狂經(jīng)濟的大環(huán)境中,本就先天抵抗力不足,加上后天免疫力又有限,如此情形下,部分同胞,自然心中腦中胸中就缺失了共同倫理共同道德,也就不知不管慈愛、悲憫、仁義、誠信為何物,終至肆無忌憚,為已欲為了。

　　據(jù)此,一直以來,我們的社會教育,是生病的教育啊!

　　今天的社會,對此多有清醒的認識——社會缺失基本的道德與倫理,那辛辛苦苦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成果也將失去,因為,社會的各項成本,將由此而耗費太大。

　　古人對此,早有預見,更有實證。為此,才強調(diào),人生要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在這,德是為先的,而功則排于次,這就很能說明他們的見解。

　　為修德為明德,歷史上,有許多感人的典故:

　　漢文帝劉恒,侍奉母親殷勤。母親臥病三年,他親自侍候;母親所服湯藥,他親口嘗過后才放心。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其主政的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

　　元代大學者許衡,一日外出,天氣炎熱,口渴難耐。正好路邊有一梨樹,行人紛紛摘梨解渴,只有許衡一人不為所動。有人問他:為何你不摘梨呢?許衡說:不是自己的梨,怎么可以隨便亂摘呢?那人笑他迂腐:世道這么亂,管它是誰的梨。許衡說:梨雖無主,我心有主。

　　不久前,我應邀到廣州中山圖書館作一場禪宗文化的講座,期間,于市區(qū)不時可見廣東精神的標語,謂:厚于德、誠于信、敏于行。這令我很欣慰。老祖宗的寶物,終于有人敢于堂而皇之地搬出來用于大庭廣眾之下了。這是中華民族之幸啊。

　　當然,老祖宗的東西,未必都好,去其糟粕與取其精華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必須的。不僅如此,祖宗東西再好,也不會在何時何地皆顯得好。因為,還有對機應機對時應時的問題。為此,對祖宗的東西,還要給予創(chuàng)新加以創(chuàng)意,讓老的變青,讓青的變少,增加活力,激發(fā)青春。而這,需要我們的社會教育從蘇聯(lián)模式中擺脫出來,從改革開放后實踐中那種過于偏重直接為經(jīng)濟目的之教育狀況中更正過來,保持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fā)展在社會天平中的真正平衡。尤其,要全方位加強學生的人文教育,特別是倫理道德教育。并且,在體制上在制度上給予保證。

　　在這方面,佛教,作為中華文明舞臺的優(yōu)秀活躍主角之一,其將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愿我們的教育,不再生病。否則,日久生病,我們教育,就會病入膏肓,無藥可治,坐以待斃啊。這關(guān)乎祖國之命脈,更關(guān)乎民族之未來。